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社会中，不仅要关注实体权利的保护，更要重视程序正义的实现。正如英国法学家丹宁勋爵所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在宪政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完善的程序设计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
程序正义作为法治社会核心原则之一，不仅体现在具体法律实施过程中，更被多国宪法直接确认和保障。宪法通过确立正当程序条款、人权保障规定等，为程序正义的贯彻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
在现代法治框架下，程序正义的宪法保障既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为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设定了明确的程序边界与制约，有效防止权力滥用，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序正义在我国宪法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法律渊源和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分析。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等地位之人依法审判，或未经国法裁判，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原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程序正义的观念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标志着程序法治建设的开端。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程序正义提供了宪法依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将程序正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当法律程序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程序要求，更是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根本性宪法原则。它要求国家在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遵循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
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帮助得出正确的结果，更在于程序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个维度是尊严价值。当一个人面临可能影响其重大权益的决定时，程序赋予他参与的机会，让他能够陈述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证据。这种参与本身就是对人格尊严的尊重，表明决策者将其视为平等的主体而非客体。若一个学生因某项违纪行为面临开除学籍的处分，但学校在作出决定前从不给他任何解释和辩护的机会，这不仅可能导致错误决定，更是对学生人格的侮辱。
第二个维度是控制价值。公正的程序能够有效控制决策者滥用权力。在没有程序约束的情况下，权力很容易异化为任性和专断。但当决策必须遵循既定程序时，每一步骤都受到规则的约束和监督，权力就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2013年浙江省温州市一起拆迁案中，当地政府未经法定程序就强制拆除民居，最终被法院判决违法。此案说明，即使拆迁决定在实体上可能是合理的，但程序违法同样导致行政行为无效。
第三个维度是可接受性价值。经过公正程序作出的决定，即使结果对当事人不利，也更容易被接受。研究表明，人们在评价一项决定的公正性时，往往更看重程序是否公正，而不仅仅是结果是否有利。2016年江苏省徐州市的一起民事纠纷中，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最终败诉方虽然对判决结果不满意，但表示“法官给了我们充分的机会，程序是公正的”，并自愿履行了判决。
在法律实践中，正当程序可以分为实体正当程序和程序正当程序两个方面，这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完整的程序正义体系。
实体正当程序关注的是法律规定本身是否合理、公正。它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违背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不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若法律规定某种行为在实施后才被追溯定罪，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侵犯了实体正当程序。2001年，在孙志刚案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合宪性问题中，许多法学专家指出，收容遣送条例允许行政机关未经司法程序就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违反了宪法关于人身自由的规定。虽然这不是通过违宪审查程序解决的，但最终国务院废止了该条例，体现了对实体正当程序的尊重。
程序正当程序则关注执法和司法活动中的程序是否公正。它包含一系列具体的程序要求，确保在适用法律时不偏不倚、公平合理。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程序原则之一。它的核心含义是任何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之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这一原则看似简单，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人权保障理念和权力制约思想。
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有罪推定”的观念根深蒂固。古代刑讯逼供盛行，“不打不招，不招不判”成为司法常态。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废除了旧法统，但“有罪推定”的思维惯性并未完全消除。直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才首次在立法中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后果。其中最直接的就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在刑事诉讼中，指控方即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全部责任，被告人无需证明自己无罪。这种责任分配看似对控方不利，实则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审慎保护。国家拥有强大的侦查资源和权力，如果还让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将形成极不公平的权力对比。
2018年发生在河北省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践意义。某村民被指控杀害邻居，公安机关根据现场痕迹和证人证言将其逮捕。但在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提出，现场痕迹可能是被害人自己留下的，证人证言也存在矛盾。由于检察机关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此案说明，即使有一定证据指向被告人，但只要存在合理怀疑，就不能认定有罪。
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写道“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无罪推定原则还衍生出“疑罪从无”的裁判规则。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不能因为怀疑被告人有罪就作出有罪判决，而应当作出无罪判决或者不起诉决定。这一规则的确立，彻底改变了过去“疑罪从轻”甚至“疑罪从有”的错误做法。历史上的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冤案，都与违反“疑罪从无”原则有关。这些案件最终得到纠正，既是对受害者的迟来正义，也是对程序正义理念的重申。
然而，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在实践中仍面临挑战。一些地方仍然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侦查机关习惯于“先定后侦”，即先确定犯罪嫌疑人，再收集证明其有罪的证据，而不是根据证据来确定嫌疑人。一些媒体在案件审理期间就对被告人进行“舆论审判”，称其为“罪犯”，损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也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的提升。
刑事诉讼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的维护，更直接影响到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现代法治国家高度重视在刑事诉讼中对人权的保障，强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防止对无辜者权利的侵犯。
人权保障已成为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价值目标，是衡量程序正义与否的核心标尺。中国刑事诉讼法历经多次修订，逐步完善了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体系，包括辩护权、知情权、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以及防止刑讯逼供、保障律师参与等制度安排。这些人权保护措施不仅体现了法律对个体尊严的尊重，也为制约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提供了重要程序保障。
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是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最激烈的阶段。此时，犯罪嫌疑人通常被限制人身自由，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最容易遭受权力侵害。因此，侦查阶段的程序设计必须格外重视对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沉默权与自证其罪特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保护嫌疑人的重要制度。沉默权源于英美法系的普通法传统，其核心理念是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要求警察在讯问前必须告知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否则所获供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我国虽然没有完全确立沉默权制度，但在立法中体现了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精神。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虽然不等于完全的沉默权，但至少确立了不得刑讯逼供、不得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供述的原则。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遏制。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是保障嫌疑人权利的关键环节。律师不仅可以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还可以监督侦查机关的行为，防止刑讯逼供和其他违法取证行为。然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长期受到限制。1996年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嫌疑人可以委托律师，但律师只能提供法律咨询，不能查阅案卷，会见也需要侦查机关批准。这种限制严重削弱了律师的辩护作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此进行了重大改革。新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不再需要侦查机关批准，只需出示相关证件即可。这一改革被称为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里程碑。
2015年发生在湖南省的一起贪污案，体现了律师早期介入的重要性。某国企高管被指控贪污，在被留置期间，侦查人员多次讯问，试图让其承认收受贿赂。该高管及时委托了律师，律师会见后，详细告知了法律规定和诉讼权利，并指出侦查人员的一些讯问方式存在问题。此后，该高管在讯问中保持冷静，如实陈述，最终证明所谓的“贿赂”实际上是合法的业务提成。如果没有律师的及时介入，很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侦查阶段是冤假错案的高发期。统计显示，绝大多数冤假错案都源于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或违法取证。因此，强化侦查阶段的程序约束和权利保障，是预防冤假错案的关键。
强制措施的适用也是侦查阶段的重要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强制措施。这些措施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不同，适用条件也应当有所区别。特别是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必须严格控制。按照法律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及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
但在实践中，逮捕的适用曾经一度过于宽泛。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动辄逮捕，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也流于形式，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近年来，司法改革强调“少捕慎诉慎押”理念，要求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押的不押。这一理念的贯彻，使得逮捕率逐年下降，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措施的适用率显著提高。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批准逮捕率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侦查阶段是发现犯罪的过程，审判阶段则是认定犯罪的过程。审判程序的公正性直接决定了裁判结果的正当性。中国刑事审判程序经历了从“卷宗笔录中心主义”到“庭审实质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在传统的审判模式中，法官往往在开庭前就阅卷形成了内心确信，庭审只是走过场，证人不出庭、鉴定人不出庭，控辩双方不进行实质性的对抗，法官只是宣读卷宗材料。这种审判方式被形象地称为“先定后审”。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辩解往往得不到认真对待，律师的辩护也难以发挥作用。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庭审实质化的核心要求是：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所有证据都必须在法庭上出示、质证，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询。
2017年上海市发生的一起盗窃案，体现了庭审实质化的意义。被告人被指控入户盗窃，侦查卷宗中有所谓的“目击证人”证言。但在庭审中，辩护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后，在律师的询问下承认，其实并没有亲眼看到被告人盗窃，只是听别人说的。这一交叉询问揭示了证人证言的虚假性，法院最终改变了原先的内心确信，判决被告人无罪。如果没有庭审实质化，证人不出庭，这个案件很可能造成冤案。
公开审判是现代司法的基本原则。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不仅能够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还能够接受社会监督，提升司法公信力。我国宪法和诉讼法都规定了公开审判原则，要求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等特殊情况外，案件审理应当公开进行。
近年来，司法公开的力度不断加大。2013年，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上线，各级法院的裁判文书陆续上网公开。截至2023年，该网站已经公开了超过1.3亿份裁判文书，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此外，庭审直播也逐渐推广，公众可以通过网络观看法庭审理的实况。这些举措大大提升了司法透明度。
但司法公开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个人隐私保护与司法公开之间需要平衡。有些案件虽然不属于法定不公开审理的范围，但涉及当事人的敏感信息，如果完全公开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对司法的影响日益增大。一些案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出现“网络审判”的现象，这对司法独立构成威胁。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证据的合法性直接关系到裁判的公正性。如果允许侦查机关通过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不仅侵犯人权，还会鼓励违法行为，损害司法权威。因此，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奉行“有罪必罚”的理念，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对于证据的来源和取证手段并不十分关注。即使发现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往往也只是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而不影响证据的使用和案件的审判。这种做法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频发。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很难落实。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次系统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和标准。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写入法律。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非法证据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这些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没有例外。第二类是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种分类体现了不同类型证据的特点和排除标准的差异。
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再审改判的呼格吉勒图案，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的典型案例。呼格吉勒图被指控强奸杀人，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作出了有罪供述。虽然他后来翻供，但法院仍然采信了有罪供述，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案发18年后，真凶落网，呼格吉勒图被宣告无罪。在再审过程中，法院认定侦查机关对呼格吉勒图进行了刑讯逼供，其供述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此案深刻说明，如果不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需要完善的程序保障。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法庭应当进行调查，检察机关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如果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检察机关不能提供合法性证明或者证明不充分的，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加强了对侦查机关的制约。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0条规定“未依法提讯、讯问时没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提讯笔录、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防止刑讯逼供、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重要举措。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2018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将录音录像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录音录像不仅是固定证据的手段，更是监督侦查行为、保障嫌疑人权利的利器。
司法独立与法官中立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公正司法的核心基石。只有确保司法机关能够不受外部干预地独立行使审判权，确保法官在具体案件中保持客观中立、只服从法律，才能真正彰显法律的权威和公正。
这一制度不仅为社会公众树立司法公信力，也为每一个当事人提供了平等保护权利的制度保障。在我国，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于司法独立和法官中立的要求日益提升，并通过宪法、法律、司法解释及多项改革举措加以落实和完善。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如果司法不独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受到外部干预，就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裁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宪法地位。
司法独立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法院作为整体的独立，即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不受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干预。法院不是行政机关的下属部门，也不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而是独立的司法机关。第二个层面是法官个人的独立，即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法院内部上下级的不当干预。
司法独立在实践中面临多重挑战。长期以来，地方保护主义是影响司法独立的重要因素。由于法院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一些地方党政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司法，导致“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现象的出现。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在审理涉及本地企业的案件时，往往偏袒本地企业，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利益。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后，地方法院的人事任免和财政预算由省级统一管理，减少了地方政府对法院的影响。同时，在部分省份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专门审理跨区域的重大案件，进一步排除地方干预。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行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对案件审理进行不当干预，法官必须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这项制度被称为“防止干预司法的防火墙”。几年来，各级法院记录了大量干预案件的情况，对一些违规干预司法的领导干部进行了通报和处理，有效遏制了“打招呼”“批条子”等干预行为。
司法独立不是法官的特权，而是人民的权利。只有确保司法独立，法官才能不偏不倚地适用法律，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公正的裁判。
法官作为司法权的行使者，其素质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在传统司法体制中，法官队伍存在来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一些法院从部队转业干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中选任法官，这些人虽然政治素质较高，但缺乏系统的法律训练和审判经验。还有一些基层法院法官学历较低，业务能力不足。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司法质量。
2014年启动的司法体制改革，将法官职业化、精英化作为重要目标。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即在法院工作人员中，只有少数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进入法官员额，行使审判权。员额法官的比例一般控制在法院工作人员总数的30%左右。这一改革彻底改变了“凡进法院皆法官”的传统格局。
要进入法官员额，必须通过严格的遴选程序。首先，必须具备法律职业资格，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其次，必须有一定年限的法律工作经验，不能刚毕业就当法官。再次，要经过业务考试、面试答辩、民主测评等多个环节的考核。最后，由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审核通过。这种遴选机制确保了进入员额的法官都是业务精英。
与此同时，法官的职业保障也得到加强。改革建立了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法官不再套用普通公务员的职级体系，而是按照法官等级晋升。法官的工资待遇也有所提高，体现了法官职业的专业性和重要性。此外，法官履职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法官及其近亲属打击报复。2018年刑法修正案增设了“侵害法官、检察官人身权利罪”，加强了对法官的刑法保护。
2019年江苏省南京市发生的一起案件，体现了法官职业保障的重要性。某法官在审理一起民事纠纷时，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判决生效后，被告对法官进行跟踪、骚扰，甚至到法官家门口辱骂威胁。法官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迅速介入，以寻衅滋事罪对被告立案侦查。此案的处理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任何人都不能侵害法官的人身权利，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
法官中立是程序公正的核心要求。一个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存在偏见的法官，无论其多么精通法律，都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裁判。正如英国法谚所说“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确保法官中立，是各国诉讼制度的共同追求。
我国诉讼法规定了完善的法官回避制度。法官在以下情形下必须回避：一是法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二是法官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是法官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四是法官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回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法官，还包括检察官、侦查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等所有参与诉讼活动的人员。这种全方位的回避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程序的公正性。
回避的启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自行回避，即法官发现自己符合回避条件时，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申请。这体现了法官的职业伦理和自律精神。另一种是申请回避，即当事人认为法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时，有权向法院提出回避申请。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如果当事人对决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实践中发生过多起因法官未回避而导致改判的案件。2014年广东省深圳市的一起合同纠纷案，一审法官的配偶是原告公司的股东之一，但法官并未主动回避。被告在一审判决后才发现这一情况，立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违反了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此案说明，违反回避制度将导致严重的程序后果。
除了法定回避事由外，实践中还发展出一些情形需要法官保持特别的中立性。法官不得在庭外私下会见一方当事人或律师，不得接受当事人的宴请和礼物，不得在社交媒体上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评论。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办案责任制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法官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要求法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规范。
法官中立还要求法官在法庭上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法官不应当在庭审中表露出对某一方的偏好或反感，不应当打断当事人的正当陈述，不应当对当事人或律师进行侮辱或贬损。即使当事人的主张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法官也应当耐心听取，在裁判文书中以理服人，而不是在法庭上表现出不耐烦或轻蔑。
2020年某地方法院的一起案件，法官在庭审中多次打断原告的陈述，并对原告的主张嗤之以鼻，说“这么简单的法律问题你都不懂”。庭审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起了广泛批评。法院纪检部门对该法官进行了调查，认定其违反了法官职业道德，给予了相应处分。此案提醒我们，程序正义不仅要看结果，也要看过程。即使判决本身是正确的，如果审判过程不公正，同样损害司法权威。
权力意味着责任。法官享有独立审判权，也必须对自己的裁判负责。如果法官可以任意裁判而不承担责任，司法独立就会异化为司法专断。因此，建立科学的司法责任制，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配套措施。
传统司法体制实行“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模式。承办案件的法官并不能独立作出裁判，必须经过庭长、分管副院长、审判委员会等多个层级的审批。这种做法导致责任不清：如果案件出了问题，承办法官说“我只是提了建议”，领导说“我只是按照承办人的意见批的”，最终无人担责。
2014年司法改革确立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原则。改革后，进入员额的法官对其审理的案件独立作出裁判，无需经过层层审批。相应地，法官必须对自己作出的裁判终身负责。这就是所谓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司法责任制的核心是权责统一。法官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这种制度设计既保障了法官的独立性，又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当然，司法责任制并不意味着对法官的苛责。司法活动具有判断性和裁量性，不同法官对同一案件可能有不同认识，这是正常的。如果仅仅因为上级法院改判就追究下级法院法官的责任，将导致法官不敢独立行使审判权，变相恢复请示汇报制度。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在法官存在故意违反法律、重大过失或者徇私枉法等情形时，才追究其责任。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详细列举了法官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的情形。这些情形包括：故意违背法律法规，枉法裁判；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违反法定程序，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在审理案件时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等。这种明确的责任清单，既给法官划定了红线，也为法官提供了保护。
错案追究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所谓错案，一般是指因法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错误裁判。对于错案，不仅要纠正，还要追究相关法官的责任。近年来纠正的冤假错案，许多都启动了错案追究程序，对违法审判的法官给予了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还追究了刑事责任。
但错案追究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对错案的认定过于宽泛，将正常的改判都视为错案，就会形成“不告不理、少判少错、多判多错”的消极办案心态。因此，错案追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准确区分法官的正常履职行为与违法审判行为，既要严惩违法失职，也要保护法官的正当权益。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司法独立是程序正义的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正当程序、非法证据排除、法官职业化、司法责任制等一系列制度，我国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权、防止冤假错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程序正义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制度完善和观念更新。只有让程序正义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司法工作者和全体公民的共识，才能建设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