作者 文天祥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初至北营,抗词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州,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毘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我被任命为右丞相,兼任枢密使,总督各路兵马。当时元军已经逼近都城修门之外,迎战、坚守、迁都,诸策皆来不及施行。朝中缙绅、大夫、士人齐聚左丞相府,一时间束手无策,无人知道该如何是好。恰逢双方使者往来奔走,元方邀请当权者出面相见,众人都认为我若亲去走这一趟,或许可以纾解国难。国事到了这个地步,我不能只顾惜自身安危,心想元方也许还可以用言辞说动。况且以往出使往来,从来没有被留在北方的先例,我更想趁此机会窥察元方的虚实,回来再图谋救国之策。于是推辞了右丞相的职位而不就任,次日,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行。
初到北营,我慷慨陈词,言辞激烈,令元方上下颇为震惊,他们也不敢轻易小觑我宋国。不料吕师孟在前大肆诋毁,贾余庆在后阿谀献媚,我就此被拘押,无法返回,国事也因此变得无法收拾。我料定自己脱身无望,便当面痛斥元帅背信弃义,历数吕师孟叔侄的叛逆之罪,一心只想以死明志,不再顾忌个人得失。元方虽然表面上仍以礼相待,内心实则愤怒,两名元朝贵酋以“馆伴”为名,夜间出动兵士将我的住所团团围住,我就此无法回国了。
没过多久,贾余庆等人以祈请使的名义前往元都,元方强逼我一同北上,却不将我列入使者的名单。我按理应当自尽以全节,然而强忍着随行,正如古人所说,是“将以有为”,要留下有用之身以图大事。到了京口,趁机脱身奔往真州,立即将元方虚实尽数告知东西两路统帅,并约定联兵大举反攻。中兴宋室的机会,大概就在此一举了。在那里停留了两天,却等来了维扬主帅驱逐我的命令,无奈之下,只得改换姓名、隐匿行踪,在野草间穿行,露天而宿,日日与元军骑兵在淮河沿线周旋,忽隐忽现。饥寒交迫,无处安身,而追杀的命令又一刻不停;天高地远,求救无门,呼号之声根本传不到任何人耳中。后来寻得一条船,绕过渚州,出北海,渡扬子江,进入苏州洋,辗转经过四明、天台,最终抵达永嘉。
唉!我几乎丧命的经历,已不知有多少回了。当面痛斥元帅是该死;怒骂叛臣逆贼是该死;与贵酋同处二十日,争辩曲直,屡屡面临死境;离开京口时,怀揣匕首以防万一,几乎自刎而死;经过元军战舰停泊处十余里,被巡逻的船发现,几乎葬身鱼腹;在真州被逐出城门之外,几乎在彷徨中毙命;赶往扬州,路过瓜洲扬子桥,竟遭遇巡哨,无一处不是死路;在扬州城下进退两难,几乎是被白白送死;坐困桂公塘的土围之中,数千骑兵从门前经过,几乎落入贼手而死;在贾家庄,几乎被巡逻的士兵逼迫致死;连夜赶往高邮,迷失了道路,几乎陷入绝境而死;天刚蒙蒙亮,在竹林中躲避巡哨,数十名骑兵逻卒四处搜寻,几乎无处逃脱而死;到了高邮,制府发下公文,几乎以罪被捕而死;行走城子河时,穿行于横陈的乱尸之中,船与巡哨前后相随,几乎撞个正着而死;到海陵、到高沙,时刻担心无缘无故地死去;一路经过海安、如皋,共计三百里,元军与强盗往来穿行于其间,没有一天不是随时可死;到了通州,几乎因不被收纳而死;最后乘一叶小舟穿越惊涛骇浪,走投无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唉,死与生,不过是日夜交替的寻常事。死便死了,可那一路境况之险恶,危机层出不穷,根本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待到心痛平息之后再回想起那些痛苦,其滋味又是何等难言!
我在患难之中,时常以诗记录自己的遭遇。如今这些诗稿尚存,不忍丢弃,便在途中亲手抄录整理。出使北营、留居北关之外这一段,编为一卷;自北关出发,经吴门、毘陵,渡瓜洲,再回到京口这一段,编为一卷;脱离京口,奔赴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这一段,编为一卷;自海路抵达永嘉,来到三山,编为一卷。打算将这些诗稿藏于家中,留给后来的人读,让他们为我的志节而感伤。
唉!我能活着,实属侥幸,然而侥幸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作为臣子,君主蒙辱,臣死已不足以赎罪;作为儿子,以父母所给的身体行于险境,死了也还有未尽之责。想向君主请罪,君主不允;想向母亲请罪,母亲不允。唯有向先人的坟前请罪——生时无以救国难,死后仍愿化为厉鬼击杀敌贼,此乃大义。承蒙上天庇护,宗庙赐福,整修兵戈,随王出征,甘愿充当先锋;洗雪宗庙之耻,恢复高祖的基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同样是大义所在。唉,像我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为之赴死的地方了。倘若当初我的骨骸已委弃于荒草之间,我虽死得坦荡无愧,却没有任何可以向君亲交代的功绩,君亲又将如何看待我呢!实在没有料到,竟能重整衣冠,再见日月,若能在朝夕之间得以归葬故土,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有什么遗憾呢!
此年夏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人文天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取名《指南录》。
《指南录后序》是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其诗集《指南录》所作的序文,写于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至景炎元年之间。《指南录》之名,取自文天祥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以磁针始终朝向南方来比喻自己对南宋朝廷的忠贞之心,志向之坚,溢于笔端。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庐陵人。南宋末年最重要的抗元英雄之一,曾状元及第,官至右丞相。德祐二年,元军兵临城下,文天祥奉命出使元营谈判,却遭扣押。此后他辗转逃脱,历经数十次险死还生,一路南下重组义兵抗元,最终兵败被俘。景炎三年(公元1283年),文天祥在大都就义,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本文所记,正是他从被拘于元营到辗转逃回的那段九死一生的历程。作者以第一人称将这段亲身经历娓娓道来,措辞沉痛而不失从容,将个人的生死抉择置于国家存亡的大背景之下,字里行间满溢着以身殉国的决心与对南宋社稷的赤诚忠义。
《指南录后序》与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称为他文学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篇,前者以散文纪实,后者以诗歌言志,二者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一代忠烈的精神写照。
“辞相印不拜”中的“拜”,本义为就职受印,此处表示接受任命。文天祥推辞右丞相一职,故言“不拜”,意即不就任。这一用法在今日已基本消失,现代汉语中“拜”多指行礼或拜访,须加区分。
“予除右丞相”中的“除”,古义为授予官职,与今日“除去”“除掉”的含义截然相反。古代皇帝任命官员,常用“除”字,如“除吏”“除官”,均表示拜授,并无去除之意。
“以资政殿学士行”中的“行”,此处读第二声(háng),不是行走之“行”,而是充任某职务出行之意,表示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用作名词时,“行”指行列、品行;用在官职之后,则表示奉命出行。
“予分当引决”中的“分”,读去声(fèn),意为本分、理应。“分当”即“按照道义应当”,“引决”指自尽。全句意为:按理来说,我应当自尽以全节。“分”字用于此处,有一种沉重的自我审视之感。
“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中的“数”,读去声(shǔ),意为列举、历数。文天祥当面历数吕师孟叔侄的叛逆罪行,此“数”非数目之数,而是指责之意。这种用法在文言文中颇为常见,如“数罪并罚”之“数”即为同类用法。
“道海安、如皋”中的“道”,本为名词,此处活用为动词,意为取道、经由。“道海安、如皋”即取道海安、如皋两地,是名词用作动词的典型例子。判断是否活用,可看该字在句中是否充当谓语,且带有动作意味。
“北虽貌敬”中的“貌”,本为名词,此处活用为状语,修饰动词“敬”,意为表面上、在形态上。“貌敬”即表面上以礼相待,与“实则愤怒”形成鲜明对比。名词作状语的用法在文言文中十分普遍,须留意其位置与语义。
“羁縻”,读音为 jī mí,原指用绳索拴住牲口,引申为拘押、束缚之意。“予羁縻不得还”即我被拘押,无法返回。此词在外交史上也常用来形容笼络、约束边疆势力的政策,称为“羁縻政策”,两者意义相通。
“觇”,读音为 chān,意为窥察、暗中观察。“予更欲一觇北”即我更想趁机窥察一下元方的情形。此字形近“觉”,易于混淆,须注意字形差异。
“诟”,读音为 gòu,意为辱骂、责骂。“直前诟虏帅失信”即径直上前痛斥元帅背信弃义。此字含有激烈的情感色彩,比一般的“骂”更带有当众羞辱之意。
“靡”,读音为 mǐ,此处意为无、不能。“号呼靡及”即大声呼救,却无处求援、无从传达。与《曹刿论战》中“望其旗靡”之“靡”(倒伏)不同,需结合上下文辨别。
文言文中同一个字往往有多个读音与多种含义,如“数”“行”“靡”等,须养成结合语境判断的习惯,切勿死记硬背某一固定解释。遇到陌生字词,先看其在句中的位置,再推断其词性,最后联系上下文确定含义,三步走才能稳妥。
全文共七段,以时间为经、以情感为纬,叙事与抒情交织推进。
第一段交代出使的背景与动机。德祐二年二月,元军已围困都城,朝廷上下束手无策。文天祥受命出使,表面上是为了以口舌纾祸,实则心存窥察元方虚实、归而图谋救国之策的打算。他辞去相印、以学士名义出行,可见其此行带着主动求死而求得转机的复杂心境。
第二段记述被拘北营的经过。文天祥初至北营,慷慨陈词,令元方震动。然而吕师孟、贾余庆相继出卖,他随即遭到软禁。他明知无法脱身,干脆当面怒斥元帅,历数叛臣之罪,只求一死,不顾利害。此段将他置于死地的处境与视死如归的决心写得极为鲜明。
第三段记述辗转逃亡的经历。被迫随贾余庆等人北上途中,文天祥于京口伺机出逃,奔赴真州,欲联兵图谋大举,却遭驱逐。此后他变姓名、隐踪迹,在长淮间与元军周旋,历经饥寒交迫、追捕不断,辗转至永嘉,艰难之状令人动容。
第四段是全文情感最为激烈的一段。作者以排比铺陈的方式,历数自己从被拘到逃脱一路上几乎丧命的十余次遭遇,从“诋大酋当死”一直列举到“以小舟涉鲸波”,每一处均以“几……死”收束,层叠推进,造成强烈的震撼效果。段末“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是情感积压至极点后的一声浩叹。
第五段说明编辑诗集的缘起。文天祥在患难中以诗记事,将这些诗稿按行程分为四卷,汇成《指南录》,藏于家中,留给后人,希望他们能从中体会自己的志节与心迹。
第六段是全文的情感高潮,也是思想核心所在。文天祥从“臣”与“子”两种身份出发,反复追问幸生的意义,并给出了两个层次的“义”——以身殉国是义,留命图报也是义。全段语调沉郁而激越,以“复何憾哉”作结,将个人生死完全融入了家国大义之中。
第七段简短交代诗集定名,是全文的收束之笔。
全文七段,结构上呈现出“叙事铺垫——绝境陈情——志义升华”的内在逻辑。前三段以叙事为主,第四段以抒情为主,第五段过渡,第六段将个人经历升华为家国情怀,最后一段收束。这种由事入情、由情入义的写作脉络,正是本文感人至深的根本原因。
文天祥是本文唯一的核心人物,全文的叙事视角始终立于他自身,因此对他的认识必须从文字的缝隙中细加体味。
他首先是一个清醒的人。出使之初,他便看穿此行凶多吉少,“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一句,既是对现实的冷静判断,也是对自身处境的坦然接受。他并非不知危险,而是在知晓危险的前提下,选择了主动赴险。这种清醒与担当,比单纯的盲目赴死更令人肃然起敬。
他其次是一个倔强的人。被拘北营后,明知脱身无望,他不但没有低头求全,反而当面怒斥元帅、历数叛臣之罪,“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这份倔强,不是鲁莽,而是一种在绝境中仍然坚守自我的精神气节。
他还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挣扎的人,而这正是他最真实也最动人之处。第六段中,他反复叩问自己为何活着,身为臣子未能尽忠,身为人子令父母之体涉险,两重亏欠压于心头。“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他的求死之心与求生之责同时存在,相互拉扯。正因为有这层真实的挣扎,他最后选择留命图报才显得格外沉重,而非轻飘飘的一句大话。
文天祥的形象不应被简单化为“英雄不怕死”的单一标签。他在文中多次流露出对死的渴望,但每一次都以“将以有为”或“义也”为自己的苟活找到了精神支撑。这种对“义”的反复追问与确认,才是本文最深刻的人格展示,也是文天祥区别于一般英烈的思想深度所在。
《指南录后序》之所以能在宋代散文中占据一席之地,在于它将私人的生死经历写出了一种历史的重量。文天祥并非在平静地回忆,而是在亲历险境、尚未最终脱险之际,便已提笔记录,那份战栗与沉痛,因此格外真实。
全文最震撼人心的,是第四段的排比铺陈。“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几自刭死”“几从鱼腹死”……十余处险死还生,像是一本账簿,每一条目下面都是一次与死亡正面相触的经历。这种写法并非炫耀,而是用事实来说明一个问题:他活着,不是因为命好,而是因为他有意地选择活着。每一次险境,他都有足够的理由就此死去;他没有死,是因为他认为死在那里“不值得”,死得不够“义”。
文章的抒情方式也颇为独特。它不依赖华丽的辞藻,而是依靠节奏与语气来传递情感。第四段的排比,句式整饬,节奏急促,读来有一种喘不过气的紧迫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则在长段铺排之后骤然收束,以短促的感叹将情绪推至顶点,令人心下一紧。第六段的反问“幸生也何为”“君亲其谓予何”“复何憾哉”,则是在自问自答中完成了情感的升华,语调愈发沉郁而凝重。
本文与一般的“壮烈叙事”有所不同,它不回避软弱与挣扎,反而将“求死”与“求生”的两难悉数写入文中,让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天祥,而非只是一尊无懈可击的英雄塑像。这种诚实,正是本文打动人心的真正原因。
本文在写法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叙事、抒情与议论三者的有机融合。前三段以叙事为主,如实记录出使、被拘、逃脱的经过,文笔简洁利落,没有多余的渲染;第四段转入抒情,以排比铺陈的方式倾泻积压已久的沉痛;第六段则化为议论,以“义”字为核心,将个人际遇升华为家国情怀。三种笔法各司其职,转换自然,浑然一体,不见生硬拼接的痕迹。
在句式的运用上,文天祥善于以长短句交替来调控叙事节奏。叙事时多用短句,如“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简练紧凑,有一种行色匆匆的急迫感;抒情时则以排比长句层层堆叠,制造出强烈的情感冲击。两者穿插使用,使文章在节奏上张弛有度,读来不觉单调。
引号与对话的处理也颇见匠心。文中虽少有直接引语,但“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昔人云将以有为也”“悲予志焉”等间接引述,将旁人的态度、古人的智慧与自己的心迹一并纳入叙述,使得文章视野开阔,不局限于一己的苦难陈诉。
《指南录后序》的文学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真”字。文天祥没有刻意把自己写成铁板一块的英雄,而是如实呈现了那段岁月中的恐惧、挣扎、自责与坚持。正因为这份坦诚,文章所传递的忠义之气才分外有力——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经过生死考验之后的真实选择。
一、选择题
1. 下列对“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 国家已经灭亡,我无法再保全自身
B. 国事危急至此,我不能只顾惜自己的性命
C. 国家大事,我没有资格插手
D. 局势太过危险,我已无法保护自己
2. “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中“引决”的意思是
A. 引导决策
B. 引兵退却
C. 自尽、以死明志
D. 拒绝命令
3. 关于第四段大量排比“几……死”的写作意图,下列说法最为准确的一项是
A. 夸耀自己历险之多,以彰显个人勇武
B. 以铺陈的方式,真实再现逃亡路途的险象环生,突出处境之绝望与求生之艰难
C. 列举死亡的方式,表达对死亡的恐惧
D. 描写元军的强大,为后文的兵败作铺垫
4. “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这句话所表达的核心含义是
A. 留命图报与以身殉国,同样都是义之所在
B. 战死沙场才是真正的义,苟且偷生毫无意义
C. 鞠躬尽瘁是臣子本分,誓不与贼共存是武将职责
D. 文天祥已决心自尽,以死殉国
二、阅读理解题
5. 文章第六段中,文天祥反复追问“幸生也何为”,请结合全文,简要说明他最终为自己的“幸生”找到了怎样的意义。
6. 本文第四段历数十余次险死的经历,语气却始终保持沉郁而非激愤,请简要分析这种语气背后所流露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