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济学分析中,消费倾向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揭示了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建立了就业水平由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交点决定的基本结论。总供给函数主要依赖于供给的物理条件,涉及的因素大多已经熟悉。但总需求函数的作用却被忽视了,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重点。
总需求函数将任何给定的就业水平与预期实现的“收益”联系起来。这些“收益”由两个数量的总和构成:在给定就业水平下将用于消费的支出,以及将用于投资的支出。支配这两个数量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我们将重点分析前者,即决定在给定就业水平下消费支出的因素。
既然我们关注的是确定在给定就业水平下将用于消费的支出,严格来说,我们应该考虑将消费量(C)与就业量(N)联系起来的函数。然而,使用一个稍微不同的函数更为方便,即将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消费(Cw)与对应于就业水平N的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Yw)联系起来的函数。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使用Cw/Yw作为消费倾向的符号。
这种定义存在一个缺陷:Yw不是N的唯一函数,在所有情况下都相同。Yw与N之间的关系可能取决于就业的精确性质。也就是说,给定总就业N在不同就业之间的两种不同分配可能(由于个别就业函数的不同形状)导致Yw的不同值。
以制造业企业为例,当企业决定增加就业时,可能会选择雇佣更多的生产工人,也可能会选择雇佣更多的管理人员。这两种不同的就业分配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消费支出。
让我们通过表格来展示消费倾向的定义:
消费倾向的定义为理解消费行为提供了量化基础,这有助于我们分析经济需求的变化规律。
社会用于消费的支出显然取决于三个因素:收入的数量、其他客观伴随情况,以及组成社会的个人的主观需求和心理倾向及习惯,以及收入在他们之间分配的原则。支出动机相互作用,试图对它们进行分类存在错误分割的危险。例如,对政府补贴的预期可能会影响消费倾向,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间接影响消费倾向。
尽管如此,为了澄清我们的思路,我们将它们分为两大类: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人性的心理特征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这些因素虽然可以改变,但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化,除非在异常或革命性情况下。
当家庭收入增加时,他们通常会增加消费支出,但增加的幅度往往小于收入的增加幅度。同时,他们的消费决策也会受到社会习俗、文化背景、未来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当家庭收入增加时,他们可能会增加消费支出,但增加的幅度往往小于收入的增加幅度。同时,他们的消费决策也会受到社会习俗、文化背景、未来预期等因素的影响。
让我们通过图表来展示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

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要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单位的变化。消费(C)显然更多地是(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收入的函数,而不是货币收入的函数。在给定的技术、品味和决定收入分配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将随着他对劳动单位的控制量,即以其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量而上升和下降。例如,当工资单位发生变化时,对应于给定就业水平的消费支出将像价格一样按相同比例变化。
作为第一近似,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如果工资单位发生变化,对应于给定就业水平的消费支出将像价格一样按相同比例变化。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必须考虑工资单位变化导致的给定实际收入在企业家和食利者之间分配变化对总消费的可能反应。
假设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每月5000元增加到6000元,而物价水平也相应上涨20%,那么工人的实际收入可能没有变化。但如果物价上涨幅度小于工资上涨幅度,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
让我们通过表格来展示工资单位变化的影响:
工资单位的变化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它通过改变实际收入来影响消费决策。
影响消费倾向的第二个因素是收入与净收入之间差异的变化。我们已经表明,消费的数量取决于净收入而不是收入,因为根据定义,一个人在决定其消费规模时主要考虑的是他的净收入。
在给定情况下,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稳定的关系,即存在一个唯一地将不同收入水平与相应净收入水平联系起来的函数。然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任何收入变化中未反映在净收入中的部分必须被忽略,因为它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
企业家在计算净收入时,需要从总收入中扣除折旧和税收等费用。例如,总收入为1000万元的企业家,扣除200万元的折旧和税收后,净收入为800万元。在决定消费支出时,企业家主要依据的是这800万元的净收入,而不是1000万元的总收入。
影响消费倾向的第三个因素是计算净收入时未考虑的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这些变化在改变消费倾向方面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与收入数量之间没有稳定或规律的关系。财富拥有阶级的消费可能对财富货币价值的不可预见变化极其敏感。
股票投资者持有的资产价值变化会直接影响其消费行为。当股票价值突然上涨50%时,即使收入没有变化,投资者也可能会增加消费支出。相反,如果股票价值下跌30%,投资者可能会减少消费支出,即使收入保持不变。
让我们通过图表来展示资本价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
影响消费倾向的第四个因素是时间贴现率的变化,即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交换比率的变化。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利率,因为它考虑了货币购买力的未来变化,只要这些变化是可预见的。还必须考虑各种风险,如无法活到享受未来商品的前景或没收性税收。
利率变化会影响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当利率从5%下降到3%时,消费者可能会发现现在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有吸引力,从而增加当前消费支出。但如果消费者预期未来收入会大幅增加,他可能会选择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
影响消费倾向的第五个因素是财政政策的变化。就个人储蓄的动机取决于他预期的未来回报而言,它显然不仅取决于利率,还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得税,特别是当它们歧视“非劳动”收入时,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都是相关的。
高收入者面临税收政策变化时的反应最为明显。当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率时,高收入者可能会减少消费支出,增加储蓄以应对税收负担。相反,如果政府降低税率或提供消费补贴,消费者可能会增加消费支出。
让我们通过表格来展示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
财政政策的变化对消费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考虑这些影响。
我们有权依赖的基本心理规律,无论是从我们对人性的先验知识还是从经验的详细事实来看,都是人们倾向于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但增加幅度小于收入的增加幅度。也就是说,如果Cw是消费量,Yw是收入(都以工资单位衡量),ΔCw与ΔYw符号相同但数量较小,即dCw/dYw为正且小于1。例如,当收入从10000元增加到12000元时,消费支出可能从8000元增加到9600元,但增加的幅度只有2000元,而不是2400元。
这在短期情况下尤其如此,如在所谓的就业周期性波动期间,习惯(与更持久的心理倾向不同)没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变化的客观情况。一个人的习惯性生活标准通常对其收入有优先要求,他倾向于储蓄实际收入与习惯标准费用之间的差额。
工薪阶层的消费行为最能体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当月收入从8000元增加到10000元时,他可能会增加消费,但增加的幅度可能只有1500元,而不是2000元。剩余的500元会被储蓄起来,用于未来的消费或投资。
让我们通过图表来展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除了短期收入水平变化外,较高的绝对收入水平也倾向于扩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因为满足个人及其家庭即时基本需求的动机通常比积累动机更强,后者只有在达到舒适边际后才获得有效支配权。
这些原因通常会导致随着实际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更大。但无论是否储蓄更大比例,我们都将其视为任何现代社区的基本心理规则: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它不会以相等的绝对数量增加消费,因此必须以更大的绝对数量储蓄。
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模式反映了收入水平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当家庭年收入从5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时,他们可能会增加消费支出,但增加的幅度可能只有30万元,而不是50万元。剩余的20万元会被储蓄起来,用于投资或未来消费。
让我们通过表格来展示收入水平对消费倾向的影响:
收入水平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揭示了消费行为的基本规律,这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由于就业水平下降导致的收入下降,如果程度严重,甚至可能导致消费超过收入,不仅是因为一些个人和机构使用他们在更好时期积累的财务储备,还因为政府可能会愿意或不愿意地陷入预算赤字或提供失业救济。
经济衰退期间,失业者的消费行为会发生显著变化。当经济衰退导致大量失业时,失业者可能会使用之前的储蓄来维持基本生活消费。同时,政府可能会增加失业救济支出,这也会增加总消费支出。
让我们通过图表来展示收入下降时的消费行为:
我们不能低估上述提到的事实的重要性:虽然就业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的函数,但消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净收入的函数,即净投资的函数(净收入等于消费加净投资)。换句话说,在计算净收入之前认为有必要做出的财务准备越大,给定投资水平对消费和就业就越不利。
当整个财务准备(或补充成本)实际上目前用于维护现有资本设备时,这一点不太可能被忽视。但当财务准备超过当前维护的实际支出时,这种对就业影响的实际结果并不总是被理解。
房地产开发中的财务准备问题最能说明补充成本对就业的影响。如果开发商为未来的房屋维护预留了大量资金,但这些资金目前并没有用于实际维护,那么这些资金既不会直接产生当前投资,也不会用于支付消费。因此,必须通过新的投资来平衡,这些新投资的需求完全独立于当前旧设备的损耗。
让我们通过表格来展示补充成本对就业的影响:
补充成本对就业的影响提醒我们,过度的财务谨慎可能会损害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
在中国,例如,到2021年,过去十年的快速房地产扩张累积导致为大量新建住房建立了如此大规模的偿债基金和折旧准备金,以至于需要大量全新的投资来吸收这些财务准备。几乎不可能找到足够规模的新投资来提供富裕社区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愿意留出的新储蓄。
房地产开发商在应对未来房屋维护时的财务安排体现了补充成本的影响。如果开发商为了应对未来的房屋维护,每年预留1000万元的折旧准备金,但实际房屋维护只需要200万元,那么剩余的800万元既不会用于当前投资,也不会用于消费。这会导致总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就业。
让我们通过图表来展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与折旧情况:
同样,在中国目前(2023年),过去十年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投资导致建立的偿债基金数量大大超过当前维修和更新的任何需求,这种趋势在投资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进行的地方得到了加强,因为“稳健”金融的原则通常要求偿债基金足以在更换实际到期之前一段时间内注销初始成本。
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财务安排反映了偿债基金政策的影响。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建设基础设施,每年预留5000万元的偿债基金,但实际维护只需要2000万元,那么剩余的3000万元既不会用于当前投资,也不会用于消费。这会导致公共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就业。
让我们通过表格来展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情况:
过度的财务谨慎和偿债基金政策可能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这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消费——重复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和目标。就业机会必然受到总需求程度的限制。总需求只能来自当前消费或当前对未来消费的准备。我们能够有利地提前提供的消费不能无限期地推迟到未来。
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活动最能说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如果该企业生产了大量产品,但没有消费者购买,那么这些产品就没有价值,也不会创造就业。只有当消费者购买这些产品时,生产才有意义,就业才能持续。
让我们通过图表来展示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我们不能通过金融手段为未来消费提供保障,而只能通过当前的实物产出。就我们的社会和商业组织将未来的财务准备与未来的实物准备分离而言,努力确保前者不一定带来后者,财务谨慎将容易减少总需求,从而损害福祉。
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设过程体现了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关系。如果政府投资建设高速公路,这会在建设期间创造就业和收入。但高速公路建成后,需要持续的维护和运营,这也会创造就业。如果政府过度保守,不愿意投资基础设施,就会失去这些就业机会。
让我们通过表格来展示投资与消费的平衡:
投资与消费的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需要政策制定者统筹考虑。
所有资本投资都注定迟早会导致资本撤资。因此,提供新资本投资总是超过资本撤资以填补净收入与消费之间差距的问题,随着资本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新资本投资只有在预期未来消费支出增加时才能超过当前资本撤资。
制造业企业的新工厂建设过程反映了资本投资的循环性特征。如果该企业投资建设新工厂,这会在建设期间创造就业。但工厂建成后,需要持续的维护和更新,这也会创造就业。如果企业过度保守,不愿意投资新工厂,就会失去这些就业机会。
让我们通过图表来展示资本投资的循环性:
消费倾向是理解经济需求的关键概念。它揭示了消费行为的基本规律,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分析影响消费倾向的各种因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波动的原因,制定更加有效的经济政策。
在当今的经济现实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基于对消费倾向的准确理解。如果政策制定者错误地估计了消费倾向,就可能导致政策失误。
基于对消费倾向的深入理解,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核心的政策制定原则:
首先,应该认识到消费倾向的相对稳定性。在正常情况下,消费倾向不会发生剧烈变化,这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其次,应该关注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工资单位、财政政策、资本价值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消费倾向,需要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
最后,应该理解补充成本对就业的影响。过度的财务谨慎可能会损害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需要政策制定者平衡。
让我们通过表格来总结政策启示:
消费倾向理论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消费倾向理论提醒我们,经济分析需要建立在深入理解消费行为的基础上。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经济环境中,我们需要在保持理论一致性的基础上,适应新的经济现实。
特别是在数字化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的今天,传统的消费倾向概念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在理解基本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符合现代经济现实的分析框架。
这种理论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制定更加有效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指导。
消费倾向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分析的基础在于深入理解消费行为。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理论,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科学管理和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