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效率理论
上一章里，我们给政府“称了体重”，知道了公共部门有多“厚”。但体重本身并不能告诉你到底该不该减肥。要判断“厚得值不值”，必须先有一把效率的标尺：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禀赋下，还有没有办法让某个人的境况改善，同时不让任何人变得更差。如果还存在这样的改进空间，那说明还“胖”得没到头。
公共经济学之所以要在讨论政府干预前，先严肃掏出这把效率的尺子，并不是为了给市场贴金唱赞歌。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这样一致的标准，下一章要说的“市场失灵”就会沦为主观判断——任何你不喜欢的社会结果都可以被随意叫做“失灵”。有了效率的标尺，“失灵”这三个字才有客观、可检验的含义：竞争均衡离开了帕累托边界，或者根本走不到帕累托边界。 换句话说，市场未必自带完美，我们需要标准来看它差在哪儿。
这一章不会带你穿街走巷、也不搞繁复的数据计量。它更像带你进一间理想化的交换车间：只有两个人、两种货物和一张可以由你随意调整的工作台。先用最简单的自愿交换，看看怎么把可避免的浪费逐步剔除，再逐渐把车间扩展到包括生产和不同产品组合，最终引出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以及这些定理背后常常被忽略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正是这些前提一旦松动，政府才有正当理由进入舞台，发挥它可能的作用。
为什么公共经济学先要这把尺子
政府干预的常见理由是“让社会更好”。更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一种是把蛋糕做完整：别让苹果烂在甲的筐里、布匹闲在乙的柜子里，别让工厂用错配料，别让社会生产一堆没人要的东西。这是效率。另一种是把蛋糕切得更均：哪怕总量不变，也要少一些人挨饿。这是分配。
市场擅长谈的是第一种。第二种要征税、转移、政治过程，那是后面再分配和社会保险各章的事。把两种“更好”混在一句话里，你会得到一种常见的错觉：看见贫富差距，就宣布市场没有效率。帕累托效率可以和很极端的分配同时成立。车间要先承认这一点，后面的政策讨论才不会偷换概念。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说的也是第一种。1776 年那句话常被缩成口号。完整的意思更窄：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必打算促进公共利益；在竞争和价格能工作的地方，他往往比口口声声为大家办事的人，更能把资源送到需要它的用途上。上海一家做众包配送的公司想的是份额和利润，结果可能是消费者更快收到货、闲置运力被用上。这是自利碰巧做成了配置，不是道德证明“自私总是好的”。
斯密给政府留的位置也很具体：正义、产权、若干公共设施。他没有说市场在污染、垄断、信息不对称里仍然自动最优。车间的工作，是把“自动最优”写成可以检查的条件。
帕累托：能改进就不算完
给定资源和技术，一种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当且仅当不存在另一种可行配置，能让至少一个人严格更好、同时没有任何人变得更差。
反过来，若你还能找到一笔双方都同意的交换，现状就还在边界里面，叫帕累托无效率。车间里最干净的操作，就是把这类交换做完。
用数字钉死。阿南有 8 个苹果、2 尺布；阿北有 2 个苹果、8 尺布。两人都要吃也要穿，对两种货的胃口类似。阿南多给阿北 3 个苹果，换回 3 尺布，两人的日子都更像样——这就是帕累托改进。一直改到再也找不到这种双赢，你就站在契约曲线上：有效配置的集合。
帕累托不回答“谁该多拿”。阿南拥有几乎全部苹果和布，阿北只剩一口，只要再没有双赢的交换，这一点仍然可以有效。有效不是公平，也不是幸福最大化。它只是说：别再浪费已经能让双方同时改善的机会。
把“有效”听成“好”，是这一章最容易滑倒的地方。帕累托有效可以很残酷。公共经济学后面谈再分配，不是因为有效不够科学，而是因为社会还要另一把尺子。
福利经济学真正问的，其实就两句：竞争市场会不会自己走到契约曲线上？若社会不喜欢曲线上的某一个点，能不能在不破坏效率的前提下，滑到另一个点？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分别回答它们。
下面这张工作台把苹果和布的总量钉死。拖动配置点，看两人的效用怎么变。绿区表示相对起点的帕累托改进——两人都没变差，且至少一人更好。
契约曲线在这张示意里接近对角线，因为两人偏好被写成同一种。偏好不同，曲线会弯。要点不在形状，在：有效配置是一个集合，不是一个点。 社会还要在集合里挑。
三道门：交换、生产、产品组合
把车间从“两堆存货”扩成整个经济，效率要连续通过三道门。少一道，边界上就有洞。
交换效率
消费品已经生产出来了，问题只是谁拿什么。对任意两种商品，所有人的边际替代率应当相等：
是你愿意用多少 换一单位 。不相等，就存在互利交换：对 更饥渴的人，向不那么饥渴的人买。竞争均衡里，人人面对同一相对价格 ，各自把 调到这个价格上，于是彼此相等。价格在这里是公共的换算表，不是道德评价。
生产效率
投入在企业之间、产品之间也不该浪费。任意两种要素，所有企业的技术替代率应当相等：
否则，把一小时劳动从替代率低的车间挪到高的车间，总产出还能增加。要素市场若也竞争，工资租金比会把各家的 拧到同一点。
生产可能性边界（PPF）上的点，已经用尽了这种挪移。边界的斜率是边际转换率 ：再多造一台机床，要少造多少布。
产品组合效率
货在人与人之间分对了，工厂也没浪费配料，仍可能造错了东西——满仓库的机床，街上没布。最后一道门要求：
人们心里用布换机床的比例，等于经济把布转换成机床的比例。左边大于右边，社会还想多要机床；竞争里，产品价格比会同时指挥消费者和生产者，把两边拉齐。
三道门同时关上，才叫配置有效。公共经济学后面对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的批评，都可以翻译成：某一道门被价格卡住，开不上。
竞争市场用同一套相对价格当扳手。消费者看 调 ，生产者看同一比率调 和要素需求。第一定理的骨架，就是这套扳手在理想条件下能同时拧紧三道门。
下方的三道门看一组示意数字如何从“还能改”变成“门关上”。
第一定理：竞争均衡在边界上
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在完全竞争、信息完全、没有外部性、偏好局部非饱和等条件下，竞争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
翻译成车间语言：人人是价格接受者，每种货只有一个价，企业利润最大、消费者效用最大，市场出清——那么三道门都会关上。不需要一位全知的计划员去核对每对 。
定理的力量在于“分散”。每个人只看自己的预算和自己的成本，不必知道别人的无差异曲线。价格把分散的信息收成一套公共比率。
它的边界同样硬，值得逐条钉上，否则下一章会显得像在和稻草人打架：
第一定理不说均衡分配公正，不说均衡唯一，不说现实市场已经满足前提。它只说：若前提在，看不见的手有一句精确的数学译文。
中国 1980–90 年代的价格改革，教学上可以读成一次“让扳手重新出现”的过程。计划价把 和 的对齐打断：钢材在账面上便宜，企业就囤；消费品在柜台上贵，排队和走后门代替了价格。放开之后浪费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有人阵痛、有人暴利——但配置开始重新服从同一套相对价格。阵痛属于分配和转型，不等于“第一定理失败”。定理失败要到垄断、污染、公共品那些前提真正松开的地方去找。
第二定理：有效点可以滑动，但不能靠扭曲价格去滑
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在凸性等条件下，任何一个帕累托有效配置，都可以通过适当的一次总付再分配，再让市场去竞争，而成为竞争均衡。
车间含义是：效率和分配在理想世界里可以分两步走。先用一次总付税（lump-sum）改禀赋——按人头发钱或收钱，不按他买了什么、工作了多少来扭曲边际——再放开价格。市场会把你送到契约曲线上你想要的那一点。
这是第一定理的配对。第一定理说“别怕市场，它能有效”；第二定理说“别把分配任务交给扭曲的价格，另找一次总付的工具”。累进所得税、对某一种商品的重税，会改变 或劳动供给，往往在滑动分配时把某扇门重新撬开。那是次优，不是第二定理的理想操作。
现实里一次总付极难。政府观察不到每个人的能力，只能观察收入、消费，而这些会被行为改变。于是再分配几乎总是带扭曲。公共经济学后半部的最优税收，就是在承认“第二定理的工具拿不到”之后，问扭曲应当怎样最小化。
选一个“有效但很偏”的点，看一次总付怎样把它滑向另一点，以及用商品税去滑时门为什么会开一条缝。
理想车间和真实街道
三道门、两句定理，给了公共经济学一个参照系，不是一张现实地图。
现实街道上，价格接受者很少是严格的；一条河的排污没有标价；路灯收不齐钱；医生和患者的信息不同；有些风险买不到保险。这些会使竞争均衡离开边界，或使边界本身画错。那是下一章的主题。这一章要你先能说出：离开的是哪一扇门，错的是哪一条前提。
还有一种误用：用第一定理反对一切再分配——“市场已经有效，动就是破坏”。第二定理直接挡住这句话：有效点有许多，社会可以选另一点，只要工具足够干净。工具不干净时，争论应当变成“扭曲有多大、换来的公平值不值”，而不是“效率禁止公平”。
反过来，用分配问题宣布市场无用，也是误用。车间里明明还有双赢交换，却先用行政指定谁拿苹果，常常把交换门重新打开：黑市、排队、关系。计划价年代的经验，是分配意图打断了价格扳手，不是证明效率尺子不该存在。
记住三句话就够带着往下一章走。帕累托：还能双赢就没完。第一定理：理想竞争把三道门关上。第二定理：换有效点，先改禀赋，尽量别扭价格。
把扳手挂回墙上
市场效率不是“让所有人更好”的保证书，是“别留下尚未完成的互利”的标准。交换、生产、产品组合各是一扇门；竞争价格是理想条件下的同一把扳手。第一定理给出分散决策的效率译文，第二定理把分配从价格扭曲里拆出来，又诚实承认一次总付在现实中几乎拿不到。
上一章称了政府的体重。这一章给了“值不值”之前必须有的参照。下一章松开前提：垄断、公共物品、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宏观波动——看门在哪里被卡住，以及政府进场时应当对准哪一扇，而不是把整间车间拆掉。
离开交换车间时，哪一句把尺子用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