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波动,也称为商业周期,是指经济活动总量在一段时期内呈现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现象。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运行,并非总是持续平稳增长,而是经历着繁荣与衰退的交替。这种波动既可以体现在产出、就业、投资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涨落,也深刻影响到普通家庭和企业的日常生活。
理解经济波动的原因和机制,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公众,都希望能够预测和缓解经济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失业上升或经济萎缩;同时,也希望把握经济复苏和繁荣带来的机遇。
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经济波动,这些理论帮助我们认识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分析波动的传导机制、并为政府和中央银行制定应对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章将通过实际数据与理论结合,带领你系统理解经济为何波动,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更好地应对这些波动。
当你正在观察一个城市的交通流量。在理想状况下,车辆应该匀速行驶,交通流量保持稳定。但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交通时而拥堵、时而畅通,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经济运行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希望经济能够平稳增长,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增长率时高时低,甚至偶尔出现负增长。
在深入探讨经济波动理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描述短期经济活动波动的一些基本事实。这些经验观察为我们理解经济周期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
就像医生在诊断病情前需要了解患者的症状一样,经济学家在构建理论前也需要仔细观察经济现象。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经济波动具有一些规律性特征,这些特征为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体总收入和总支出的最广泛指标,自然成为我们分析商业周期的起点。通过观察长期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这就像一个人的心电图一样,虽然总体趋势向上,但过程中会有起伏波动。经济增长率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偶尔会出现负增长。比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导致了经济的急剧下滑。
经济学家把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通常定义为衰退,但实际判断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多项经济指标。就像判断一个人是否生病不能只看体温一样,判断经济是否衰退也需要观察就业、收入、工业生产等多个方面的数据。
当我们深入分析GDP的构成要素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周期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波动模式。这就像在一场风暴中,小船会剧烈摇摆,而大船相对稳定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与人们的行为特点有关。当经济形势不明朗时,家庭会谨慎地削减一些非必需的消费,但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住房等仍然需要维持。相比之下,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时会更加谨慎,它们可能会推迟新设备的购买、暂停工厂扩建计划,甚至减少库存投资。这种“宁可错过机会也不愿承担风险”的心理使得投资支出的波动性远大于消费支出。
经济波动不仅体现在GDP数据中,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同样清晰地反映出经济周期特征。每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我们都会看到一个熟悉的场景:企业开始裁员,招聘岗位减少,求职变得更加困难,失业率显著上升。
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清晰的逻辑:既然就业工人参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而失业工人则不参与生产活动,那么失业率上升理应伴随着实际GDP的下降。这种失业率与GDP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被称为奥肯定律,以首先研究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名字命名。
奥肯定律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如果失业率保持不变,实际GDP增长约3%(这是由于劳动力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正常增长);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实际GDP增长通常下降2个百分点。例如,如果失业率从5%上升到7%,那么GDP增长率 = 3% - 2×(7%-5%) = -1%,表明经济陷入衰退。
这个定律就像是经济的“体温计”。当我们看到失业率急剧上升时,就可以预期经济产出会相应下降。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失业率大幅上升,同时GDP也出现了显著下滑,这完美地验证了奥肯定律的预测。
既然经济波动如此重要,那么我们能否提前预测这些变化呢?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虽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但通过观察一些先行指标,我们确实可以获得关于未来经济走向的重要信息。
许多从事预测工作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商业和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士,致力于预测短期经济波动。企业需要这些预测来制定生产计划和投资决策,政府则需要预测来制定合适的政策。
经济学家获得预测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观察领先指标,这些变量往往在整体经济变化之前就开始波动。就像春天的第一朵花预示着季节变化一样,这些经济指标能够提前告诉我们经济的转向。
例如,当我们看到制造业企业开始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时,这通常意味着企业预期需求会增加,但还不确定是否需要招聘新员工。这种“试探性”的增产往往预示着几个月后经济活动的加强。
另外,当股票市场开始上涨时,这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乐观预期。虽然股市有时会出现"虚假信号",但总体而言,股价变化确实能够提前反映经济趋势的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领先指标并非精确的预测工具,而是规划的参考依据。就像中医诊断需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一样,经济预测也需要综合多个指标进行判断,单一指标可能发出错误信号。
在了解了描述短期经济波动的基本事实之后,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需要针对不同时间视野使用不同的模型?为什么我们不能满足于前面建立的古典模型?
这就像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行为一样。如果观察一个人一整年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他有规律的作息、稳定的工作和相对固定的消费模式。但如果我们观察他某一天的行为,可能会发现他因为突发事件而改变计划、因为情绪波动而做出非理性决策。
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价格的行为方式。以下表格总结了两者的主要区别:
以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将货币供应量减少5%为例:
这种差异说明,在不同时间范围内,经济对同样的政策会有不同的反应,价格粘性是短期和长期分析的核心分界点。
这种短期价格粘性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在价格无法快速调整的时间范围内,实际变量如产出和就业必须承担主要的调整功能。换句话说,在价格粘性的时间范围内,古典二分法不再成立:名义变量可以影响实际变量,经济可能偏离古典模型预测的均衡。
引入价格粘性如何改变我们对经济运行方式的认识?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家最喜欢的两个概念——供给和需求——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中,产出数量取决于经济体供应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反过来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给以及可用的生产技术。灵活价格是古典理论的关键假设,该理论认为价格会调整以确保需求数量等于供给数量。
当价格粘性时,经济的运行方式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产出还取决于经济体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需求反过来取决于多种因素: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盈利能力的看法,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由于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影响需求,而需求又能在价格粘性的时间范围内影响经济产出,价格粘性为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稳定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需求(AD)是产出需求数量与总体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总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在任何给定价格水平下,人们希望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数量。
我们可以利用货币数量理论为总需求曲线提供一个简单的推导。回顾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方程:MV = PY,其中M是货币供应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P是价格水平,Y是产出数量。
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那么这个方程表明货币供应量决定了产出的名义价值,即价格水平与产出数量的乘积。
假如你手里有1000元现金,这就是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一倍,那么你能购买的商品数量就会减少一半。这就是总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基本逻辑:价格水平越高,相同的货币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越少。
总需求曲线是在货币供应量固定的情况下绘制的。如果央行改变货币供应量,那么价格和产出的可能组合就会改变,这意味着总需求曲线会发生移动。
当央行减少货币供应量时,就像减少了市场上流通的“购买力”,对于任何给定的价格水平,人们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都会减少。相反,如果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像向市场注入了更多“购买力”,总需求曲线向外移动。
这就像调节水龙头一样:开大水龙头,流出的水增加;关小水龙头,流出的水减少。货币政策就是经济中的“水龙头”,控制着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进而影响总需求的水平。
仅有一条总需求曲线,并不能决定经济体的实际价格水平或产出数量——它只是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全面分析经济的均衡状态,我们还需引入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交点,才决定了经济的总体价格水平和产出数量。
在长期视角下,经济的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资本总量、劳动力规模与技术水平,这些因素较为固定。无论价格水平如何变化,经济能生产的最大产出都不会改变,可以记为:Y = F(K̄, L̄) = Ȳ。因此,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表示产出对价格水平不敏感。
长期模型的前提是假设价格可以完全调整,但现实中许多价格存在调整的阻力(如工资合同、菜单成本等)。在短期内,部分价格“僵住”,不能快速对供需变化作出反应。正因如此,短期总供给曲线常被简化为一条水平线,反映着在既定价格水平下,企业根据需求调整产出,而不是变动价格。
在这里,我们假设一个极端情况进行简化:假设所有企业都已发布了价格目录,重新发布成本太高。因此,所有价格都固定在预定水平。在这些价格下,企业愿意销售顾客愿意购买的数量,并雇佣足够的劳动力来生产所需数量。由于价格水平固定,我们用水平总供给曲线来表示这种情况。
这个图表展示了经济如何从短期过渡到长期。当央行减少货币供应量时,总需求曲线从AD移动到AD'。在短期内(A点到B点),由于价格粘性,经济产出下降但价格保持不变,导致衰退。随着时间推移,价格逐渐下降,经济最终移动到新的长期均衡点C,产出回到充分就业水平,但价格水平更低。
这个过渡过程就像一个弹簧被压缩后逐渐回弹的过程。当外力(比如货币紧缩)施加时,弹簧首先被压缩(产出下降),但随着时间推移,弹簧的内在弹性(价格调整机制)会使其逐渐回到原来的长度(充分就业产出水平)。
经济的短期均衡是总需求曲线与水平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在这种情况下,总需求的变化确实会影响产出水平。如果央行突然减少货币供应量,总需求曲线向内移动,经济从旧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交点移动到新的交点,这代表了在固定价格水平下的产出下降。
因此,总需求下降在短期内会减少产出,因为价格不会立即调整。在总需求突然下降之后,企业发现自己的价格过高。由于需求低而价格高,企业销售的产品减少,因此它们减少生产并裁员。经济经历衰退。
随着时间推移,为响应低需求,工资和价格逐渐下降。价格水平的逐渐降低使经济沿着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最终达到新的长期均衡。在新的长期均衡中,产出和就业回到自然水平,但价格比旧的长期均衡要低。

整体经济的波动来自总供给或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家称移动这些曲线的外生事件为对经济的冲击。移动总需求曲线的冲击称为需求冲击,移动总供给曲线的冲击称为供给冲击。这些冲击通过推动产出和就业偏离自然水平来扰乱经济。
就像船只在海上航行时会遇到风浪一样,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冲击。有些冲击来自内部,比如消费者信心的变化、企业投资意愿的波动;有些冲击来自外部,比如国际油价上涨、贸易战、自然灾害等。
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展示冲击如何引起经济波动。该模型的另一个目标是评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应对这些冲击。经济学家使用稳定化政策这一术语来指代旨在减少短期经济波动严重程度的政策行动。
让我们考虑一个需求冲击的例子:移动支付的普及。由于移动支付通常比现金更方便,它们减少了人们选择持有的现金数量。这种货币需求的减少等同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
例如,过去你需要带着钱包出门购物,现在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完成所有支付。这意味着相同数量的货币能够支持更多的交易,货币流通速度提高了。如果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流通速度的增加导致名义支出上升,总需求曲线向外移动。
在短期内,需求增加提高了经济产出——它引起了经济繁荣。在旧价格下,企业现在销售更多产出,因此它们雇佣更多工人,要求现有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更充分地利用工厂和设备。
随着时间推移,高水平的总需求推高了工资和价格。随着价格水平上升,需求的产出数量下降,经济逐渐接近自然生产水平。但在向更高价格水平过渡期间,经济产出高于其自然水平。
央行能做什么来抑制这种繁荣并保持产出更接近自然水平?央行可能减少货币供应量来抵消流通速度的增加。抵消流通速度的变化将稳定总需求。因此,如果央行能够熟练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它可以减少甚至消除需求冲击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
供给冲击也可能引起经济波动。供给冲击是改变生产商品和服务成本的经济冲击,因此改变企业收取的价格。由于供给冲击对价格水平有直接影响,它们有时被称为价格冲击。
2021年以来,全球供应链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供给冲击例子。疫情导致港口拥堵、运输成本上升、原材料短缺,这些都推高了生产成本。企业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同时减少生产量。
面对供给冲击,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就像医生面对既发烧又咳嗽的病人一样,很难找到同时治疗两种症状的完美药方。
如果政府选择不采取政策行动,经济会从A点移动到B点,出现所谓的“滞胀”现象:经济停滞(产出下降)和通胀(价格上升)同时发生。这就像2008年国际油价飙升时许多国家面临的情况。
如果政府选择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来维持就业水平,经济会从A点移动到C点。这种做法被称为“迁就供给冲击”,能够避免衰退,但代价是接受更高的价格水平。
这种政策选择反映了稳定化政策面临的根本困境:当经济同时面临通胀和失业压力时,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稳定产出就业和稳定价格水平之间做出权衡。没有一种政策能够同时完美地解决两个问题。
现实中的政策制定更加复杂,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政策组合: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美国则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也带来了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上涨等后遗症。
经济政策的效果高度依赖于其出台的时机。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对应不同的应对策略。如果在经济已经过热时还采取刺激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只会加剧通胀风险。而在经济疲弱时,该出手时必须果断出手,防止萧条恶化。准确识别宏观经济所处的位置,灵活调整应对手段,把握政策窗口期,是提升政策成效的前提。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同左右手,需要同向发力、步调一致,才能产生最大的合力。在实际操作中,应当防止两类政策相互掣肘或目标冲突。例如,财政发力救市时,如若货币端过快收紧,可能抵消政策效果。只有加强沟通、实现协调,才能兼顾短期刺激与长期稳定,规避“一好遮百丑”的片面性。
同时,政策制定还要关注措施的持久影响,警惕短期操作引发的长期风险,无论是过度宽松带来的资产泡沫,还是急剧紧缩引发的就业冲击,都需防微杜渐。
有力的制度保障是稳定化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土壤。这包括明确政策目标、制定科学的操作规则,维护央行独立性,加强宏观调控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同时,应提高决策透明度、及时释疑解惑,以增强社会各界对政策的信任和预期稳定。
总供给-总需求(AS-AD)模型为我们分析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有力工具。它揭示了短期与长期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解释了价格粘性和名义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并阐明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作用边界。理解这一模型不仅有助于解释经济为何会出现波动,更为制定切实有效的宏观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