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制度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标准是证据与待证事实的证明关系。直接证据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间接证据则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盗窃案中，如果有证人亲眼目睹被告人实施盗窃行为，这个证人证言就是直接证据。而从被告人家中搜查出被盗物品，这个物证就是间接证据，因为它不能单独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盗窃行为，还需要其他证据来排除合理怀疑。

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划分依据是证据的表现形式。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等以人的陈述为表现形式的证据属于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以物品为载体的证据属于实物证据。言词证据容易受到主观因素影响，需要重点审查其真实性和稳定性。实物证据相对客观稳定，但需要注意其来源的合法性和保管的完整性。

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分类标准是证据的证明方向。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证据是有罪证据，能够证明其未实施犯罪或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证据是无罪证据。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和凶器上的指纹是有罪证据，而被告人提出的不在场证明和证明其具有精神疾病的鉴定意见则是无罪证据。司法机关应当全面收集、审查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不能偏听偏信。

证据能力与证明力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证据法学中两个核心概念，共同决定了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和价值。

证据能力是指证据材料被采纳作为证据的资格，也称为证据的可采性。只有具备证据能力的材料才能进入诉讼程序，成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受贿案的审理中，检察机关提交了一份匿名举报信，信中详细描述了被告人收受贿赂的时间、地点和数额。法院认为，这份匿名信的提供者身份不明，无法接受质证，不具备证据能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能力的判断主要考察证据的合法性，包括证据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收集程序是否合法等。

证明力是指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大小，也称为证据的证明价值。即使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其证明力也可能存在强弱差异。交通肇事案中，现场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这份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就很强。而一名路过群众在事发后几天才报案提供的证言，由于其观察角度受限、记忆可能模糊，证明力就相对较弱。证明力的判断属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范畴，需要综合考虑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与其他证据的印证情况。

两者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证据能力是门槛，证明力是高低。一份材料首先要跨过证据能力这道门槛，才有资格谈论其证明力的大小。司法实践中，证据能力的判断相对刚性，主要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证明力的判断则相对灵活，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分析。

故意伤害案的审判中，被害人在不同阶段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第一次向公安机关陈述时说被告人用拳头殴打自己，第二次陈述时说被告人使用了木棍，到了法庭上又改称被告人用铁棍击打。这些陈述都具有证据能力，因为它们都是被害人依法作出的陈述，形式和程序都符合法律规定。但由于前后矛盾，其证明力大打折扣，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会持谨慎态度，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证据的审查与判断是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核心环节，关系到裁判的公正性和准确性。这一过程需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严格的规则，既要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又要确保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审查规则

证据的审查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从多个维度对证据进行全面细致的检验。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证据审查规则，为司法机关正确运用证据提供了指引。

证据真实性审查是首要任务。网络诈骗案中，被告人提交了一份银行转账记录的截图，声称自己已经将涉案款项返还给被害人。侦查机关向银行调取了完整的交易流水，发现这份截图经过技术处理，实际转账金额远低于截图显示的数额。这种虚假证据一旦被采信，将直接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审查证据真实性需要核对证据的原始载体，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检验证据是否被篡改，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印证。

证据合法性审查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公正性。盗窃案的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进入犯罪嫌疑人住所进行搜查，查获大量被盗物品。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要求排除这些物证。法院经审查认定，搜查程序确实存在重大违法，但公安机关事后补办了相关手续，经评议决定这些物证可以在补正后使用。证据合法性的审查涉及收集主体是否有权、收集程序是否合规、证据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等多个方面。

证据关联性审查要判断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故意杀人案中，公诉机关提交了被告人曾经观看暴力影片的记录，试图证明被告人具有暴力倾向。法院认为，观看影片与实施杀人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一证据与本案犯罪事实的关联性不足，不予采纳。关联性审查需要分析证据能够证明哪些事实，这些事实与案件主要事实有何关系，证明力度如何等问题。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抢劫案中，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作了有罪供述，详细交代了作案经过。但到了审判阶段，被告人翻供称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其供述是被迫作出的。法院经审查发现，案卷中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外，缺乏其他有力证据印证抢劫事实，被告人的供述也存在多处与常理不符之处。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这一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不能单纯依据口供定案，必须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综合审查原则要求对所有证据进行整体性考察。贪污案的审理中，单独看每一份证据都存在一定瑕疵：证人证言存在部分记忆模糊，银行记录只能证明资金流向但不能直接证明贪污性质，被告人的供述前后有细微出入。但将所有证据综合起来审查，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各项证据相互印证、相互补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贪污行为。

综合判断

单个证据往往难以完整反映案件事实的全貌，需要将所有证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是综合判断的基础。入室盗窃案中，从现场提取的指纹经鉴定与被告人一致，被告人的供述与被害人关于被盗物品的陈述相符，销赃时的监控录像拍摄到疑似被告人的身影，这些证据从不同角度指向同一事实，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当多个来源不同、形式各异的证据都指向相同的事实结论时，这个结论的可靠性就大大增强。

矛盾证据的排除和解释是综合判断中的难点。交通肇事案中，两名目击证人的证言存在明显矛盾：一人称肇事车辆是从北向南行驶，另一人称是从东向西行驶。侦查人员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结合路口监控视频，查明第一名证人的观察位置确实能清楚看到车辆行驶方向，而第二名证人的视角存在遮挡。综合其他证据，采信了第一名证人的证言，对矛盾得到了合理解释。面对矛盾证据，不能简单地都予以排除，而应当深入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结合其他证据作出合理判断。

证据链条的完整性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毒品犯罪案中，公安机关查获了毒品、扣押了贩毒工具、提取了交易记录、收集了买家证言，但在毒品来源这一环节存在证据空白，无法证明被告人是从何处获得毒品的。虽然其他环节的证据链条比较完整，但这一关键环节的缺失使得整个犯罪事实的认定受到影响。完整的证据链条应当能够清晰地还原犯罪行为的全过程，包括犯罪动机、准备行为、实施过程和事后处理等各个环节。

排除合理怀疑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内容。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指认被告人持刀将其刺伤，但被告人否认并提出案发时自己在另一城市出差。经查证，被告人确实在案发前一天出差，但当晚返回的机票和酒店记录显示其完全有可能作案。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被告人的辩解，但综合其他证据，这种可能性极小，属于可以排除的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不是要求排除一切怀疑，而是排除那些有事实根据的、符合逻辑的、与证据不矛盾的怀疑。

证据的综合判断不是简单的数量累加，而是质量的有机结合。一个案件中即使有十个证据，如果彼此矛盾、无法印证，也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反之，少数几个关键证据如果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闭合的证明链条，就可以达到证明标准。

证据的补强

补强规则是指某些证据由于其特殊性质，需要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这一规则旨在防止仅凭某些易受干扰或可靠性存疑的证据定案，降低错案风险。

未成年人证言的补强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猥亵儿童案中，被害人是一名八岁女童，她向母亲和办案人员陈述了被告人对其实施猥亵的经过。由于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表达能力和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弱，其证言的可靠性需要特别审查。法院要求公诉机关提供其他补强证据，包括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就医时医生的诊断记录等。这些证据从不同方面印证了被害人的陈述，使得案件事实得以认定。

被害人陈述的补强同样重要。强奸案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在其住所对其实施了性侵害，但被告人辩称双方系自愿发生性关系。由于被害人与案件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其陈述需要其他证据补强。法院调取了案发前后被害人与朋友的通话记录，被害人在案发当天晚上哭诉自己被侵害的音频，以及法医对被害人身体伤情的鉴定意见，这些证据相互印证，支持了被害人的陈述。

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一项重要规则，具有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作用。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确立了口供补强规则的法律地位。

盗窃案中，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承认盗窃了邻居家的现金三万元，但没有查获赃款，也没有找到任何物证，被害人也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家中确实丢失了三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被告人作了有罪供述，但缺乏其他证据印证，无法排除被告人虚假供述的可能性，最终宣告被告人无罪。仅凭被告人的供述，即使供述细节详尽，也不能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

口供补强规则的理论基础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供述可能受到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取证手段的影响，也可能出于替人顶罪、虚荣心理等原因作出虚假供述。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都是仅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定案造成的。

口供的补强证据可以是多种形式。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供述用菜刀将被害人砍死后，将尸体抛入河中，凶器扔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垃圾箱里。侦查机关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找到了尸体和凶器，法医鉴定证实被害人系被利刃砍击致死，凶器上提取到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血迹。这些物证、鉴定意见与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即使被告人拒不供述或翻供，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贩卖毒品案中，被告人始终否认贩毒，但公安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手段掌握了被告人与买家的联络记录，在交易现场抓获被告人时从其身上搜出毒品，买家也指证从被告人处购买了毒品。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贩毒行为，被告人不供述不影响案件的认定。

证明制度

证明制度是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由谁来证明、证明什么、证明到什么程度等根本性问题。证明制度的科学设置直接关系到诉讼效率的提高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各种事实。并非所有事实都需要证明，准确界定证明对象的范围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集中审理焦点具有重要意义。

案件实体事实是证明对象的核心内容。故意伤害案中，需要证明的实体事实包括：被告人是否实施了伤害行为、伤害行为造成的后果、被告人的主观心态、有无正当防卫等法定情节。这些事实直接关系到犯罪是否成立、应当如何量刑，是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实体事实的证明是刑事诉讼的主要任务，司法机关必须查清案件的基本事实和主要情节。

犯罪构成要件事实需要逐一证明。盗窃案中，公诉机关需要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是客观方面的事实；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是主观方面的事实；被告人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是主体方面的事实；被告人窃取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这是客体方面的事实。只有四个方面的事实都得到证明，才能认定盗窃罪成立。

影响量刑的事实也属于证明对象。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杀人的基本事实已经查清，但在量刑时还需要证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是否具有累犯等法定从重情节，犯罪动机、手段、后果等酌定量刑情节。某案件中，被告人在杀人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同时，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并取得谅解。这些情节都需要通过证据加以证明，最终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判处无期徒刑而非死刑。

程序事实同样需要证明。贩毒案的审理中，辩护律师提出公安机关在搜查时没有搜查证，侦查程序违法。公诉机关需要证明搜查的合法性，提交了搜查证的原件、经过被搜查人签名的搜查笔录、见证人的证言等证据。程序事实虽然不直接涉及犯罪是否成立，但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和证据的可采性，必须认真对待。

某些事实无需证明，可以直接认定。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以下事实无需证据证明：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和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交通肇事案中，辩护律师提出需要证明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能力和反应速度，法院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专门证明。

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谁承担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以及在证明不能时由谁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公诉案件中的证明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受贿案中，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收受他人贿赂五十万元，就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收受了财物、财物的性质是贿赂、收受财物与职务行为有关联等事实。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即使被告人保持沉默或拒不供述，只要检察机关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就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这一规则源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盗窃案的审判中，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盗窃他人财物价值三万元，但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拿走了他人的物品，无法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告人辩称是临时借用，打算用完归还。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被告人的主观故意问题上，检察机关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

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侮辱案中，自诉人指控被告人在公共场合辱骂自己，自诉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侮辱行为、侮辱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如果自诉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法院可以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自诉。某案件中，自诉人指控被告人侮辱自己，但只能提供自己的陈述，没有任何其他证人或证据支持，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了自诉。

被告人对其辩解主张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故意伤害案中，被告人承认实施了伤害行为，但辩称是正当防卫。被告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不法侵害、防卫的必要性、防卫行为的相当性等事实。如果被告人不能提供证据支持其辩解，法院可以不予采纳。但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提供证据的责任不同于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被告人只需要提供初步证据使其辩解具有合理性，而不需要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交通肇事案中，被告人被指控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被告人辩称事故发生时自己并未醉酒，是在事故后因为精神紧张才饮酒的。被告人提供了其事故后购买酒的小票和证人证言，证明其在事故后才饮酒。虽然这些证据不足以完全证明被告人的辩解，但使辩解具有了合理性。检察机关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在事故发生时确实处于醉酒状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证明责任的特殊情况。某些特殊案件中，法律规定了证明责任的转移或倒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如果司法机关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就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责任。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查明被告人在十年间积累了三千万元财产，而其工资收入总计不足一百万元，被告人无法说明其余财产的合法来源，最终被认定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指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的程度，是判断证明活动是否完成、案件事实是否查清的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证据确实是指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可靠。杀人案中，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证人证言、凶器等证据。但经审查发现，被告人的供述存在多处与案件客观情况不符，证人证言经核实发现证人在案发时不在现场，凶器上虽有被害人血迹但未能提取到被告人的指纹或DNA。这些证据的真实性都存在疑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确实要求每一个证据都经得起推敲，能够承受质证和反驳。

证据充分是指证据的数量和质量足以证明案件事实。贩毒案中，公安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掌握了被告人与上线联络的通话记录，在交易现场抓获被告人并查获毒品，毒品购买者指证从被告人处购买毒品，被告人的银行账户显示有大量不明来源的资金往来，被告人对贩毒事实供认不讳。这些证据从不同侧面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人贩卖毒品的事实。证据充分不是要求证据数量越多越好，而是要求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足以支持案件事实的认定。

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都已经查明。抢劫案中，需要查清的事实包括：被告人实施抢劫的时间、地点、手段，抢劫的财物种类和数额，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胁迫，有无造成人身伤害，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是否具有法定或酌定的从重、从轻情节等。只有这些事实都查清了，才能准确定罪量刑。犯罪事实清楚不要求查清案件的所有细节，对于不影响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可以忽略。

排除合理怀疑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内容，这一要求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正式写入法律。投毒杀人案中，被害人突然死亡，经鉴定系中毒身亡，被告人与被害人有矛盾，被告人购买过相同种类的毒药。这些证据似乎指向被告人，但缺乏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投毒行为，也不能排除被害人自杀或他人投毒的可能性。法院认为，虽然被告人有作案嫌疑，但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排除合理怀疑不是排除一切怀疑，而是排除那些有一定事实根据的、符合逻辑和经验法则的怀疑。抢劫案中，被告人辩称自己在案发时正在家中睡觉，但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而控方提供的证据包括被害人的指认、现场监控录像、被告人身上搜出的被抢财物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虽然理论上存在被告人被人陷害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缺乏事实依据，属于不合理的怀疑，不影响对被告人有罪的认定。

证明标准在不同类型案件中可能有所差异。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证明标准应当更加严格，要求证据达到确凿无疑的程度。故意杀人案中，虽然证据能够达到一般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但对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是否可以从轻处罚等影响是否判处死刑的事实，法院要求控辩双方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经过更加细致的审查，最终决定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而非立即执行。

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涉及大量的银行流水、会计账目、合同文书等书证，证据材料多达上百卷。法院在审理时，不是要求每一笔交易都必须有直接证据证明，而是通过对整体证据的审查，查明资金流向、交易模式、获利情况等关键事实，在此基础上认定犯罪事实。这体现了证明标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2年修改时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使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更加科学合理，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又体现了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是我国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证明责任的转移

虽然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是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规定了证明责任的转移或例外。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证明责任倒置。当检察机关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时，就需要由被告人说明财产的合法来源。某市规划局局长在十五年任职期间，以其及家人名义购买了五套房产，价值超过两千万元，而其工资收入总计不足两百万元。检察机关要求被告人说明财产来源，被告人辩称部分是投资所得、部分是亲友赠与，但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持有型犯罪中的证明责任。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持有型犯罪中，控方只需证明被告人非法持有了禁止持有的物品，而关于持有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责任由被告人承担。非法持有枪支案中，公安机关在被告人家中查获一支手枪，被告人辩称该枪支是用于打猎的，不知道需要办理持枪证。法院认为，被告人应当知道私人持有枪支需要经过批准，其不能提供合法持有的证据，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

推定规则下的证明责任转移。某些情况下，法律规定了事实推定，由被告人承担推翻推定的责任。洗钱罪的认定中，如果被告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就构成洗钱罪。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告人的行为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就可以推定其明知是犯罪所得，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不知情的责任。某案件中，被告人在深夜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从陌生人手中大量收购高档手机，事后这些手机被查明是盗窃所得。虽然被告人辩称不知道手机来源非法，但其交易行为明显异常，可以推定其具有明知，被告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确实不知情。

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要求将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一规则的确立体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证据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区分了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不同处理规则。

非法言词证据必须绝对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抢劫案中，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作了详细的有罪供述，但在审判阶段翻供，声称侦查人员对其进行了刑讯逼供，供述是被迫作出的。法院经审查发现，被告人身上确有伤痕，讯问时间过长且未按规定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侦查人员对讯问过程的解释前后矛盾。最终法院认定该供述系非法取得，予以排除。

刑讯逼供包括但不限于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肉体折磨是指采用殴打、冻饿、强光照射、不让睡觉等方法使犯罪嫌疑人遭受生理痛苦。精神折磨是指采用威胁、恐吓、欺骗等方法使犯罪嫌疑人产生精神压力。杀人案中，侦查人员虽然没有直接对犯罪嫌疑人动手，但多次威胁如不交代将对其家人不利，犯罪嫌疑人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作出了供述。法院认定这种威胁手段属于非法取证方法，供述应当排除。

对证人、被害人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收集的证言、陈述也应当排除。强奸案中，侦查人员为了让证人出庭作证，对拒绝出庭的证人进行威胁，声称如不出庭将对其进行刑事追究。证人迫于压力出庭作证，但在法庭上陈述受到了威胁。法院认定该证言系以威胁方法取得，不予采纳。需要注意的是，对证人、被害人采用的非法方法仅限于暴力、威胁，范围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取证方法要窄。

非法实物证据的处理相对灵活。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盗窃案中，公安机关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查获大量被盗物品。法院认为，搜查程序确有违法，但公安机关事后补办了搜查证，且搜查时有见证人在场，搜查笔录完整规范，这些物证可以在补正后作为定案依据。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标准。这一标准的把握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一般认为，以下情形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的核心要求，可能导致证据真实性存疑。

排除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不是自动进行的，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启动和实施。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当事人申请是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要方式。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公诉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都可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受贿案的庭前会议上，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所得，申请法院予以排除，并提供了被告人讯问笔录存在异常、讯问时间过长等线索。法院决定在庭审中对该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调查。

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这些线索或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侦查人员对被告人实施刑讯逼供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过程等；被告人身上的伤痕照片；同监室人员的证言；讯问笔录显示的异常情况等。某案件中，辩护律师申请排除被告人的供述，提供了被告人身体伤情的照片、医院诊断证明、被告人前后供述存在明显矛盾等材料，法院认为这些材料足以启动合法性调查程序。

控方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一旦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并提供相关线索，公诉人就需要承担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责任。这一规定改变了传统上由申请人承担全部证明责任的做法，减轻了被告人的证明负担，更有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某案件中，辩护律师申请排除被告人的供述，公诉机关为证明供述的合法性，提供了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看守所的体检记录等证据，证明讯问过程合法，不存在刑讯逼供。

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或在庭审中进行调查。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法院应当进行审查。证据合法性问题在庭前会议中已经查明的，庭审中可以不再进行调查；在庭前会议中未能查明的，应当在庭审中进行调查。毒品案的庭审中，法院专门安排了一个庭审环节来调查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传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播放了讯问录音录像，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经过充分质证和辩论后作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

法院对证据合法性的判断应当形成裁判文书。法院经审查认为证据收集程序合法的，应当当庭说明理由或在判决书中说明；认为证据收集程序违法应当排除的，应当予以排除并说明理由。某案件的判决书中，法院详细论述了排除被告人供述的理由：讯问时间连续超过十二小时，中间未给被告人必要的休息时间；讯问过程未全程录音录像；被告人身上的伤痕形成时间与讯问时间吻合；侦查人员对讯问过程的解释前后矛盾。综合这些情况，法院认定供述系非法取得，予以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的处理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与非法言词证据不同,采取的是相对排除的原则,即如果能够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可以不予排除。

补正是指通过补充材料或补办手续,使违法收集的证据符合法定要求。在一起盗窃案中,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住所进行搜查时,由于情况紧急,搜查时尚未取得搜查证。搜查结束后,公安机关立即向办案部门负责人汇报并补办了搜查证,搜查笔录也完整记录了搜查过程,有见证人签名确认。法院认为,虽然搜查程序存在瑕疵,但公安机关及时补正,该瑕疵不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不属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决定采纳这些物证。

合理解释是指对证据收集程序中的不规范之处作出符合常理的说明。在一起毒品案中,公安机关在检查笔录上记载的扣押物品数量与案卷中移送的毒品数量存在细微差异。公诉机关解释称,因为在制作笔录时毒品尚有包装,称重包括了包装物的重量,后来在鉴定时去除了包装,因此重量略有差异,并提供了鉴定机构的说明。法院认为这一解释合理,不影响毒品证据的采纳。

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非法实物证据应当排除。在一起贩毒案中,从被告人处查获的毒品在移送检验的过程中失去了保管链的连续性,无法确认送检的毒品与从被告人处查获的毒品是否同一。公诉机关既不能补正保管链条,也不能对中间环节作出合理解释。法院认为,这一情况严重影响证据的真实性,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决定排除该毒品证据。由于该证据被排除,整个指控失去了关键证据支持,法院最终宣告被告人无罪。

程序违法是否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对当事人权利的侵害程度、是否影响证据的真实性、是否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在一起案件中,侦查人员扣押犯罪嫌疑人的电脑时未制作详细清单,只笼统记载为电脑一台。虽然这一程序不规范,但电脑有唯一的序列号,犯罪嫌疑人在扣押笔录上签字确认,电子数据的提取过程有完整记录,法院认为这一瑕疵不影响证据的真实性和同一性,不属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

排除的法律后果

非法证据被排除后,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会产生一系列法律后果。

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是非法证据排除的直接后果。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作了详细的有罪供述,供述中包含了只有真凶才知道的细节。但法院经审查认定该供述系刑讯逼供所得,予以排除。由于缺少了被告人供述这一关键证据,其他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这个案例说明,即使被排除的证据内容可能是真实的,只要取证程序违法,就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也应当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理论,基于非法证据获得的其他证据也应当排除。在一起绑架案中,被告人在刑讯逼供下供述了人质被关押的地点,侦查机关根据这一供述找到并解救了人质。虽然人质得救,但被告人的供述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根据该供述找到人质的事实也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实施绑架的直接证据。当然,如果有其他独立来源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绑架行为,仍然可以认定犯罪事实。

侦查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情节轻微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一起案件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轻伤,该侦查人员被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制度设计旨在通过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遏制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检察机关应当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一起案件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发现侦查机关存在非法取证行为,要求公安机关对相关证据予以排除,并对违法的侦查人员给予处分。公安机关拒不纠正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证人作证制度

证人是指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司法机关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实的人。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证人不愿出庭、不敢出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完善证人制度，保障证人权利，是提高刑事审判质量的重要途径。

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审判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被告人质证权的重要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了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仍然不高。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一般原则。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故意伤害案的审理中，法院通知在场目击的三名证人出庭作证，这三名证人都应当依法出庭。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是其法定义务，也是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只有证人当庭陈述，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其证言的真实性才能得到充分检验。

证人必须出庭的特定情形。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交通肇事案中，唯一的目击证人在侦查阶段证称被告人闯红灯导致事故发生，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此有异议，认为是对方车辆闯红灯。由于这一事实直接关系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和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法院通知该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证人出庭后，在法庭上接受了控辩双方的询问，对当时的交通信号灯状态作了明确陈述，帮助法庭查清了案件事实。

证人拒绝出庭的后果。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拘留。盗窃案的审理中，一名关键证人收到法院的出庭通知后，以工作忙为由拒绝出庭。法院认为该理由不属于正当理由，对证人进行了训诫，并警告如再次拒绝将予以拘留。该证人最终出庭作证。这一强制措施的设置旨在保障证人出庭，维护司法权威。

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某案件中，证人因身患重病无法出庭，提供了医院的诊断证明；另一名证人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出庭困难。法院经审查认为属于正当理由，准许这些证人不出庭，改为提交书面证言或通过视频方式作证。法律规定的证人不出庭的正当理由包括：因健康原因无法出庭；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无法出庭；其他正当理由。

证人证言的宣读规则。对于经依法通知不出庭的证人的证言，当庭宣读；对于证人未出庭但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宣读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的证言笔录。但需要注意的是，未经法庭质证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某案件中，关键证人未出庭，虽然其在侦查阶段作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但由于该证言未经当庭质证，被告人对证言内容有异议，法院最终未采纳该证言。

职务侵占案的审理中，有五名证人需要出庭，但实际只有一人出庭。未出庭的四名证人中，两人因身体原因，一人因在国外无法回国，还有一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法院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证人作出了司法拘留十日的决定，对其他三人准许以宣读证言笔录的方式进行质证。这个案例体现了法院在保障证人出庭与尊重客观情况之间的平衡。

证人保护

证人保护制度旨在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鼓励证人勇敢作证。由于担心遭到打击报复，许多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对于提高证人出庭率至关重要。

人身安全保护是证人保护的核心内容。对于因作证面临危险的证人及其近亲属，司法机关应当采取保护措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一名证人指证了犯罪组织成员的犯罪行为，该组织扬言要对证人报复。公安机关对证人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在其住所周围安排警力巡逻、安装监控设备、为其配备专门的联络电话、必要时安排到安全地点暂住。这些措施有效保障了证人的人身安全，使其能够安心作证。

保护措施的具体形式多样。根据案件情况和保护需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及其近亲属；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对证人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对证人及其近亲属采取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某案件中，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证人的姓名进行了技术处理，仅显示姓氏和性别，对其职业、住址等信息完全隐去，防止被告人及其关联人员事后报复。

特殊证人的强化保护。对于未成年证人、女性证人等特殊群体，应当给予特别保护。强奸案中，被害人是一名未成年女性，法院采取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允许被害人的监护人在场、对被害人的身份信息严格保密、采用视频作证方式等措施，既保护了被害人的隐私，又减轻了其心理压力。

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相结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当评估证人面临的危险程度，提前采取保护措施。对于作证后遭到打击报复的证人，应当依法追究报复者的法律责任，并对受害证人给予救济。某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后，其经营的店铺遭到打砸，经查证是被告人的亲属所为。公安机关对实施打砸行为的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协助证人申请了相应的赔偿。

证人的权利与义务

证人在刑事诉讼中既有作证的义务，也享有相应的权利。明确证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完善证人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如实作证是证人的首要义务。证人应当客观、全面地陈述自己亲身感知的案件事实，不得作伪证，不得隐匿证据。某案件中，证人明知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却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为被告人开脱。案件审结后，该证人被以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刑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拒绝作证权是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拒绝作证。这一规定体现了对伦理亲情关系的尊重，避免证人陷入道德困境。盗窃案中，被告人的妻子被传唤出庭作证，但其明确表示拒绝作证。法院尊重其选择，未强制其作证。需要注意的是，拒绝作证权是一项权利而非义务，近亲属可以选择作证，也可以选择不作证。

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某案件中，证人从外地来到法院出庭作证，往返交通费用一千余元，在当地住宿两晚花费数百元。法院按照规定标准向证人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证人因出庭作证而误工的，有固定工资收入的，由所在单位照常发放工资；无固定工资收入的，由法院给予误工补助。

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证人在作证过程中，如果对法律程序不了解，可以获得法律帮助。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审理中，有多名会计师作为专业证人出庭作证，法院向他们解释了作证的程序和注意事项，保障他们能够正确履行作证义务。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虽然证人有作证义务，但如果证人的证言可能导致自己受到刑事追究，证人有权拒绝就相关问题作证。贩毒案中，一名证人被询问其是否从被告人处购买过毒品，该证人有权拒绝回答，因为如实回答可能使自己陷入刑事责任。

诈骗案的审理中，一名女性证人出庭作证，详细陈述了被告人实施诈骗的经过。证人因出庭耽误了两天工作，往返车费花费三百元，在当地住宿一晚花费二百元。庭审结束后，法院向证人支付了交通费、住宿费补助共五百元，并出具了证明，证人的单位没有扣发其工资。这一案例体现了法院对证人权利的保障。

鉴定人出庭

鉴定意见是法定证据种类之一，鉴定人是否出庭接受质询直接影响鉴定意见的可采性和证明力。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作了明确规定。

鉴定人出庭的必要情形。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故意杀人案中，法医对被害人死亡原因的鉴定结论是机械性窒息死亡，但辩护律师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不能排除被害人因疾病死亡的可能性。法院通知鉴定人出庭，鉴定人详细说明了鉴定的依据、方法和过程，解答了辩护人的质疑，法庭最终采纳了鉴定意见。

鉴定人出庭的程序。鉴定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鉴定人资格证书，说明鉴定资质；宣读鉴定意见，说明鉴定的依据和过程；接受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询问。交通肇事案中，对车辆行驶速度的鉴定是认定被告人是否超速的关键。鉴定人出庭后，首先展示了鉴定机构的资质证书和本人的鉴定资格，然后详细说明了根据刹车痕迹、车辆损坏程度等计算车速的方法，回答了控辩双方关于计算公式、误差范围等方面的询问。

鉴定意见的审查。对于鉴定意见，法庭应当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的依据和方法是否科学；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某案件中，虽然鉴定人出庭作证，但经审查发现，鉴定机构不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人也没有取得鉴定人资格证书。法院认定该鉴定意见不具有证据能力，不予采纳。

重新鉴定的情形。经审查，存在以下情形的，可以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程序违法或者违反相关专业技术要求的；鉴定机构、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其他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伤害案中，第一次伤情鉴定结论为轻伤，但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经审查，发现鉴定时未充分考虑被害人的后续治疗情况，法院决定委托另一家鉴定机构重新鉴定，重新鉴定的结论为重伤。

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医疗事故案件中，对于医疗过错的鉴定意见，被告人申请一名医学专家出庭，该专家对鉴定意见中的医学原理进行了解释，指出了鉴定意见存在的问题。虽然有专门知识的人不是鉴定人，其意见不具有鉴定意见的法律地位，但可以帮助法庭理解专业问题，辅助法庭对鉴定意见作出判断。

复杂的毒品案件中，对查获物品是否属于毒品、毒品的纯度等问题需要专业鉴定。鉴定人出庭后，详细说明了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进行检测的过程，展示了检测数据和图谱，解答了辩护人关于检测方法是否权威、数据是否准确等方面的质疑。经过充分的质证，法庭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形成了确信，最终采纳了鉴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