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自然界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窝小猪争先恐后地抢夺母猪的乳头,有的小猪壮实健康,有的却瘦弱不堪。母猪会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吗?还是会有所偏向?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涉及生物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这里讨论的“偏爱”不是指情感上的喜好,而是指资源分配上的差异。母亲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食物需要花时间觅集,哺乳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保护幼崽免受天敌侵害也要冒风险。这些资源如何在子代之间分配,直接影响到基因的传递效率。
我们可以如何量化一个母亲为孩子付出了多少?用食物的重量?用消耗的能量?这些度量方式都不够准确。上世纪70年代,生物学家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概念:亲代投资。
亲代投资的定义很特别:母亲给予某个子代的任何投资,都以“对其他子代造成的损失”来衡量。比如,一头母猪有两只小猪,甲和乙。如果甲多喝了一斤奶,这一斤奶的“价值”不是用重量或热量来计算,而是用“乙因为少喝这一斤奶而降低的存活概率”来衡量。
这种度量方式直击问题的本质:资源总量有限,给了这个就少了那个。每个子代都携带母亲50%的基因,从基因传递的角度看,母亲需要在所有子代之间找到最优的资源分配方案。
亲代投资不仅包括对现有子代的投资,还要考虑对未来子代的影响。一个母亲如果把所有资源都给了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没有能力再生育下一胎了。例如,大熊猫的繁殖间隔长达4-5年,就是为了确保每只幼崽都能得到足够的照顾和成长空间。
一个刚成年的雌性动物,一生中能够投入到繁殖上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她应该怎样分配这些资源?生太多孩子,每个孩子分到的资源就少,存活率低;生太少,虽然每个都能养得很好,但总的基因传递数量又不够多。
从基因的角度看,母亲对所有子代的亲缘关系都是50%,理论上她应该平等对待每个孩子。但现实中,有些个体确实是更好的“投资对象”。一只发育不良的弱仔,虽然也携带母亲50%的基因,但它的存活概率很低。如果继续给它投资,可能需要花费比正常幼崽多得多的资源,才能让它达到兄弟姐妹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可能会做出残酷的选择:放弃弱仔,把资源集中给更有希望的孩子。在中国农村养猪的过程中,养殖户有时会观察到母猪不给最弱小的仔猪哺乳,甚至有极端情况下母猪会咬死弱仔。这不是母猪“残忍”,而是一种演化出来的资源优化策略。
母亲对不同年龄子代的投资策略也有讲究。假设母亲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只能救一个孩子,是救年长的还是年幼的?
如果是生死抉择,母亲通常会选择年长的孩子。原因很简单:她已经在年长的孩子身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如果让他死去,之前的投资就全部白费了。而年幼的孩子,虽然也很宝贵,但母亲在他身上的投资还不多。
但如果不是生死问题,只是分配一份食物,情况就不同了。年长的孩子已经具备一定的独立觅食能力,少吃一顿不会饿死;而年幼的孩子完全依赖母亲,不给他吃可能就活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会优先喂养年幼的孩子。
这就是哺乳动物为什么要“断奶”的原因。当一个孩子长到一定年龄,母亲继续哺乳的收益就不如把这些资源投给下一胎了。断奶的时机,就是母亲认为“继续投资这个孩子的边际收益,低于投资新孩子的边际收益”的那个时间点。

人类女性有一个独特的生理现象:更年期。大约在45-55岁之间,女性的生育能力会突然终止,但她们还可以继续生活几十年。这在自然界中是很罕见的。为什么演化会让女性在还有相当长寿命的情况下就停止生育?
从表面看,这似乎不符合基因传递的逻辑。既然还活着,为什么不继续生孩子,让基因传递得更多?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背后有深刻的演化原因。
随着年龄增长,女性抚养孩子的能力会逐渐下降。一个50岁的母亲,她新生孩子的存活率,可能明显低于她30岁时生的孩子。但与此同时,她的女儿正处于生育的黄金年龄,她的孙辈有很高的存活率。
虽然孙辈只携带她25%的基因(是子代的一半),但如果孙辈的存活率是她自己新生孩子的两倍以上,那么把资源投入到帮助女儿抚养孙辈,就比自己继续生育更划算。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我们经常看到祖母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帮助照顾孙辈。这不仅是文化传统,也有深刻的生物学基础。一个有经验的祖母,可以大大提高孙辈的存活率,从而让自己的基因更有效地传递下去。
男性没有明显的“更年期”,生育能力只是逐渐衰退。这是因为男性对每个子代的投资远少于女性,即使年老,只要还能生育,继续投资子代而非孙代仍然是更优策略。
前面我们都是从母亲的角度看问题。但子代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也有自己的“算盘”。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亲代和子代的利益真的完全一致吗?
从基因的角度看,母亲与每个子代的亲缘关系都是50%。但对于子代自己来说,他与自己的关系是100%,与每个兄弟姐妹的关系才是50%。这个差异导致了利益冲突。
假设一窝小猪中有两只,甲和乙。从母猪的角度看,她对甲和乙的亲缘关系都是50%,所以她希望公平分配资源。但从甲的角度看,他自己的基因占100%,而乙只有50%的基因与他相同。所以甲“希望”多占一些资源,只要这样做对乙造成的损失不超过对自己收益的两倍,甲就是划算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幼崽之间激烈的竞争。每只小猪都拼命挤向最好的乳头,都想多吃一口。这不是简单的贪婪,而是基因层面的利益驱动。
断奶是亲代与子代冲突最明显的时刻。母亲想要断奶的时间,和子代愿意断奶的时间,往往不一致。
对于母亲来说,当继续哺乳当前子代的收益,低于开始孕育下一胎的收益时,她就想断奶。但对于子代来说,母乳是免费的午餐,不用自己辛苦觅食。只有当继续吃奶对自己的收益,低于对未来兄弟姐妹损失的一半时,他才“愿意”断奶。
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存在一个冲突期。在这个时期内,母亲想断奶,但子代还想继续吃。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断奶期的“拉锯战”:小猪追着母猪要吃奶,母猪却站起来走开;小羊羔哀叫着要喝奶,母羊却用蹄子把它推开。
这个冲突期的长短取决于很多因素:食物是否充足、下一胎的预期收益、当前子代的健康状况等。但冲突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双方的利益计算方式从根本上就不同。

在鸟类世界中,亲代与子代的冲突表现得更加戏剧化。许多鸟类的雏鸟在巢中等待父母喂食,它们会张大嘴巴,发出响亮的叫声。父母通常会把食物喂给叫得最响的那只,因为理论上,叫声的响度应该反映饥饿程度——越饿的雏鸟叫得越响。
但这个系统存在一个漏洞:雏鸟可以“撒谎”。即使它不是最饿的,也可以拼命大叫,从而获得更多食物。如果所有雏鸟都这样做,叫声就会不断升级,形成一场“军备竞赛”。
你可能会问:既然大家都在撒谎,叫声不就失去意义了吗?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这个系统无法自动降级。任何一只雏鸟如果率先降低叫声,就会被喂得更少,更容易饿死。所以即使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比赛,也不得不继续参与。
当然,叫声也不能无限升级。太响的叫声会吸引天敌,而且叫声本身也消耗能量。最终会在这些限制因素下达到一个平衡。
在一窝雏鸟或幼崽中,往往有一只明显比其他的弱小。这只“弱仔”在争夺食物时处于劣势,常常吃不饱,最后可能饿死。
从母亲的角度看,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放弃弱仔可能是最优策略。但从弱仔自己的角度看,它应该怎么办?是应该拼尽全力争夺食物,还是应该“识趣”地放弃?
答案取决于它的生存概率。如果弱仔已经虚弱到几乎没有存活希望,继续争夺食物对它自己的收益,小于对兄弟姐妹造成的损失的一半,那么从基因的角度看,它应该放弃。因为它的兄弟姐妹携带着50%与它相同的基因,让他们活得更好,也是在传递自己的基因。
这听起来很残酷,但在自然界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有些弱小的雏鸟会停止乞食,安静地待在巢的角落,最后死去。它的尸体甚至可能被兄弟姐妹或父母吃掉,转化为营养。
这里讨论的是自然选择的逻辑,不涉及任何道德判断。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当然应该关爱每一个生命,不能用动物行为来为人类的不道德行为辩护。
如果说普通鸟类的雏鸟只是在争夺食物时“多要一点”,那么杜鹃鸟的策略就是彻底的“鸠占鹊巢”了。
中国的大杜鹃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习性:它们不自己筑巢育雏,而是把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让“养父母”代为抚养。常见的受害者包括大苇莺、黑卷尾、灰喜鹊等。
大杜鹃的雌鸟会偷偷观察目标鸟巢,趁巢主不在时迅速飞入,产下一枚蛋,有时还会叼走巢中原有的一枚蛋。杜鹃蛋的孵化期比较短,所以小杜鹃往往先于养父母的亲生子女孵化出来。
刚孵化的小杜鹃虽然眼睛还没睁开,身体也很虚弱,但它会本能地做一件事:把巢中所有其他的蛋都推出去。它用背部托住一枚蛋,慢慢爬到巢边,然后用力一顶,把蛋推下去摔碎。它会一枚一枚地重复这个动作,直到巢中只剩下它自己。
这样一来,小杜鹃就独占了养父母的全部投资。养父母会辛勤地为这只体型比自己还大的“孩子”觅食,直到它长大飞走。
你可能会奇怪:养父母难道看不出这只“孩子”和自己不一样吗?为什么还要辛苦地喂养它?
实际上,识别杜鹃蛋或杜鹃雏鸟对养父母来说很困难。杜鹃蛋的外观经过长期演化,已经和宿主的蛋非常相似。而一旦雏鸟孵化出来,养父母主要依靠雏鸟的叫声和张开的大嘴来触发喂食行为。小杜鹃的叫声响亮,嘴巴鲜红,完美地刺激了养父母的喂食本能。
更重要的是,当养父母发现巢中只有一只雏鸟时,它们的选择很有限:要么喂养它,要么放弃这一窝。放弃意味着这一年的繁殖努力全部白费,而喂养至少还有可能(虽然实际上不可能)让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喂养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当然,宿主鸟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一些鸟类发展出了识别和排斥杜鹃蛋的能力。比如,有些鸟类会仔细检查巢中的蛋,如果发现有一枚蛋的颜色、大小或斑纹不对,就会把它推出巢外。
这导致了一场演化“军备竞赛”:杜鹃的蛋越来越像宿主的蛋,而宿主的识别能力也越来越强。不同地区的杜鹃甚至演化出了针对不同宿主的“专业化”品系,它们的蛋专门模仿某一种宿主鸟的蛋。
2023年在云南的研究发现,大苇莺已经能够识别出约60%的杜鹃蛋并将其抛弃,但仍有40%的杜鹃蛋成功骗过了它们。这场演化竞赛还在继续。
杜鹃的行为虽然极端,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即使是亲兄弟姐妹之间,也存在资源竞争。

2020年,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研究家燕的繁殖行为时,观察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他们将一只刚孵化的家燕雏鸟放入喜鹊的巢中,想看看喜鹊会如何反应。
第二天,他们发现喜鹊的一枚蛋掉在了巢外的地上。他们把蛋捡起来放回去,然后仔细观察。结果他们看到,那只小家燕用和杜鹃雏鸟一模一样的方式,把喜鹊的蛋推了出去:用背部托住蛋,慢慢爬到巢边,然后用力推下去。
这个发现让人困惑。家燕并不是巢寄生鸟类,它们会自己筑巢育雏。那么为什么小家燕会有这种"推蛋"行为?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是一种针对杜鹃的防御机制。如果杜鹃把蛋产在家燕巢中,先孵化的家燕雏鸟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杜鹃蛋推出去。但这个解释有个问题:如果家燕雏鸟能识别并推出杜鹃蛋,为什么不是成年家燕来做这件事?成年家燕做起来容易得多。
另一种更令人不安的解释是:家燕雏鸟推蛋的对象,可能就是它自己未孵化的兄弟姐妹。先孵化的雏鸟通过减少竞争者,可以独占更多的父母投资。虽然这样做会损失兄弟姐妹(50%的亲缘关系),但如果因此获得的额外资源能让自己的存活率提高一倍以上,从基因的角度看就是划算的。
这个假说目前还没有定论,因为在正常的家燕巢中很少观察到这种行为。但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正常”的家庭中,同胞竞争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激烈。
在实际的鸟巢或兽窝中,幼崽之间的竞争是常态。体型较大、力气较强的幼崽往往能抢到更多食物,而弱小的只能吃残羹剩饭。
上图展示了一个典型的鸟巢中,五只雏鸟实际获得的食物量与理想平均值的对比。可以看到,最强壮的雏鸟获得的食物量是平均值的1.5倍以上,而最弱的只有平均值的三分之一。
这种不平等分配有时候对整窝的存活率是有利的。如果食物总量不够让所有雏鸟都吃饱,那么与其让所有雏鸟都半饥半饱(可能全部饿死),不如让一部分吃饱(至少有几只能活下来)。从母亲的角度看,这可能是无奈但合理的策略。
既然亲代和子代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谁更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
乍一看,父母似乎占据绝对优势。它们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经验更丰富。它们掌握着食物的来源,可以决定给谁吃、给多少。如果父母决定停止投资某个子代,子代似乎无能为力。
有生物学家曾经提出,在亲代与子代的冲突中,亲代总是会获胜。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个基因让子代在幼年时过度索取资源,损害了母亲的总体繁殖成功率,那么当这个子代长大成为父母时,它的子代也会携带同样的基因,同样会过度索取,从而降低它自己的繁殖成功率。因此,这个基因最终会被淘汰。
但这个论证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假设了亲代和子代之间存在某种不对称性,但实际上双方的亲缘关系是完全对称的——都是50%。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论证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基因让母亲过早断奶,损害了子代的利益,那么当子代长大后,它们也会携带同样的基因,也会过早给自己的孩子断奶,从而降低自己的繁殖成功率。按照同样的逻辑,这个基因也应该被淘汰。
这两个论证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试图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演化,而不是从基因的角度。正确的理解方式是:基因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选择环境,在幼年时“多要一点”的基因,和在成年时“少给一点”的基因,可以是同一个基因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现。
子代虽然体型小、力量弱,但它们有一个关键优势:信息不对称。
父母需要知道每个子代的真实需求,才能做出最优的资源分配决策。但子代确切地知道自己有多饿、多难受,而父母只能通过子代的信号来猜测。这就给了子代“撒谎”的空间。
一只雏鸟可以假装自己比实际情况更饿,从而获得更多食物。父母很难识破小的谎言,虽然可能识破大的谎言。这就像一个孩子可以假装肚子疼不想上学,偶尔一次父母可能会相信,但如果天天说肚子疼,父母就会怀疑了。
同样,子代可以通过微笑、撒娇等行为来操纵父母。这些行为本来是为了让父母了解子代的状态(“我很开心”或“我很难受”),但一旦父母对这些信号产生反应,子代就可以利用这些信号来获取额外的关注和资源。
亲代与子代的冲突不会有绝对的赢家。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妥协:子代会索取比“公平份额”稍多一点的资源,但不会多到严重损害兄弟姐妹的程度;亲代会给予比“最优分配”稍多一点的资源,但会保持警惕,防止被过度操纵。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有些冷酷无情。母亲放弃弱小的孩子,兄弟姐妹之间相互欺骗和竞争,这些行为似乎与我们的道德观念相悖。
但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里讨论的是自然选择的逻辑,是基因层面的“策略”,不是有意识的道德选择。当我们说“子代应该多要一点资源”时,“应该”这个词指的是“自然选择会倾向于这样的基因”,而不是“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
动物的行为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塑造的,它们没有道德观念,只是在遵循演化出来的本能。一只小鸟拼命争夺食物,不是因为它“自私”或“贪婪”,而是因为那些这样做的个体的基因更容易传递下来。
人类虽然也是演化的产物,但我们有理性、有文化、有道德。我们可以理解自然界的规律,但不必效仿它。恰恰相反,理解这些生物学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利他、公平、关爱弱小这些道德价值,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培养和教育,因为它们不一定是我们“天生”的本能。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当然应该关爱每一个孩子,不论他们是否强壮;应该教育孩子分享和合作,而不是无限制地竞争;应该尊重每个生命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用“基因传递效率”来衡量。
生物学可以解释自然现象,但不能为人类的不道德行为提供借口。理解动物的行为模式,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给自私行为找理由。
自然界的残酷竞争提醒我们,人类文明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我们能够超越纯粹的生物本能,建立起基于理性和同情的道德体系。这才是我们学习生物学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