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维桢
劝郎莫上南高峰,劝侬莫上北高峰。
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杀侬。

竹枝词原是巴蜀一带的民歌,曲调轻盈,歌词质朴,多写男女情事。唐代诗人刘禹锡谪居夔州时,采纳当地民歌的形式,仿写了一批竹枝词,从此这一体裁进入了文人诗歌的序列,流传日广。到了元代,竹枝词依然是文人写风土人情、男女相思时惯用的体裁,而杨维桢写的这组《西湖竹枝词》,正是沿着这条路子来的。
杨维桢长期在江南一带生活,对杭州西湖极为熟悉。西湖周围群山环绕,南高峰与北高峰是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两座,天气变化时,山顶往往云雾缭绕,遥望如画。他以西湖的山水为背景,借民歌中惯用的“劝郎”口吻,写出了一个女子对情郎的眷念与牵挂。这首诗读来轻巧,却有一种情绪藏在字里行间,说不清,但感得到。
元代文人写竹枝词,往往比唐宋更大胆,情感的表达也更为直白。杨维桢的这首诗,便带着那个时代民歌风气留下的痕迹——口语化、有动感、情感直接,却不流于粗俗,在直白里藏着一层回味。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元代著名诗人。他诗风奇峭险劲,被称为“铁崖体”,在元代诗坛独树一帜。他留下了大量竹枝词,题材多写江南风物与男女情事,语言活泼,兼具文人雅致与民歌的自然气息。
劝郎 “劝”是叮嘱、提醒的意思,“郎”指情郎,是民歌中对心上人的常用称谓。“劝郎”二字开篇,即是一个女子的口吻,把读者一下子拉进了一段情事之中。
南高峰 西湖南岸的一座山峰,海拔不高,但山顶时常云雾聚集,视野时好时坏。古时登高望远,是文人墨客常有的行为,这里借“南高峰”写出登高之心的牵绊。
北高峰 与南高峰遥遥相对,位于西湖北侧,山势稍陡,雨水较南峰更为充沛。南北两峰一云一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后两句的意象做了铺垫。
侬 吴语方言,第一人称代词,意为“我”。这个字出现在竹枝词中,是典型的民歌用法,带着江南女子说话时的柔软语气,与“郎”字对应,构成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
云雨 表面是写南高峰的云、北高峰的雨,点明两座山峰各自的天气特征;深一层,“云雨”在古典文学中是男女情事的隐语,出自宋玉《高唐赋》中楚王与巫山神女相会的典故,“朝云暮雨”由此成为情爱的象征。诗人在这里一语双关,山上的自然景象与心里的情思叠合在一起,读来含蓄而有韵味。
愁杀侬 “杀”在这里不是动词,而是用作副词,表示“极”“甚”的程度,相当于“愁煞了我”。这种用法在唐宋以来的诗词中较为常见,如“愁杀渡江人”之类,读来有一种被情绪压倒的语气,十分贴近民歌的口吻。
侬 读 nóng,第二声,是吴语方言词,在现代普通话中并不常见,但在古诗词尤其是竹枝词中出现频率极高,代表说话者“我”的意思。
杀 这里“愁杀侬”中的“杀”是程度副词,不是动词,读音仍为 shā,与“杀死”的“杀”读音相同,但含义完全不同。理解时须注意语境,不要因为看见“杀”字就往“消灭”的方向联想。
催 “云雨相催”是说南峰的云与北峰的雨互相激荡、相互推动,催生了无尽的愁绪。这里的“催”有一种时间流逝、情绪堆叠的动感,朗读时可以稍作停顿,感受这种层叠之意。
朗读这首诗时,整体语调宜带几分民歌的轻柔与俏皮,不要读成沉重的悲叹。“劝郎莫上”重复出现,是民歌中常见的回环句式,读时语气应稍有变化,第二遍比第一遍更带一点无奈;“愁杀侬”三字收尾,语调可以微微下沉,把那份被云雨压着的惆怅,轻轻落在最后一个字上。
这首诗看起来简单,四句话,写的不过是一个女子劝情郎别上山的话,但读完之后会发现,那股余味来得悄然,藏在“云雨”二字里,藏在“愁杀侬”那一声轻叹里。
开头两句,“劝郎莫上南高峰,劝侬莫上北高峰”,以两个完全平行的句式叠加,是竹枝词惯用的复沓手法。第一句劝情郎,第二句转过来劝自己——侬,是“我”。这个转折很有意思:她先劝别人,再劝自己,说明这两件事她都想过,南峰不能去,北峰也不能去,去了就会生出无端的愁来。复沓句式在民歌里有一种咏叹的效果,重复一遍,情绪便跟着叠了一层。
第三句“南高峰云北高雨”,写的是两峰的实际景象:南峰常有云,北峰多有雨。两地天气各异,合在一起,恰是“云雨”。宋玉《高唐赋》中,楚王与巫山神女相会,神女自言“朝云暮雨”,此后“云雨”便成了情爱的隐语,历代诗人沿用。杨维桢在这里把实景与典故叠合,山上真有云雨,心里也有一段云雨,说的是天气,其实说的是情事。
末句“云雨相催愁杀侬”,是全诗的情感落点。云与雨互相推动,催着愁意涌上来,最终落在“愁杀侬”三字——那份愁是被外物催出来的,是被山上的云、山上的雨,是被心里那段说不清楚的情意,一层一层推着涌上来的。
这首诗的精妙,在于“云雨”二字的双关。写天气是表,写情事是里,两层意思并行不悖,彼此映衬。这种手法不靠刻意雕琢,而是借了民歌口吻的自然——正因为语气像是随口说的,那层深意才更耐人寻味。
这首诗的表层写的是女子对情郎上山的劝阻,但情感的核心,是相思与眷念。
她劝情郎莫上南高峰,又劝自己莫上北高峰,两座山都不去,是因为去了便会生出愁来。这种“绕着走”的心理,说的其实是对情事的执念——不敢触碰,是因为一旦触碰,便难以自持。“愁杀侬”三字,是整首诗情感最浓的地方,那份愁不是外加进来的,而是被山上的云和雨、被心里惦记着的那个人,一点一点催出来的。
竹枝词自刘禹锡始,一直保留着民间女子说话的口吻,率真、直接,不绕弯子。这首诗也是如此:她不说“我想念你”,而是绕着弯子说“莫上南高峰”“莫上北高峰”,把思念藏在劝阻里,情感含而不露,却又处处可见。这种说话方式,是民歌里独特的含蓄——说的是一件事,意思是另一件事。
南高峰的云、北高峰的雨,不是单纯的风景描写,而是承载情感的意象。云雨相催,愁意也随之叠加。诗人借自然现象写内心状态,山上的气候变化,成了女子内心情绪起伏的外化。这种情景交融的手法,是中国古典诗歌一贯的传统,在竹枝词这样的民歌体裁里,用得尤为自然。
读这首诗,不必急着把“云雨”的典故对号入座。双关的妙处,在于两层意思同时存在,各自成立。先感受山上云雨的实景,再品味情感层面的回味,两者并行,才能体会到这首小诗的完整韵味。
竹枝词这个名字,听起来颇有些诗意,但它最初并不是文人的创作,而是巴蜀山地一带的民间歌谣。歌者唱歌时,往往手持竹枝,和着鼓声与号子,边唱边舞,“竹枝词”因此得名。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到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之后,听见当地百姓唱的竹枝歌,觉得曲调有意思,便模仿民歌的语气,自己写了一批。他写的竹枝词,语言接近口语,情感直白,题材多是男女相思或风土人情,读来与正统诗歌的端庄面貌大相径庭。正因如此,这一体裁在文人诗歌中显得别具一格,历代都有诗人染指。
到了元代,竹枝词的风气在江南一带尤为兴盛。杨维桢在杭州期间,写了大量以西湖为题的竹枝词,这组《西湖竹枝词》便是其中的代表。他用民歌的口吻写西湖周围的风物与情事,语言比宋代文人更为活泼,情感也更为直接,有一种不太顾忌规矩的自由气息。这和他整个人的风格也是一致的——他的诗被称为“铁崖体”,奇崛险峻,不走寻常路,而写起竹枝词来,那股不拘一格的劲头,更是显而易见。
民歌最大的特点,是说话像真的在说话,而不是在作诗。这首《西湖竹枝词(其三)》里,“劝郎”“侬”“愁杀侬”,都是带着方言气息的口语表达,读起来像是某个江南女子随口说的话,却偏偏有着诗的结构和意境。这种“像在说话的诗”,正是竹枝词这一体裁最值得细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