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保健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安排,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配置医疗资源、组织医疗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个体系的架构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着医疗决策的制定过程,包括生产什么样的医疗服务、谁能获得医疗保健等核心问题。
医疗保健体系的决策模式可以从完全集中化到完全分散化,每种模式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挑战。
在集中化的医疗体系中,政府或中央机构通过统一规划来回答基本的资源配置问题。这种模式可能更有利于实现医疗资源的均匀分配,并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然而,集中化体系可能缺乏竞争激励,难以快速响应多样化的患者需求,同时面临信息收集成本高昂的问题。
相比之下,分散化的医疗体系通过市场机制或地方政府来做决策,能够提供更多选择和创新机会,但可能导致缺乏协调、服务不均等问题,特别是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成本可能较高。
现实中的医疗保健体系通常既不是纯粹的集中化,也不是完全的分散化,而是两种决策模式的结合,这反映了不同社会对于选择权、创新性、均等性和生产效率等多重目标的不同价值取向。
当代医疗保健体系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在中国,截至2023年,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00多万个,其中包括3.7万家医院、近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超过400万人,注册护士超过500万人。这还不包括数千万参保患者、众多保险机构以及各级政府部门。
为了更好地理解医疗保健体系的运作机制,我们可以用一个三角模型来描述其核心要素。这个模型包含三个主要参与者:患者(消费者)、医疗服务提供者(生产者)和保险方(第三方支付者)。此外,政府或雇主等资助方也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在传统的市场交易中,只涉及消费者和生产者两个主体,消费者直接向生产者支付服务费用。但在医疗市场中,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医疗服务的需求往往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患者通常无法提前知晓所需医疗服务的价格、数量和质量。

第三方支付者在医疗保健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风险管理和行为监督。
由于医疗费用的时间和数额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第三方支付者通过大数法则来分散和管理风险。例如,虽然单个个体很难预测自己是否会患心脏病,但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大量人群的历史数据相对准确地预测心脏病的发病率。
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统一的发展历程。目前形成了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多层次医疗保障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
通过分析中国、德国和英国的医疗融资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制度设计的特点:
中国模式: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政府补贴为辅。基本医疗保险通过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政府对城乡居民医保给予财政补贴。这种模式既体现了社会互助共济,又保持了个人责任。
德国模式:疾病基金制度,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失业人员的保费由前雇主或公共资金承担。这种模式强调社会团结,但也允许高收入人群选择私人保险。
英国模式: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HS),主要通过税收融资。政府与各类医疗服务提供者签约,为全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报销方式和患者的自付比例是影响医疗服务供需的关键因素。不同的支付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
固定支付制度(如按病种付费DRG)将财务风险转移给医疗服务提供者。在这种制度下,如果实际成本低于固定支付额,医疗机构可以保留结余;但如果成本超支,则需要自行承担损失。
变动支付制度(如按项目付费)则根据实际提供的服务数量进行报销。在这种制度下,医疗服务提供者面临的财务风险较小,但可能导致过度医疗问题。
让我们换一种角度:可以想象,不同的报销方式和患者自付水平,像棋盘上的落子,决定着医疗服务是否容易“越界”。下图用一个2×2的象限,把四种典型组合的激励表现和过度医疗风险展现出来:
左上象限(固定支付+低自付)
供方动力受限,患者负担较轻,过度医疗几率较低。
右上象限(变动支付+低自付)
无论医院还是患者,对成本都不敏感,这是发生过度医疗最容易的组合。
左下象限(固定支付+高自付)
双方都精打细算,既要控费又要控制需求,最不容易出现过度医疗。
右下象限(变动支付+高自付)
医院有提供动力,但患者有“刹车”机制,整体风险居中。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逐步从按项目付费向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按人头付费等多元化支付方式转变。
以按病种分值付费(DIP)为例,该制度根据疾病诊断和治疗方式的不同确定相应的分值,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其服务的病例数和分值挂钩。这种方式既控制了医疗费用增长,又保证了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服务的生产可以在多种环境中进行:住院医疗、门诊医疗和家庭医疗。每种生产模式都有其适用范围和成本特点。
住院医疗主要针对急性疾病和复杂手术,能够充分利用大型医疗设备和专业技术团队的规模经济优势。
门诊医疗适合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成本相对较低,患者就医便利性较好。
家庭医疗包括预防保健、康复护理等,特别适合慢性病管理和长期护理,能够显著降低医疗成本。
中国建立了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二级医院为支撑、三级医院为龙头的分级诊疗体系:
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呈现公立医疗机构主导、民营医疗机构补充的格局。两者在制度安排上存在明显差异:
公立医疗机构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优势,但可能面临效率不高的问题;民营医疗机构虽然效率较高,但可能存在逐利动机过强的风险。
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种典型模式。不同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在覆盖范围、筹资渠道、支付机制、患者自付比例、服务供给模式及医生选择权等方面各有侧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制度结构。
可以看出,中国保障制度除大力推进覆盖面以外,在支付方式和生产机制上也持续完善,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与之相比,德国注重社会保险模式下的团结互助,医生和患者的选择权均较高,协调性和灵活性较强。英国实行国家卫生服务体制,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医疗服务免费但在选择和创新上有不少限制,而美国则以市场主导,医疗保险体系多元、服务供给灵活,但由于缺乏统一保障,医保覆盖和费用负担存在显著分化。
不同医疗保障模式在健康公平、服务可及性及制度可持续性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优缺点。中国强调广覆盖和保基本,努力实现大多数公民“病有所医”;德国注重社会团结,对弱势群体提供特殊保障,医疗资源配置较为合理;英国虽实行免费医疗,但系统压力大、排队问题突出,近年来也逐步引入竞争机制以提升效率;美国则因市场化色彩浓厚,医疗创新活跃,但费用负担沉重,低收入群体保障相对薄弱。
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具有以下显著特点,并在持续演进中不断完善:
全覆盖: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网络,参保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通过城乡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医疗救助等多层次保险机制,确保不同人群都能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
保基本:坚持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合理确定医保目录和报销比例,强调普惠性原则,使广大群众“不因病致贫”“不因病返贫”。
可持续:制定科学的筹资机制,推动医保基金精细化管理,建立动态调整的待遇与贡献机制,确保医保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同时,不断加强基金监管,打击欺诈骗保,保障基金安全。
多层次: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发展重大疾病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险等,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并引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需求。
区域协调:推动医保基金省级统筹,实现风险共济和资源共享。探索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设,提升数据治理和服务效率。
医疗与医保联动:加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如按疾病诊断相关组DRG、区域总额管理等),引导医疗机构合理诊疗,遏制“过度医疗”,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与群众满意度。
这些特色在不断发展中,不仅提升了全民的医疗获得感,也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慢性病高发等挑战铺平了制度基础。
据图所示,中国医保基金的收入和支出均保持增长态势,反映了参保人群基数的扩大和医疗费用水平的提升。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疾病谱变化,医保基金收支平衡和精细化管理将变得尤为重要。
此外,伴随医药、医疗、医保“三医联动”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正从“保基本、广覆盖”逐步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制度创新如医保待遇清单管理、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异地结算等,也极大改善了人民群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
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两个层面。配置效率要求医疗资源配置到最能产生健康效益的领域,而生产效率则要求以最低成本提供医疗服务。
中国通过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医联体建设、“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措施,努力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广使患者能够就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减少了不必要的大医院就诊。
医疗保健的公平性体现在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两个方面。机会公平要求所有人都有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结果公平则关注健康结果的差异。
中国通过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施健康扶贫政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不断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的健康差距。
医疗保健体系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既要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又要保障全民健康、实现公平可及。
随着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和医疗技术进步,中国医疗保健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诊疗精度和效率。
预防为主:加强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从治疗向预防转变。
整合服务: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提供连续性、协调性服务。
多元化供给:鼓励社会办医,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通过深入理解医疗保健体系的经济学原理,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和改进现有制度安排,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保障公平,为全民健康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医疗保健体系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优化,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