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丁肇中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瞭望》周刊授予我的“情系中华”征文特别荣誉奖。我父亲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传统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缅怀我的父亲,我写了《怀念》这篇文章。多年来,我在学校里接触到不少中国学生,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谈谈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怎样了解自然科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四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两个词语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观点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地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满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唯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丁肇中,一九三六年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祖籍山东日照。父亲丁观海是工程学教授,母亲王隽英是心理学家,两人均受过高等教育。丁肇中幼年随父母辗转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直到十二岁才开始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此前的学业大多在家中由父母指导完成。这段特殊的成长经历,使他从小便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也在无形中塑造了他日后在科研道路上不轻易循规蹈矩的性格。
一九五六年,丁肇中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就读,先后取得数学与物理双学士学位,并于一九六二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逐渐确立了自己在粒子物理领域的研究方向。一九七四年,他领导的实验团队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命名为J粒子(同年,加州斯坦福的另一团队也独立发现了同一粒子,命名为ψ粒子),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物理学界对粒子世界的认识。一九七六年,丁肇中因此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继李政道、杨振宁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
与许多获奖科学家不同,丁肇中在领奖时坚持用中文发表演讲,表达了他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深厚情感。他长期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同时主持多项大型国际合作实验项目。他对中国学生的观察与思考,正是《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这篇演讲的现实依据。
这篇文章的前身是一篇演讲稿。一九九一年,丁肇中在北京接受《瞭望》周刊“情系中华”征文评选特别荣誉奖时,发表了这篇演讲,后来整理成文章发表。他选择在这个场合谈论中国学生与科学精神的问题,并非偶然。在他多年执教麻省理工学院的经历中,接触过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大量留学生,深切感受到这些学生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善于应试、勤于读书,却在面对开放性的研究课题时显得手足无措。
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丁肇中看来,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底色有着直接的关系。儒家教育强调的是对经典的研习与内化,知识的获取途径是“读书”与“领悟”,而非“实验”与“探索”。王阳明“格竹”的故事在文中被反复提及,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太过典型地呈现了传统教育观念中对“格物”的误解——把外在世界的探察,变成了对内心的自我审视。
这篇演讲稿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彼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深化阶段,大批学生赴海外求学,中西教育理念的碰撞与摩擦在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丁肇中以亲身经历为证,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发声,赋予了这篇文章独特的说服力与现实分量。
全文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脉络清晰,逐层推进。
第一层(第一至五段)交代写作缘由,并从《大学》中“格物致知”的本义切入,指出传统中国教育对这一概念的曲解。丁肇中没有直接批评,而是先援引儒家经典,再以王阳明格竹的轶事作为具体佐证,让读者在历史案例中自然感受到问题所在。王阳明坐在竹子面前硬想七天的画面,轻描淡写却极具讽刺效果,把“向内求”与“向外探”之间的根本差异说得一目了然。
第二层(第六至九段)集中阐述实验精神在科学中的核心地位。丁肇中从科学史的角度立论,指出新知识的获取只能依赖实地实验,而非清谈与冥想。他进一步说明实验并不是毫无方向的操作,而是需要目标、计划、判断力与灵感的综合投入,强调了“积极探索”与“消极观察”之间的本质区别。
第三层(第十至十一段)把目光拉回到现实,指出王阳明式的思维方式在当代中国读书人中依然存在,并以此解释中国学生“考试高分、研究茫然”这一普遍现象。这一层是前两层论述的汇合点,既呼应了对传统教育的分析,也接上了实验精神的重要性,完成了从历史到现实的跨越。
第四层(第十二至十三段)以作者自身的留学经历作为例证,再以结论收束全文,呼吁中国学生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将实验精神内化为文化自觉。
全文的论证逻辑可以概括为:先溯源(格物致知的本义与误读),再立论(实验精神的重要性),后联系现实(中国学生的现状),最后以个人经历作证,以呼吁作结。四层环环相扣,既有历史纵深,又有现实针对性。
这篇文章在论证方式上有两个值得细看的特点,一是举例论证,二是对比论证,两者相互配合,贯穿始终。
举例论证是文章最显眼的手法。王阳明格竹的故事是全文最核心的例子,它的作用不只是增加趣味,更是把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具象化为一个有场景、有过程、有结局的真实故事。读者看完这个故事,不需要作者多加解释,便能感受到“向内冥想”与“向外实验”之间的荒谬落差。此后作者又以自身留学经历作为第二个例子,完成了从历史案例到个人体验的转换,使论证更具说服力与亲切感。
对比论证则隐含在文章的整体结构里。“传统教育”与“现代科学”构成一组对比,“向内领悟”与“向外探索”构成另一组对比,“考试高分”与“研究茫然”又是一组对比。这些对比并不是刻意堆砌的,而是随着论述的推进自然呈现出来,让读者在比较中形成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丁肇中在文中对王阳明的批评,并非否定儒家文化的全部价值,而是专门针对“以内心领悟替代外部实验”这一倾向。把这篇文章理解为全面反传统,是对作者立场的误读。
文章第四段关于王阳明格竹的叙述,是全文最值得细读的段落。
丁肇中在这段里用了极为克制的语言:“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寥寥数语,却把整个事件的荒诞感写得入木三分。“硬想”两个字尤其传神——不是“静思”,不是“冥想”,偏偏是“硬想”,这个词带着一种执拗与蛮劲,暗示了这种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最终“头痛”的结局不过是必然的报应。
紧接着作者的评语也只有一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明明”两个字带着淡淡的调侃,却道出了问题的要害。儒家的“格物”本应是向外探察事物,王阳明却把它变成了向内审视自心,方向一错,再怎么“用功”也只能是南辕北辙。
文章第十一段同样值得关注。“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满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这句话没有任何修饰,直白到近乎冷酷,却是最真实的观察。“近满分”与“不知所措”之间的落差,正是整篇文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作者在第十二段自述留学经历时,用了“不知吃了多少苦”和“彷徨恐慌”这样的字眼,毫不回避自己曾经的困境。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愿意坦承这段狼狈的经历,反而让整篇文章多了一份朴实的力量,也使他的呼吁不像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更像是过来人的肺腑之言。
这篇文章的语言风格是理性与平实并存的,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演讲者的亲切,两者结合得相当自然。
在叙述方式上,丁肇中习惯先摆现象,再说道理。他不急于下结论,而是先把事情讲清楚——传统教育怎么定义格物致知,王阳明怎么“格”竹子,实验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得出判断。这种先铺陈、后论断的方式,给读者留足了思考空间,不显得强迫。
在取例上,作者选取的两个例子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一个是六百年前的大儒,一个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前者代表历史,后者代表现实;前者是旁观者的描述,后者是当事人的自白。两个例子放在一起,横跨数百年,却指向同一个问题,论证的时间跨度赋予了文章额外的厚重感。
此外,文章的收束处理得干净利落。最后一段把“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归纳为两点,语言简洁,逻辑清晰,没有任何多余的抒情,在直白的呼吁中结束全文。这种不煽情、不拔高的结尾方式,与文章整体的理性气质十分吻合。
这篇文章的核心主张,是呼吁中国学生培养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也就是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探索的姿态去面对自然与世界,而不是停留在书本和理论的层面上自我满足。
丁肇中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所批评的,是一种具体的学习倾向——重理论、轻实践,重记忆、轻探索。这种倾向在应试环境中得到了强化,却在真正需要创造与发现的研究工作面前暴露出致命的缺陷。
文章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但其中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每一个只习惯于“按要求完成”而不懂得“主动提问”的学生,多少都带着一点王阳明式的影子。真正的格物致知,不是坐在竹子面前硬想,而是走近竹子,动手去量、去切、去观察,然后从实践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理解。
格物致知的精神,归根结底是一种对未知世界保持好奇、不轻易满足于现成答案的态度。这不只是科学研究的要求,也是一个人在任何领域真正有所作为的前提。
A. 说明儒家经典对现代教育没有任何借鉴价值,应当彻底抛弃。
B. 借助“格物致知”的原始含义,指出传统教育对这一概念的曲解,从而引出全文的中心论点。
C. 赞扬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在培养科学精神方面的独特贡献。
D. 介绍《大学》的主要内容,帮助读者了解儒家经典的基本思想。
答案: B
解析:“格物致知”的本义是从探察外物而得到知识,这与现代科学的实验精神是相通的。作者援引这一概念,正是为了说明传统教育将其扭曲成了“向内领悟”的工具,丢失了其本来的探索精神。A项过于极端,文中并无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意思;C项与文意相反;D项只是表面理解,没有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
A. 王阳明是一个懒惰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不值得后人学习。
B. 竹子是很难研究的植物,即便是大学问家也无从下手。
C. 传统儒家将“格物”理解为内心领悟,而非外部实验,这种方向上的偏差导致了知识探索的失败。
D. 做学问需要有耐心,坚持七天虽然失败,但精神值得肯定。
答案: C
解析: 王阳明“格竹”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不够勤奋,而是方法根本就错了——他把“探察外界”变成了“思索自心”。作者用“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一句点明要害。A项对王阳明的评价失之偏颇;B项误解了故事的指向;D项则完全颠倒了作者的态度。
A. 实验是一种被动观察自然现象的过程,只需耐心等待便可得到结论。
B. 实验需要积极主动的探索态度,有具体的计划与适当的目标,还需要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
C. 实验的关键在于精密的仪器和充足的经费,这是一切科学发现的前提条件。
D. 实验只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学科中并不需要这种精神。
答案: B
解析: 文章明确指出,实验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并强调要有适当的目标、实验者的判断力与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A项与原文“不是消极的观察”相悖;C项文中未提及;D项也与文章结尾“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相矛盾。
A. 文章综合运用了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以王阳明格竹的历史案例和作者留学的亲身经历为支撑,使论证更有说服力。
B. 文章语言平实而严谨,既有演讲者的亲切口吻,又保持了议论文应有的逻辑清晰,两者结合自然。
C. 作者在文中大量引用外国科学家的成就和名言,以西方权威的论断来证明实验精神的重要性。
D. 文章的结构层次清晰,从溯源格物致知的本义,到阐述实验精神,再到联系现实,最后以呼吁作结,脉络有序。
答案: C
解析: 文章的例证全部来自中国:王阳明是明代儒家学者,作者本人也是华人科学家,举的也是自己在美国求学时的亲身经历。文中并没有大量引用外国科学家的名言或成就,C项的描述与原文实际内容不符,故为不正确选项。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地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这段文字与上文王阳明“格竹”的故事有什么内在联系?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再次提到竹子?
答案: 这段文字是对王阳明“格竹”故事的直接回应与纠正。王阳明坐在竹子面前冥想七天,代表的是“消极的、向内的”探察方式;而这段文字描述的栽种、观察、切叶、用显微镜研究,则是“积极的、向外的”实验方式。两者用的是同一个对象——竹子,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探索路径,对比效果鲜明。
解析: 作者在此处刻意沿用“竹子”这个意象,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呼应。读者读到这里,自然会把两种“格竹”方式并排放在脑海中比较,前者的荒诞与后者的合理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呼应手法使文章的内部逻辑更加紧密,也让“什么才是真正的格物”这个问题有了最直观的答案。
答案: 这句话是全文的落脚点。作者用“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表述,暗示实验精神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尚未真正扎根,还只是外来的、学来的东西,而非内化的文化自觉。他希望的,是这种精神能够像格物致知的概念本身一样,成为中国人看待世界、探索知识的基本方式。
解析: 这句呼吁背后有一层隐含的判断:中国文化并非天然排斥实验精神,《大学》中“格物致知”的本义恰恰与实验精神相通,只是在历史演变中被误读和遮蔽了。作者所说的“新的认识和思考”,不是要引进外来的东西,而是要重新找回本来就应当属于中国文化的那一部分。这赋予了这篇文章既批判又建设的双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