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与贫困

饥饿与贫困的刻板印象

当我们谈论贫困时，脑海中往往浮现出饥饿的画面。这种联想并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我们对贫困的理解中。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粮食援助到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武汉的物资保障，食物短缺问题总是能够触动公众的神经，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和慷慨行为。

这种贫困与饥饿的关联甚至被制度化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项就是“减少贫困和饥饿”。中国的贫困线标准也体现了这种关联性。2020年，中国将贫困线标准定为年收入4000元人民币，这个标准最初就是基于基本食物需求计算的——即购买足够卡路里所需的预算，再加上其他必需品（如住房、医疗）的支出。从这个角度看，“穷人”本质上被定义为吃不饱的人。

因此，政府帮助穷人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穷人迫切需要食物，而且数量是关键。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食物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20年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过1.6万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食物供应和营养状况。例如，在“两不愁三保障”政策中，“不愁吃”被列为首要目标。

中国贫困线标准与食物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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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贫困陷阱的理论基础

营养贫困陷阱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958年经济学中的正式表述。其核心思想很简单：人体需要一定数量的卡路里才能生存。当一个人非常贫穷时，他能够负担得起的食物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和赚取微薄收入，而这个微薄收入又用来购买这些食物。

这种理论在中国农村地区曾经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为例，当地农民在2010年前后，年收入不足3000元，主要依靠种植玉米和土豆为生。由于营养不足，农民体力下降，无法从事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只能种植低产值的传统作物，形成了“营养不良-生产力低下-收入微薄-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

随着人们变得富有，他们可以购买更多食物。一旦身体的基本代谢需求得到满足，额外的食物就会转化为体力，让人们能够生产出远超维持生存所需的产出。威宁县在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下，农民收入提高到年收入8000元以上后，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开始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蔬菜和水果，收入进一步增长。

这种简单的生物机制在今天收入和明天收入之间创造了一个S形关系曲线。非常贫穷的人赚取的收入低于他们从事有意义工作所需的水平，但那些有足够食物的人可以从事高附加值的农业工作。这就创造了一个贫困陷阱：穷人变得更穷，富人变得更富，吃得更好，变得更强壮，变得更富有，差距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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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检验

全球食物供应充足

从食物供应角度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能够养活地球上每一个人的世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202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87亿吨，连续8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按照14亿人口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8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农业科技的进步和政策支持。从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到现代精准农业技术，中国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2年中国水稻平均单产达到每公顷7.5吨，比1978年提高了1.8倍。

当今世界的饥饿存在，但主要是由于食物分配不均的结果，而不是绝对稀缺。中国通过“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等政策，确保了食物供应的稳定性和可及性。

卡路里消费结构变化

中国今天的营养状况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过去20年来，中国居民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基本稳定在2200-2400卡路里之间，但食物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人均卡路里消费总量保持稳定；然而，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2000年到2020年，谷物消费占比从57%下降到47%，而肉类、蛋类、奶类等高蛋白食物消费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在所有收入群体中都存在，包括最贫穷的群体。

这种变化不是由收入下降驱动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6280元增长到2022年的36883元，增长了近5倍。然而，尽管中国人更富有，但他们在每个收入水平上的卡路里消费结构都在优化，从单纯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

中国穷人消费行为的矛盾

中国最贫穷的人群似乎并不像饥饿的人那样行事。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2018年农村贫困家庭的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为45%，远低于理论上的“饥饿”水平。如果他们真的饥饿，他们肯定会把每一分可用的钱都用来购买更多的卡路里。

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余的都花在了其他必需品上。例如，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研究发现典型的贫困家庭如果完全削减烟酒、娱乐和节庆的支出，可以在食物上多花费25%。中国贫困家庭似乎有很多选择，他们不选择在食物上花费尽可能多的钱。

当贫困家庭碰巧有额外的钱时，这一点很明显。虽然他们显然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支出（他们需要衣服、药品、教育等）需要首先照顾，但如果他们的生计依赖于获得额外的卡路里，人们会想象当有更多可花费的钱时，所有这些都会用于食物。然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8年农村贫困家庭收入每增加1%，食物支出仅增加0.6%。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对于最贫穷的家庭（年收入低于3000元）和相对富裕的农村家庭（年收入1-2万元）没有太大不同。

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趋势

中国不同收入群体食物支出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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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为什么吃得这么少

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什么中国农村的贫血患者不主动购买铁强化食品？一个答案是，如果雇主不知道营养良好的工人更有生产力，额外的生产力可能不会转化为更高的收入。雇主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员工现在更有生产力，因为他们吃得更多或更好。

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研究发现，只有自雇农民中营养改善带来的收入显著增加。如果雇主向每个人支付相同的固定工资，就没有理由吃更多来变得更强壮。在山东省寿光市，一项研究发现，既按产量计酬又按固定工资工作的农民在按产量计酬的日子里多吃30%的食物（因为努力很重要，因为他们工作得越多，得到的报酬就越多）。

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所有孕妇都不使用碘强化盐，这种盐现在在每个村庄都可以购买。一个可能性是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更好地喂养自己和孩子的价值。微量营养素的重要性直到相对最近才被科学家完全理解。虽然微量营养素很便宜，有时可以导致终身收入的大幅增加，但有必要确切知道吃什么（或服用什么药丸）。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信息，即使在中国城市也是如此。

口味偏好与生活质量

人们往往对外来者告诉他们应该改变饮食持怀疑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们喜欢他们所吃的东西。当2019年猪肉价格急剧上涨时，农业农村部建议少吃猪肉多吃鸡肉和鱼肉既对人们的健康有益，也更容易预算。这引发了一些争议，部分消费者表示难以接受。然而这个建议可能是对的。

理解公众支持的重要性，中国在推广营养知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发布到“全民营养周”的设立，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传播营养知识。例如，2016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强调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同样，基于个人经验学习许多这些营养素的价值并不容易。碘可能会让你的孩子更聪明，但差异并不大（尽管许多小差异可能加起来很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很多年都不会发现任何一种方式。铁，即使它让人们更强壮，也不会突然把你变成超级英雄：自雇农民每年多赚的几千元甚至可能对他来说不明显，考虑到农业收入的季节性波动。

因此，穷人选择食物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的便宜价格和营养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的味道如何，这并不奇怪。

其他需求的重要性

穷人经常抵制我们为他们制定的精彩计划，因为他们不分享我们对这些计划有效或像我们声称的那样有效的信念。他们饮食习惯的另一个解释是，穷人生活中其他事情比食物更重要。

中国农村地区在婚礼、建房和子女教育上花费大量资金已被广泛记录，可能部分是由于社会压力和面子观念。中国农村婚礼的成本是众所周知的，但也有不那么愉快的场合，家庭被迫举办奢华的聚会。在河南省，关于葬礼花费多少的社会规范是在大多数死亡发生在老年时设定的。传统要求为长者举行精心制作的葬礼，用死者一生积累的钱支付。

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许多壮年成年人开始死亡而没有积累足够的储蓄，但他们的家庭感到被迫遵守传统规范。一个刚刚失去其主要收入者之一的家庭可能不得不为葬礼花费大约2-3万元，或家庭年收入的30-40%。在这样的葬礼之后，家庭显然花费更少，更多家庭成员倾向于抱怨"缺乏食物"，即使死者在他死前没有赚钱，这表明葬礼成本是原因。葬礼越昂贵，一年后成年人越沮丧，孩子辍学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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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贫困陷阱真的存在吗

我们以威宁县农民的例子开始这一部分，他们认为自己陷入了营养贫困陷阱。在最字面的层面上，他们案例中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缺乏卡路里。威宁县在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下，农民获得了免费的大米和营养包，再加上政府的产业扶贫资金，他们可能身体上能够在田间或建筑工地工作。

我们对证据的解读表明，大多数中国成年人，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都在营养贫困陷阱区域之外：他们可以轻松地吃足够多的食物来保持身体生产力。威宁县农民可能就是这种情况。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被困住。但他们的问题可能来自他们的传统农业技能不适应现代市场需求，而且他们缺乏新的技能培训。他们的情况几乎肯定因为他们是抑郁的而变得更糟，这使他们很难做任何事情。

营养贫困陷阱的基本机制似乎对成年人不起作用，这并不意味着营养对穷人不是问题。但问题可能不是食物的数量，而是质量，特别是微量营养素的短缺。良好营养的好处可能对两组不决定自己吃什么的人特别强烈：未出生的婴儿和幼儿。事实上，他们的父母收入与这些孩子最终收入之间可能存在S形关系，由童年营养引起。

这是因为在子宫内或幼儿期获得适当营养的孩子每年都会赚更多的钱：这在终身中加起来是巨大的好处。例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表明，在贫困地区接受营养包干预的儿童，其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童年营养投资的微小差异（在中国，营养包每年花费约200元；碘盐每包售价约3元；铁强化酱油每年花费约50元）后来会产生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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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食物政策

这建议政府和国际机构需要完全重新思考食物政策。虽然这对传统农业来说可能是挑战，但解决方案不是简单地供应更多粮食，这是大多数粮食安全计划目前设计要做的。穷人喜欢补贴粮食，但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给他们更多并不能说服他们吃得更好，特别是因为主要问题不是卡路里，而是其他营养素。仅仅给穷人更多钱也可能不够，即使收入上升也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导致更好的营养。正如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当收入上升时，穷人不会吃得更多或更好；有太多其他压力和欲望与食物竞争。

相比之下，直接投资儿童和孕妇营养的社会回报是巨大的。这可以通过向孕妇和小孩子的父母提供强化食品、在学校或学前班为儿童治疗营养缺乏、为他们提供富含微量营养素的膳食，甚至通过给父母激励消费营养补充剂来实现。所有这些已经在中国完成。

中国政府现在在学校系统地为儿童提供营养餐。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中央财政每年投入约200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餐。在云南省，微量营养素包被撒在学前班儿童的膳食上。在甘肃省，社会福利支付附带家庭免费营养补充剂。

开发将人们喜欢吃的食物包装额外营养素的方法，并提出可以在更广泛环境中种植的营养和美味作物的新菌株，需要成为食物技术的优先事项，与提高生产力同等重要。我们在中国看到这种情况的一些实例，由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动：最近在新疆和内蒙古引入了一种适合干旱地区的藜麦品种（比传统谷物富含蛋白质）。一种同时强化铁和碘的新盐现在在中国多个省份被批准使用。但有太多实例，食物政策仍然坚持穷人只需要便宜粮食的想法。

中国营养政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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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营养贫困陷阱的概念在历史上可能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今天仍然可能很重要。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粮食生产确实没有提供足够的卡路里来维持完整的劳动人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大量流民——他们字面上无法从事任何工作。

然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太富有了，饥饿不能成为贫困持续存在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期间，或杀死和削弱数百万人的饥荒期间，这是不同的。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表明的，然而，大多数最近的饥荒不是由缺乏食物供应引起的，而是由导致可用食物分配不良的制度失败引起的，甚至是在其他地方饥饿面前囤积和储存。

中国穷人，即使那些根据营养标准可能被归类为营养不良的人，似乎也不想要更多食物，即使他们可以。事实上，他们似乎吃得越来越少，但食物质量在提高。虽然成年人可能不会陷入营养贫困陷阱，但儿童期的营养投资对终身收入有巨大影响。这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方向：我们需要从关注卡路里数量转向关注营养质量，特别是对儿童和孕妇的营养干预。

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的成功经验表明，解决贫困问题需要更全面的方法，不仅要关注食物数量，更要关注营养质量、社会文化因素和长期发展投资。从“两不愁三保障”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更加可持续的减贫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