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绪以多种方式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决策和行为反应。例如,愉快的情绪能够增强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而焦虑或抑郁则可能导致决策偏差或注意力受限。我们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情绪的支配,更具有主动调节和管理自己情绪状态的能力。这种情绪调节能力对于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维持心理健康和高效实现个人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情绪调节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外显调节”——即需要主观意识觉察和意图努力的情绪干预,比如自我安慰、情绪再评价等策略。
然而,随着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即“内隐-外显情绪调节连续谱系”。该理论认为,情绪调节并不局限于有意识、刻意控制的外显方式,还包括很多不自觉、自动化发生的“内隐调节”过程。内隐情绪调节,指那些在缺乏主观觉察、无须持续努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自动神经过程,比如由于长期习得的应对习惯或环境线索引发的自动情绪调整。外显情绪调节则指个体有意识地发起并监控的行动,比如积极自我对话、反思或情境回避等。
本节引入并详细阐述“内隐-外显情绪调节连续谱系”的理论框架,涵盖从高度自动化、无意识进行的调节,到完全有意识控制的调节方式。该框架整合了基础神经科学和临床领域的大量发现,强调这两种类型的调节机制可能在大脑中通过不同神经环路实现,相互作用并决定个体情绪适应与心理疾病风险。
例如,内隐调节与杏仁核和内侧前额叶皮层等区域的活动紧密相关,而外显调节则更多依赖于背外侧及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等掌管认知控制的脑区。理解内隐与外显调节的不同及其在个体健康和障碍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情绪调节的本质,并为促进心理健康和开发更有效的情绪障碍干预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情绪是一种目标导向的人际互动过程,常常在真实或预期的社会关系中展现。例如,在公开发言时产生的紧张感,或遇到不公待遇时感受到的愤怒,都是情绪的表现。当个体关注某一特定情境,并认为该情境与自己的目标相关时,情绪就会被激发出来。
情绪的发展会引起主观体验、外部行为表现以及一系列生理变化。这些反应具有进化上的连续性,既包括“情绪性”反应,也包括“认知性”成分。情绪本身是一种“推动力量”,驱使我们倾向于做出某种行为。
情绪的模态模型提出,情绪是一种目标导向的人与情境的动态交互。情绪能够结构化我们的注意力,对个体赋予特定意义,并且激发进化上根深蒂固但又灵活协调的多系统反应。
情绪调节指的是我们对情绪体验的强度、持续时间和类型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调整。通过调节,个体可以让情绪反应因当前目标需要而发生变化。调节行为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强,甚至维持情绪状态,这主要取决于内隐或外显目标的驱动方式。
情绪调节从方式上可以分布于一个连续谱系:一端是有意识、需要努力的“外显调节”,另一端是无意识、自动化的“内隐调节”。外显调节通常需要有意识地启动和持续监控,表现出明显的思考和自我觉察。相比之下,内隐调节是在缺乏显著意识的情况下自动发生,无需持续注意或深度思考。
情绪调节的核心神经机制是指大脑中一组参与调节和控制情绪反应的重要脑区及其相互作用。主要包括外侧前额叶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等结构。这些脑区共同工作,使我们能够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情绪体验和行为。简单说,就是大脑如何实现对情绪的“刹车”和“加速”,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
外侧前额叶皮层,特别是背外侧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在有意识情绪调节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些区域擅长认知控制和执行功能,有助于个体主动调整情绪体验。例如,高考考生在考场感到紧张时,通过有意识地自我提示“保持冷静”,就是典型的由外侧前额叶皮层主导的情绪调节过程。
内侧前额叶皮层主要包括前扣带回皮层腹侧部分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长期以来被证实与情绪生成和调节密切相关。尤其在恐惧消退(即害怕反应随时间或重复暴露的逐渐减弱)和抑制性记忆的回忆过程中,内侧前额叶皮层发揮重要作用。例如,汶川地震幸存者初次听到巨响时会产生强烈恐惧,但随着时间推移与安全经验累积,这种恐惧反应会逐渐减轻,这一现象背后主要涉及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功能。
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杏仁核之间具有负性功能连接,同时也存在解剖学上的联系。在外显情绪调节中,内侧前额叶皮层可能作为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与杏仁核之间的中介,整合认知调控与情绪反应。
情绪冲突调节是内隐情绪调节的重要例子,类似于经典的颜色词汇干扰任务。观察者需要观看带有文字的情绪面孔照片,当看到快乐面孔上写着“恐惧”时,需要抑制阅读文字的自动倾向,专注识别面部表情。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中,大学生参与类似任务:屏幕显示中国人面部表情照片,同时叠加一致或不一致的汉字标签。学生需快速准确识别面部表情。当前一个试验出现冲突时,会自动触发调节机制,使下一个冲突试验反应更快。
这种调节属于内隐调节:过程无指导、可能源于刺激特性本身、毫不费力且在无意识状态进行、参与者无法报告任务关键过程。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情绪冲突调节涉及前扣带回皮层和杏仁核的调节性相互作用:前扣带回皮层腹侧部分活动增加,杏仁核反应性降低。
消退和习惯化也是重要的内隐调节机制。消退涉及重复呈现无害刺激,这个刺激之前与厌恶性刺激相关联并获得引发防御反应的能力。通过在没有厌恶性结果的情况下重复呈现,在无害刺激和厌恶性结果缺失之间形成新的抑制性记忆。
汶川地震幸存者最初听到巨大声响都感到恐惧。通过心理治疗中的逐步暴露,当他多次在安全环境中听到这些声音而没有危险发生时,恐惧反应逐渐消退。这个过程主要涉及腹内侧前额叶皮层通过与杏仁核和海马的连接来减少恐惧反应。
习惯化是指对情绪显著但对个体没有即时奖赏或惩罚价值的刺激的初始反应的适应性减少。研究显示,当参与者重复遇到显著但情绪上非奖赏或惩罚性的刺激时,杏仁核的信号会可靠地降低。
语言标记的调节效应表明,在情绪情境中使用高阶认知过程可产生情绪调节后果。在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标记面孔显示的情绪,或将面孔的情感与显示相同情绪的另一张面孔进行匹配。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发现,当大学生为情绪面孔标记情感时,相比于简单观看面孔或进行性别匹配,杏仁核激活显著降低。这种"将感受转化为语言"的过程能够有效调节情绪反应,尽管调节并非参与者的明确目标。
重新评价策略是外显调节的典型案例。在实验中,参与者在两种条件下处理刺激:被指导自然反应,或被指导使用特定策略调节情绪反应。中科院心理所研究让参与者观看负性图片,在重新评价条件下,参与者被指导改变对情绪事件的思考方式以减少负性情绪。神经影像学结果显示,重新评价导致与认知控制相关的额叶区域激活增加,同时情绪反应相关区域的激活减少。
在多项心理任务和神经影像学研究中,焦虑和抑郁障碍患者被证实存在显著的情绪调节障碍。这类患者在面对负性情绪刺激时,往往无法像健康对照组那样有效地进行情绪调节。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通过情绪冲突任务(如让受试者识别带有矛盾词汇和面孔表情的刺激)发现,健康人群可以渐渐适应并在连续冲突条件下加快反应速度,表现出自动化的情绪调节能力;而焦虑、抑郁患者则难以有效降低因不一致情绪信息带来的干扰,缺乏这种自适应机制。
从神经机制的角度来看,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显示,健康人在情绪冲突调节过程中,前扣带回皮层(ACC)腹侧部分的活动增强,并能有效抑制杏仁核等情绪加工区域的反应。但在焦虑和抑郁群体中,前扣带回皮层功能激活不足,杏仁核却持续处于高反应状态,提示大脑情绪调节适应回路存在障碍。这种失调导致患者的情绪冲突调节能力明显减弱。

PTSD患者常见的情绪调节障碍表现在恐惧记忆消退上的困难。比如天津港爆炸事件中的消防员,即使身处安全环境,听到类似爆炸的大声也会无意识地产生强烈的恐惧和警觉。这种异常的恐惧反应说明其大脑未能顺利完成对相关恐惧记忆的消退。
神经影像学研究进一步显示,PTSD患者在进行恐惧消退训练时,杏仁核对威胁线索保持高度敏感,活动持续增强,而调控恐惧反应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所以丧失了对杏仁核反应的抑制能力。
无论是焦虑、抑郁障碍的情绪冲突调节缺陷,还是PTSD中的恐惧消退障碍,其本质都涉及前额叶(如ACC、vmPFC)与杏仁核等关键情绪中枢之间的功能失调。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情绪调节障碍的神经基础理解,也为后续靶向调节大脑网络、开展认知和行为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情绪调节的统一理论框架突出内隐-外显调节谱系模型。调节类型在内隐与外显程度上存在差异,相对程度取决于刺激、任务、情境、个体差异、精神病理学和时间等多种因素。
在追求情绪调节神经生物学理解的过程中,完善内隐和外显调节的神经回路至关重要。人脑通过依赖分布式脑区网络的经济过程实现情绪调节。内隐和外显调节涉及的三个主要脑区(内侧前额叶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参与情绪调节之外的广泛过程。
内隐和外显调节过程之间存在内侧-外侧分化。内隐情绪调节主要涉及腹内侧前额叶区域,而外显调节主要涉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
精神障碍中的情绪调节困难跨越内隐和外显类型。研究发现内隐调节形式的行为和神经缺陷,以及外显调节形式中更微妙的、主要是神经缺陷。这些结果支持临床观察到的精神病理学中普遍存在的情绪调节症状,并为观察到的可能跟踪治疗的缺陷提供神经生物学基础。
个体改变情绪的策略不仅影响当前情绪体验,还影响更广泛的情绪、认知和人际功能。因此,情绪调节对基础和应用转化研究都具有明确重要性。内隐过程因为测量原因而隐藏,但现在由于神经科学方法而变得更加易于处理。对内隐和外显过程的神经生物学理解正在快速发展。
情绪调节的内隐-外显理论框架为理解人类情绪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