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代中国医疗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医疗资源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慢性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以及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医疗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政府和医疗机构不仅要面对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压力,还要兼顾公平性与效率性的双重目标。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单纯依靠经验或行政指令已难以满足科学决策的需要。
因此,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来评估各种医疗决策的经济影响变得尤为重要。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正是这样一个核心工具。它通过系统地比较不同医疗干预措施的成本与预期效益,帮助我们量化医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引入一种新药物、推广某项筛查项目或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时,成本效益分析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持,明确每一元投入能够带来多少健康收益或社会回报。
此外,成本效益分析不仅适用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也广泛应用于医院管理、医保支付、公共卫生项目评估等具体实践中。通过这一工具,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权衡短期与长期利益,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医疗体系的整体绩效。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成本效益分析将在推动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全民健康目标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谈论一项医疗干预措施的总成本时,需要从全社会的角度进行综合考量。以新冠疫情期间的核酸检测为例,其社会总成本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直接医疗成本包括检测试剂的采购费用、医护人员的工资、检测设备的运营维护费用以及相关的医疗设施使用成本。这部分费用相对容易量化,因为它们都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或会计记录。
直接非医疗成本涉及患者和社会其他成员承担的货币支出。对于接受核酸检测的市民而言,这包括往返检测点的交通费用、因检测而产生的误工损失、以及可能需要的隔离期间的额外生活费用。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员工参与检测可能导致的工作时间减少也是一项实际成本。
间接成本主要指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市民排队等待检测的时间、医护人员投入检测工作而无法从事其他医疗服务的机会损失,都属于这一类别。特别是在大规模核酸筛查期间,这种时间成本往往十分庞大。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主要疾病的经济负担进行了深入研究。以糖尿病为例,根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糖尿病的年度经济负担约为人民币1090亿元,其中直接医疗费用占60%,间接费用如劳动生产率损失占40%。
成本识别研究虽然能够揭示某种疾病或健康行为对社会造成的经济影响规模,但它并不能直接指导我们如何做出最优的资源配置决策。要回答"应该选择哪种治疗方案更合理"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加精细的分析工具。

在医疗资源配置中,决策者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一过程类似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购买决策时的思考过程,只是规模和复杂程度更高。
经济学假设人们是理性的决策者,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不同的选择进行排序,并且总是倾向于选择能带来更大净收益的方案。在医疗政策制定中,这种理性体现为系统地比较不同干预措施的预期成本和效益。
决策的基本规则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
其中代表某项具体的医疗干预措施,表示该措施的预期效益,表示预期成本,则是净效益。当净效益大于零时,实施该项措施能够增进社会福利。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原理,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简化的模型。假设社会管理者需要决定某种医疗服务的最优供给量。
医疗服务的总社会净效益可以表示为:
其中表示医疗服务的数量,是总社会效益,是总社会成本。
从边际分析的角度来看,最优的医疗服务供给量应该满足:
其中表示边际社会效益,表示边际社会成本。
当医疗服务供给不足时(如点F),边际社会效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增加供给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相反,当供给过度时(如点G),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效益,减少供给反而更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
在实际应用中,医疗干预措施的效益通常包含四个主要方面:
避免的直接医疗成本:这是最容易量化的部分。例如,疫苗接种能够减少因疾病发生而产生的治疗费用。
避免的生产力损失:疾病预防或早期治疗能够减少因病假、残疾或死亡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挽救生命的经济价值:这涉及对人类生命价值的货币化评估,是成本效益分析中最具争议的部分。
生活质量的改善价值:包括减少痛苦、提高生活满意度等难以直接量化的效益。
由于医疗干预的成本和效益往往在不同时期发生,需要将它们统一到同一时间基准上进行比较。这就涉及贴现率的选择问题。
现值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表示贴现率,表示时期,表示项目的总持续期。
在中国的实践中,通常选择3%-5%的贴现率。这一选择需要平衡短期和长期效益的权重:过高的贴现率会偏向短期项目,而过低的贴现率则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于长期项目。
贴现率的选择对分析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效益主要在远期实现的项目。因此,多数研究会使用不同贴现率进行敏感性分析。
人力资本法是最传统的生命价值评估方法,它将个体的价值等同于其未来收入的现值。
其中表示第期的预期收入,表示死亡概率。
然而,这种方法存在明显局限性:它忽略了个体从生活本身获得的效用,也可能因为收入差异而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支付意愿法通过观察人们为降低死亡风险而愿意支付的金额来推算生命价值。例如,如果人们愿意花费1000元购买能降低万分之一死亡风险的安全设备,那么统计生命价值约为1000万元。

以新冠疫苗接种为例,我们可以更为详细地分析其成本效益结构,进一步理解大规模公共卫生干预的经济学逻辑。
首先,疫苗接种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效益方面,疫苗接种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同样多元:
下表展示了不同接种率情景下的成本与效益测算结果:
可以看出,随着接种率的提升,疫苗接种的总效益和净效益均显著增加,效益成本比也逐步提高。这说明大规模疫苗接种不仅有助于控制疫情、保护公众健康,更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操作中还需考虑疫苗供应能力、公众接受度、变异株影响等不确定因素,因此建议在决策时结合敏感性分析和多情景模拟,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假设所有挽救的生命年具有相同价值,但现实中不同健康状态下的生命年质量存在差异。成本效用分析通过引入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的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
QALY的计算公式为:
生活质量指数通常在0到1之间,其中1代表完全健康状态,0代表死亡状态。
评分法:研究者要求被访者在0-100的量表上对不同健康状态进行评分,然后将结果标准化到0-1区间。
标准博弈法:给被访者两种选择:确定地生活在某种不完全健康状态下,或接受一项治疗,该治疗有概率完全康复,有概率死亡。通过调整值直到被访者对两种选择无差异,此时值即为该健康状态的效用值。
时间权衡法:询问被访者愿意用多少年的完全健康生活来换取更长时间的不完全健康生活。例如,如果某人认为15年的完全健康等同于20年的某种慢性病状态,则该状态的效用值为0.75。
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在药品准入谈判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成本效用分析。以某种新型抗癌药物为例:
增量成本效用比(ICUR)计算:
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通常认为ICUR在3倍人均GDP以下的治疗方案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用性。按照2023年中国人均GDP约12.8万元计算,38.4万元/QALY可作为参考阈值。

随着人工智能、远程医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新兴医疗技术的经济评价变得尤为重要。以远程心电监护系统为例:
中国药监局和医保局制定了相应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导原则:
在实际应用中,不同的分析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建议在重要决策中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交叉验证,并充分考虑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
成本效益分析已经成为中国医疗政策制定的重要工具。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的调整、药品和医疗技术的准入谈判,到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立项与评估,乃至地方卫生资源的分配优化,都需要依赖系统的经济评价来支撑科学决策。无论是在新药物纳入医保目录时的谈判博弈,还是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新冠疫情防控)时的资源调配,成本效益分析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量化的依据,帮助他们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出平衡。
此外,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医疗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传统的经验决策方式已难以满足现代医疗体系的复杂要求。成本效益分析不仅能够揭示不同干预措施的经济回报,还能促进医疗服务的透明化和责任制建设,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认可度。通过引入多情景模拟、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决策者可以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提升政策的稳健性和适应性。
这种科学的决策方法有助于确保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最终实现全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和医疗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评价方法的不断完善和数据质量的持续改善,成本效益分析将在推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成本效益分析的精度和广度将进一步提升,为中国医疗政策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