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宗棠
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贯木树扶栏。
谁其化险贻之安,嵩武上将唯桓桓。
利有攸往万口欢,恪靖铭石字龙蟠。
戒毋折损毋钻刓,光绪二年六月刊。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彼时,阿古柏势力盘踞南疆大部,天山南北的通道既是行军要道,也是粮草辎重转运的生命线。天山山脉横亘新疆腹地,山路崎岖险峻,峭壁与深谷交替相伴,人马行走其间,稍有疏失便可能失足落崖。在大军远征、后勤繁重的情形下,道路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整场战局的成败。
左宗棠遂下令在天山沿途最为险要的三十二处路段,凿石立木,修造扶栏,以护行人之安。这项工程由嵩武军将士主持施工,在崇山峻岭之中,逐段凿岩架木,历经艰辛,方才将这道护栏一段段竖立起来。
光绪二年六月(1876年),扶栏工程全部告竣。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下这篇铭文,命人镌刻于天山道旁的石壁之上。铭文记述了工程的缘起与完成经过,褒扬了嵩武军将士的功劳,并郑重告诫过往行人,切勿损毁这来之不易的设施。这首诗,既是对一段建设历程的忠实存档,也是对后来者的一份公开嘱托。
这篇铭文写于西征期间,左宗棠尚未完全收复新疆。天山扶栏的修建,是他在军事部署之外,对后勤与道路建设的重要安排,体现了他“未战先治道”的战略眼光,也反映出他在主持军务的同时,始终将士兵与百姓的行路安全放在心上。
三十有二般 “般”此处意为“处”“段”,指天山沿途共三十二处险要路段。“有”在古文中通“又”,是数字连接的惯用写法,“三十有二”即三十二。这个数字并非虚写,而是对实际工程量的如实记录,读来让人感受到工程规模之大。
伐石贯木 “伐石”是凿取石材,“贯木”是穿引木料,合在一起描述的是修建扶栏的具体工序:先凿石打桩,再穿木为栏。“伐”与“贯”两个动词,将工程步骤浓缩在四字之中,简洁却不失具体。
树扶栏 “树”在此作动词,意为“竖立”“设置”,并非树木之意。“扶栏”即护栏,供行人扶持借力、防止失足之用。
化险贻之安 “化险”是将险途改变,“贻”意为“留给”“给予”,“贻之安”即为后来者留下一份平安。整句是说:谁能将这险峻的山路化为安全之道,把平安留给往来的人?
嵩武上将 “嵩武”是清军西征时的一支精锐部队“嵩武军”的简称,“上将”即主将、统帅。这里是称颂负责组织修建扶栏工程的军事将领,将功劳明确归于嵩武军,是对将士劳绩的正视。
桓桓 威武雄壮的样子。《诗经》中已有“桓桓于征”之句,形容武将出征时的英勇气势。左宗棠在此借用这一叠词,既赞将领之勇,也含敬重之意,读来掷地有声。
利有攸往 语出《周易》,意为“于往来之事有利”,引申为道路通畅、行走便利。左宗棠引用这一典故,是在说扶栏修成之后,天山道路终于可以顺畅通行,往来的人再不必担惊受怕。
恪靖 左宗棠平定新疆后被朝廷封为“恪靖侯”,“恪靖”二字出自封号。“恪”意为谨慎尽职,“靖”意为安定。铭文中以“恪靖”自称,兼有身份说明与刻石留名的用意,是古代铭文的惯常写法。
字龙蟠 “龙蟠”形容文字遒劲有力、气势如龙盘旋。这里是说铭文所刻的文字,笔力雄健,气势不凡,带有几分对自己题字的自矜,却不显张扬。
钻刓 “刓”读 wán,意为削磨、损毁。“钻刓”合指凿挖损坏,这里是告诫过往行人不要以任何方式破坏扶栏——无论是折断还是凿损,都在禁止之列。
般 “三十有二般”的“般”读 bān,第一声,是量词,意为“处”“段”。日常口语中“般”字常见于“一般”“般配”等词,读音相同,但含义不同,此处须理解为计量险要处所的单位,不可混淆。
贻 “贻之安”的“贻”读 yí,第二声,意为“给予”“留下”。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仍有使用,如“贻笑大方”(留下笑柄给大方之家)即同此读音,掌握这个常见词,便不会误读“贻”字。
桓桓 读 huán huán,两字同音,均为第二声。这个叠词形容威武之貌,朗读时宜读得饱满有力,才能传达出诗中赞颂将领的语气与分量。
攸 “利有攸往”的“攸”读 yōu,第一声,是文言助词,表“所”的意思,“攸往”即“所往之处”。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极少单独出现,遇到时可将其理解为“所”字,配合上下文语义即可读通。
恪 “恪靖”的“恪”读 kè,第四声,意为谨慎尽职、恪守本分。这是一个容易误读的字,常见错误是读成 gè 或 què,须特别注意,读第四声。
刓 “钻刓”的“刓”读 wán,第二声,意为削磨、损毁。这是一个生僻字,与“刊”字形近,但读音与含义截然不同:“刊”读 kān,是雕刻、出版之意;“刓”读 wán,是损毁之意。铭文最后一句“光绪二年六月刊”的“刊”,与“钻刓”的“刓”形近却意反,阅读时须仔细辨别。
朗读这首铭文时,节奏应沉稳而有力,每句七字,两两一顿,落点清晰。“桓桓”二字可稍作加重,以彰显对将士的褒扬之情。末句“光绪二年六月刊”宜读得干净利落,短促收尾,如铁凿落于石面,一声定音。
这篇铭文以七言为主,语言简洁,句式整齐,是典型的古代铭文体裁。铭文本是刻于器物或石壁上的文字,讲究简练与郑重,左宗棠写这篇铭文,也遵循了铭文一贯的风格——字少事清,不作渲染,却字字有分量。
开篇两句“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贯木树扶栏”,先点明规模,再说工程,像是一份简报,却不显枯燥。“三十有二”这个数字,让人感受到工程之大;“伐石贯木”四字,把修建扶栏的艰辛浓缩在动词之中,一字不多,已能让人想见工匠在山崖上凿石穿木的景象。这两句写事,写得踏实,没有一丝夸张的成分,是铭文最本分的样子。
“谁其化险贻之安,嵩武上将唯桓桓”,这两句一问一答,先问谁能化险为安,随即给出答案——是嵩武军的将士们。“唯桓桓”三字,是全诗最有气势的地方。“唯”字带着一种排他性的肯定,“桓桓”则是对将士威武之姿的直接刻画,连用叠词,力量倍增。这两句写人,写的不是某一位将领,而是整支军队,褒扬的是一种集体的担当与勇气,读来令人振奋。
“利有攸往万口欢,恪靖铭石字龙蟠”,扶栏修成,道路通畅,“万口欢”三字写的是百姓与军士的反应,朴实直接,却能让人感受到那种如释重负的喜悦。“恪靖铭石”是左宗棠的落款——他以封号自称,既是身份的说明,也是对这项工程的郑重认可。“字龙蟠”是对铭文本身的描述,带有几分对自己题字的自矜,但并不张扬,只是陈述。
末两句“戒毋折损毋钻刓,光绪二年六月刊”,笔锋一转,从颂扬转为告诫。两个“毋”字连用,语气明确而庄重,是对过往行人的郑重嘱托:这扶栏来之不易,请好好珍惜,切勿损坏。最后以时间落款收尾,干净利落,一如铭文的本色。
整篇铭文最值得细品的,是它的功能意识。它不是文人的抒情之作,而是一篇有明确目的的公共文字:记录工程、表彰将士、告诫行人。左宗棠用诗的形式来完成这些功能,在简洁中不失庄重,在记事中兼有情感,使这篇铭文既可刻石传世,又朗朗上口,令人印象深刻。铭文与诗兼而得之,是这首作品最独特的地方。
这篇铭文的核心,是一个字:“安”。从险到安,是它记录的事;护这份安,是它告诫的事;而让这份安能够长久留存,是它刻石立铭的用意所在。
铭文开篇便点出“三十有二般”这个具体数字,不虚不夸,如实记录了天山道上的险要处数。这种写法与左宗棠一贯的行事风格相符: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做事之前先摸清底数,做完之后要如实留档。这篇铭文首先是一份记录,一份对这段历史的忠实存档,数字的精确,正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嵩武上将唯桓桓”并非空洞的溢美之词,而是基于实际功劳的认可。在险峻的山路上凿石立木,需要工匠的技艺,也需要将士的组织与保障,绝非易事。左宗棠将这份功劳明确归于嵩武将士,是一种对劳绩的正视,也是对长期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士卒的一次公开嘉奖。
铭文末句“戒毋折损毋钻刓”,在今天看来有些像公共设施旁的告示,但在那个年代,能将这样的警示以铭文的形式刻于石壁,是一种相当务实的公共管理意识。左宗棠明白,扶栏修好了,若无人看护,终究会毁于无知之手,因此选择以最郑重的方式——铭石——来表达这份警示,令其与扶栏长久并存。
左宗棠在新疆期间,既主持军事,又着力于道路、水利、屯田等民生事务,这篇铭文正是他“军政并举”思路的一个缩影。读这首诗,不能只看到一位武将,更要看到一个兼顾建设的地方主事者,他在战局尚未平定时便着手整治道路,足见其眼光之远。
天山道上有很多路过的人。大多数人走过那段扶栏,并不会停下来细读那块石上的文字。押运粮草的兵卒,赶着骆驼的商人,来往于南北疆之间的信使,他们只需要那道栏杆在,能扶着走过去,就够了。
左宗棠大概也知道这一点。铭文不是单单写给路人看的,是写给后来者看的——写给那些翻阅档案的史官,写给那些日后行经此道、对这道栏杆感到好奇的人,也写给他自己。他在光绪二年六月立下这块碑,是在说:这件事发生过,我们做了,做好了。
后来新疆光复,左宗棠班师,这道扶栏在天山道上又存续了多少年,已经无从考证。道路会因地形的改变而改道,木栏会因风雪的侵蚀而朽坏,山崖也可能因地震而改变面貌。那块刻着铭文的石壁,今日是否还在原处,无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但这篇铭文留下来了。它被收进了文集,被后人抄录,最终进入了史料之中。铭石会朽,文字会传。左宗棠或许正是明白这一点,才选择以诗的形式来写这篇本来只是告示性质的铭文——诗句比告示更容易让人记住,也更容易被人复抄,从而流传下去。
一道山间的护栏,以文字的方式,走出了天山,走进了书页之中。这大约是那块铭石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