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暴力犯罪从童年延续至成年,影响着无数男女,他们可能遭受强奸和亲密伴侣暴力等伤害。这些创伤经历在身体健康、心理状态、社会关系及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产生深远影响,并延伸至社区层面,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童年期的虐待和忽视可能引发心理健康问题、学业困难和行为障碍,同时增加再次受害和成为施暴者的风险。成年期的受害经历则与身心健康恶化密切相关,严重损害受害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
身体、性和情感虐待以及忽视可能发生在家庭内外各种环境中。不同国家、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定义存在差异,但基本标准相对统一。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实施,明确规定了家庭暴力的定义,涵盖身体和精神侵害行为。
《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家庭暴力问题重视程度的显著提升,为儿童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童年虐待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身体虐待:对儿童实施殴打、摇晃、投掷、毒害、烧烫伤、溺水、窒息等行为,或未能保护儿童免受此类伤害。父母或照顾者编造症状或故意致病的行为也属于身体虐待。
性虐待:强迫或诱使儿童参与性活动,包括卖淫等行为。涵盖非接触性活动,如让儿童观看色情材料、观看性活动,或鼓励儿童做出性不当行为。
情感虐待:对儿童持续的情感伤害,严重影响其情感发展。包括让儿童目睹对他人的虐待。情感虐待往往伴随其他类型的虐待出现,但也可能单独发生。
忽视:持续未能满足儿童基本身体和心理需求,可能严重损害儿童健康或发展。包括孕期母亲药物滥用、出生后未能提供适当保护、医疗护理,以及对儿童基本情感需求的漠视。
评估人际犯罪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数据来源和方法差异导致的统计困难。官方数据(向儿童保护机构报告)与自我报告存在显著差异,因为许多案例未被警察和社会服务部门发现。国内研究显示,大量儿童虐待案例未被正式报告,这种隐蔽性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识别难度。
虐待统计采用两种主要指标:发生率指特定时期内(通常一年)报告或检测到的新增案例;流行率指回顾性调查中报告童年期间(0-18岁)曾遭受虐待的个体比例。
我国儿童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虽然具体统计数字因报告机制和统计方法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儿童虐待问题确实存在,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
虐待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和定义标准。解释研究结果时需谨慎,关注趋势变化比绝对数值更有意义。
年龄分布显示,各年龄段儿童都可能遭受虐待,但1岁以下婴幼儿受害率相对较高,这与其脆弱性和完全依赖性密切相关。
童年虐待在当时和成年后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儿童能够在虐待经历中表现出功能性适应行为,这种现象被称为韧性。
死亡和残疾是童年虐待最严重的后果。全球范围内,大多数死亡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中,1岁以下婴儿死亡比例最高。头部外伤、身体殴打和严重忽视是主要致死原因。
我国儿童安全形势同样严峻。相关统计显示,每年都有儿童因家庭暴力遭受严重伤害甚至死亡,这凸显了加强儿童保护工作的紧迫性。
除身体伤害外,童年虐待与心理健康和情感行为问题密切相关。最突出的是抑郁症和其他内化障碍,包括饮食障碍、心理困扰、焦虑、自伤行为、成瘾和低自尊等。
性别差异研究显示,男孩更易出现外化症状(攻击性行为、品行障碍),女孩更易出现内化症状(抑郁)。近期研究发现,各种形式的儿童虐待和忽视都与青少年期多种健康风险行为相关,包括抑郁、频繁饮酒、酗酒、药物使用、吸入剂使用和严重暴力行为。
影响因素分析
虐待结果与多个因素相关:年龄、性别、虐待类型、与施暴者关系、频率和严重程度。外化行为与事件频率和发展时机相关,而社会功能损害更多与事件时间分布相关,这表明儿童在无虐待阶段可能表现出韧性。
支持性照顾者的存在能显著降低长期负面影响。然而,由于大多数儿童虐待由家庭成员、朋友或熟人实施,获得支持性家庭环境的可能性较低。
虐待的关键后果之一是再次受害风险增加,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结果。儿童再次转介率从四年内的8-13%到11-15年随访中被虐待婴儿的43.2%不等。
影响机制探析
研究开始揭示儿童虐待导致负面结果的具体机制。家庭创伤与执行功能表现较差相关,即使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焦虑和可能的脑损伤暴露后仍然如此。这可能导致学业困难和社会人际功能障碍。
研究发现,5岁前经历身体和性虐待并表现出内化症状的儿童,其皮质醇产生和情绪压力通路出现失调。基因因素可能解释为什么部分早期遭受虐待的儿童出现内化症状而其他儿童没有。
童年虐待对成年期心理、身体健康及社会情感功能的长期影响已得到充分证实。童年期的许多困难在成年期持续存在,对人格特征的影响更加显著。
童年期被虐待的个体成年后面临更高的再次受害风险,可能遭受性暴力和亲密伴侣暴力,或参与犯罪行为。
广受关注的是被虐待儿童成为家庭施暴者的风险——“虐待的代际循环”。研究显示这一比率存在争议,从6.7%到30%±5%不等。
国内一项长期跟踪研究发现,虽然童年期遭受虐待的成年人确实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但大多数人并未成为施暴者。这说明童年创伤虽有影响,但并非必然导致恶性循环。
案例分析:代际虐待循环

小王是一位30多岁的单身母亲,育有两个孩子。她的童年充满虐待和忽视:母亲酗酒并对她情感虐待,父亲对家庭成员实施身体暴力。小王和姐妹被反复送入福利院。当她披露家庭成员的性虐待时,无人保护。在学校,她因被忽视的外表遭受同伴欺凌。
青春期开始,小王表现出内化症状和外化症状。这使她容易再次受害,在青少年和成年早期遭受性侵犯。成年后,她面临药物滥用、自伤、抑郁和攻击性行为问题,同时遭受伴侣暴力。令人痛心的是,她与两个孩子的关系也存在情感忽视和身体虐待。
风险因素积累在代际虐待循环中起关键作用。童年被虐待的父母若还具有其他风险因素加上不良育儿方式,更可能延续虐待循环。
社会支持和经济保障的存在与否区分了循环破坏者与维持者。这证实了情感和社会支持作为有虐待背景成年人保护因素的重要性,以及缺乏支持对所有父母的风险性。
童年虐待虽有多种负面长期后果,但部分个体表现出韧性和适应功能。当前研究致力于明确不同结果发生的机制,从识别关键因素转向探索其作用机制及对干预的启示。
韧性概念的定义在不断发展。最初被视为整个生命周期中无精神病理学表现,现在更多指能够在多个领域(人际关系、就业、心理健康)表现出成功功能的能力。
韧性表现因评估时间框架而异。被虐待个体可能在生活的某些时期功能良好,某些时期功能较差。即使存在心理健康困难,能够在生活大多数领域保持足够功能,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韧性。
成年人面临多种犯罪受害风险,其中亲密伴侣暴力和强奸等性暴力尤为突出。这两类犯罪的受害者群体存在显著重叠: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常同时遭受性暴力,反之亦然。童年期虐待与成年期受害之间也存在密切关联。
本节深入探讨受害影响,分析对受害者身体和心理的具体影响。虽然女性是这些犯罪的主要受害群体,但男性受害者的经历同样不容忽视。我们将全面评估不同性别受害者的经历差异。
亲密伴侣暴力涵盖多种虐待行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身体虐待、心理虐待、性虐待和权力控制行为都对受害者福祉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亲密伴侣暴力这一术语相比家庭暴力更准确地描述了伴侣或前伴侣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因此本文采用这一表述。
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遭受的身体伤害主要集中在面部、颈部和手臂等部位。除急性伤害外,暴力经历还会影响受害者的长期身体健康。
许多健康问题与压力密切相关,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问题在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中高发。
身体影响主要分为两类:
急性伤害包括割伤、擦伤、瘀伤、骨折、扭伤、牙齿断裂、咬伤和失去意识等。
慢性健康问题涵盖慢性疼痛(颈部疼痛、头痛、偏头痛、盆腔疼痛)、中枢神经系统问题(昏厥、癫痫发作)、胃肠道症状(食欲不振、恶心、肠易激综合征)、心脏症状(高血压、胸痛)、泌尿系统症状(疼痛、感染)和性功能障碍等。
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面临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倾向和物质滥用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高风险。共病现象(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并存)十分常见。
抑郁症与亲密伴侣暴力显著相关,即使控制社会经济因素后,受害者抑郁症患病率仍显著高于一般人群。既经历童年虐待又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女性患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是未受虐待女性的两倍。
国内调查显示,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中超过60%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与国际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家庭暴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普遍性。
约10%的受害者报告有害的酒精或药物使用。物质滥用在亲密伴侣暴力中的作用复杂,可能既是暴力的原因也是应对暴力的后果。
亲密伴侣暴力包含多种行为,受害者常经历多种形式的暴力。经历严重多重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报告多种心理健康问题。
研究发现,虽然抑郁症与所有形式的亲密伴侣暴力相关,但心理虐待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最强。这一趋势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焦虑方面同样明显。
心理虐待对受害者的影响可能最为严重。这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身体暴力,更要重视心理和情感虐待的严重性。
约五分之一的男性一生中会经历身体亲密伴侣暴力。男性受害者遭受的身体伤害与女性类似,包括踢打、推搡、抓挠以及窒息、刺伤等严重攻击。但由于性别在身体大小和力量方面的差异,男性受害者遭受身体伤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男性受害者报告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女性受害者相似,包括抑郁、创伤后症状和自杀意念。
研究显示,虽然男女经历亲密伴侣暴力的模式相似,但女性更容易因受害而出现身心健康问题。男性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不良结果范围相对较窄,主要增加外化障碍(破坏性行为障碍和物质滥用)的风险,而女性受害者在内化障碍(焦虑障碍)和外化障碍以及自杀意念方面的风险都有所增加。
研究表明,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能够从创伤中康复,虽然康复程度可能受虐待类型影响。社会支持和暴力停止是康复的关键因素。针对创伤后症状的干预措施显示出积极效果。
康复过程涉及多个方面:创造安全生活环境、建立生活自主权、重建自我价值、自我重塑、发展平和心态以及重新融入社区。但需注意,受害者在暴力结束多年后仍可能面临心理健康问题。
案例分析:亲密伴侣暴力的复杂影响
小李,36岁女性,与丈夫结婚五年,有童年期身体和性虐待史。她18岁辍学,曾从事全职工作,但过去七年一直是家庭主妇,育有一个3岁女儿。
过去四年中,小李遭受丈夫的亲密伴侣暴力。丈夫控制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允许她未经许可离家,导致她几乎没有朋友和社会支持。

过去一年中,丈夫对她实施约七次身体攻击,严重程度不等。她因攻击留下瘀伤,一次面部伤口需要医疗救治。除身体暴力外,丈夫还多次强奸她。
小李今年多次产生自杀念头,但不愿将孩子留给丈夫照顾。她经历攻击闪回,导致恐慌发作。虽然考虑过报警,但担心孩子被带走、无处居住或缺乏经济来源而作罢。她未向任何人透露家中遭受的暴力。
这一案例显示,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在寻求帮助时面临重大障碍:个人和家庭安全担忧、经济依赖、心理因素(依恋和承诺)、社会文化因素和法律因素。
《反家庭暴力法》为受害者提供法律保护,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措施。但仍有许多受害者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敢寻求帮助。
司法系统介入为受害者提供寻求帮助和获得法律资源的机会,在康复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显示,三分之二的受害者获得正式支持,超过80%获得非正式支持。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受害者未获得任何支持,报告不足是重大问题。
本节探讨强奸相关的受害影响,评估对身心健康的具体影响。虽然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强奸受害者,但男性受害者的经历同样重要。
虽然强奸属于暴力犯罪,但约三分之二的受害者未遭受需要医疗护理的身体伤害。暴力程度和伤害可能因受害者与施暴者关系而异。
一项针对162名性侵犯受害者的研究发现:56%有瘀伤,41%有擦伤,4%有撕裂伤。另一研究显示62.8%的样本遭受生殖器伤害,伤害数量从1到24种不等。受害者更易遭受非生殖器伤害。
强奸受害者面临多种生理疾病:
具体症状包括:胃肠道症状(恶心、胃痛、结肠炎、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疼痛(盆腔痛、背痛、关节痛、肌肉疼痛、头痛)、心肺症状(心悸、呼吸急促)、神经系统症状(昏厥、头晕、视力模糊)、性生殖症状(经前症状、月经不调、性交疼痛)。
强奸造成的伤害与更高的疼痛报告、更多卧床天数以及比未受伤受害者更多的功能性残疾相关。这些身体健康问题与受害者健康感知的显著下降密切相关。
强奸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睡眠障碍、焦虑恐惧、物质滥用及社会适应问题相关。共病现象常见,强奸受害者比其他创伤事件受害者更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
约三分之一的强奸受害者表现出创伤后症状。研究发现,32%的样本有终生创伤后应激障碍,12.4%有当前(过去六个月)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
某些因素增加受害者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既往抑郁症史、既往酒精滥用、自我责备和适应不良信念,特别是性格责备(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性格)。
来自他人的负面社会反应与更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密切相关。负面或污名化反应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程度的关系最为密切。
保护因素包括:受害者教育水平较高、年龄较大以及更详细地披露攻击,这些与较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程度相关。
关于不将经历标记为强奸的受害者是否与承认受害者遭受同等创伤存在争议。估计显示,42-73%的女性强奸受害者不将其经历标记为强奸。
研究发现,承认和不承认的强奸受害者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上无显著差异,但承认的受害者报告更强烈的健康问题。路径分析显示,受害者痛苦源于攻击本身,而非对经历的标记。
这些发现初步表明,承认状态可能不能预测受害影响。无论受害者如何标记经历,创伤影响都真实存在。
大多数攻击特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无关,但受害者感知的生命威胁和攻击期间的身体暴力程度与更严重的创伤后症状相关。多次受害女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水平显著增加。
研究区分了三种强奸类型:强制性强奸(涉及武力、伤害或威胁)、失能强奸(受害者自愿中毒药物/酒精)和药物辅助强奸(施暴者故意使受害者中毒)。
强制性强奸受害者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的风险最高,其次是失能强奸和药物辅助强奸受害者。
国内研究根据攻击特征识别出三种强奸类型:最高暴力型、酒精相关型和中等严重程度型。最高暴力组报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程度最高。
男性更多被视为性犯罪施暴者而非受害者。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扩大了强奸罪定义,认识到男性也可能成为性犯罪受害者。
研究发现,9-33%的男性强奸受害者遭受身体伤害。心理影响与女性受害者相似,包括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情绪障碍和自杀企图。男性受害者还面临性取向和男性气质问题,在遭受强奸时感到男性气质的丧失。
许多男性强奸受害者不愿寻求帮助,担心遇到恐同态度(即使受害者非同性恋)和男性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对男性身体力量的传统观念使男性受害者可能选择不向任何人披露攻击,加剧孤立感。
强奸受害者能够从负面影响中康复,但与非性攻击受害者相比,康复速度可能较慢。研究发现,寻求帮助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相关,但与抑郁或物质滥用无关。
干预措施在治疗强奸相关症状(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方面有效。认知行为程序、认知处理疗法、延长暴露疗法和压力接种训练都显示积极效果。
披露模式的影响
强奸受害者可能选择不披露受害经历或延迟报告。研究识别出四种披露模式:
未披露攻击的受害者报告更高水平的抑郁和创伤后压力,但身体健康方面无显著差异。
司法系统的双重影响
向警方报告对强奸受害者可能是挑战性经历,许多人选择不报告。“二次受害”现象显示,相当数量的受害者认为警察是无用的支持来源。警方报告似乎加剧性攻击影响,增加抑郁水平。
负面社会反应可能来自正式帮助来源,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但需谨慎解释,因为某些类型的强奸更可能被报告,这些类型可能与更严重的长期影响相关。
一半受害者认为与法律系统接触有害,三分之一认为有治愈作用。案件未被起诉的受害者更可能认为这种接触有害。
童年虐待和成年期亲密伴侣暴力及强奸的受害者都因创伤经历遭受重大身心影响。这些影响在不同性别受害者中表现各异,特别是在亲密伴侣暴力中,男性受害者表现出较窄范围的影响,而女性可能同时患有内化和外化障碍。
康复是可能的。通过有效干预措施,包括认知行为治疗、认知处理疗法等,受害者能够从创伤中恢复。
重要的是,许多个体并未表现出负面长期后果。对“韧性”儿童和成年人的关注日益增长,认识到许多个体在虐待经历后过着成功生活。
探索不同结果发生途径对建立有效干预和预防计划至关重要,以减少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的痛苦与影响。
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考量:
社会支持系统: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受害者康复的关键。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家庭和社区支持尤为重要。
文化敏感性:提供帮助时需考虑面子观念、家庭荣誉等文化因素,这些可能影响受害者寻求帮助的意愿。
法律保护完善:《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的实施标志着重要进展,但执行层面仍需加强。
预防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公众对人际暴力危害的认识,培养健康人际关系模式,是预防的根本途径。
专业人员培训:加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司法人员培训,提高识别和处理人际暴力案件的能力。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更加安全、支持性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免受人际暴力伤害,为受害者提供有效帮助和支持。
1. 根据研究数据,以下哪种童年虐待类型发生频率最高?
A. 身体虐待
B. 性虐待
C. 情感虐待
D. 忽视
答案: D
解析: 根据统计数据,忽视是最常见的童年虐待形式,发生率约45%。这可能因为忽视相对隐蔽,不易被识别为虐待行为。
2. 关于亲密伴侣暴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身体暴力比心理暴力影响更严重
B. 心理虐待与抑郁症状关联最强
C. 男女受害者心理影响完全相同
D. 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很低
答案: B
解析: 研究发现,虽然抑郁症与所有形式的亲密伴侣暴力相关,但心理虐待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最强,对受害者影响可能最为严重和持久。
3. 童年虐待的“代际循环”主要指:
A. 虐待行为在同龄人中传播
B. 被虐待儿童成年后成为施暴者
C. 虐待仅在特定年龄段发生
D. 虐待影响随时间自然消失
答案: B
解析: “代际循环”指被虐待儿童长大后可能对自己孩子实施虐待。但这种循环并非必然,大多数被虐待儿童不会成为施暴者。
4. 以下哪个因素是受害者康复的最重要保护因素?
A. 经济地位
B. 教育水平
C. 社会支持
D. 年龄
答案: C
解析: 研究一致表明,社会支持是帮助人际暴力受害者康复的最重要保护因素,能显著降低长期负面影响并促进康复。
1. 解释“韧性”概念及其在人际暴力受害者康复中的重要意义。
答案:
韧性是指个体在经历创伤后,仍能在多个领域(人际关系、就业、心理健康)表现出成功功能的能力。
重要意义:
希望来源: 表明即使经历严重创伤,个体仍可能过上正常生活,为受害者和治疗者提供希望。
干预指导: 了解韧性机制有助于开发有效干预程序,重点培养保护因素。
个体化治疗: 提醒我们不是所有创伤者都会出现长期负面后果,需要个性化评估和治疗。
动态过程: 韧性非静态特质,个体在不同时期功能表现不同,需要持续关注和支持。
2. 分析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寻求帮助的主要障碍及解决策略。
答案:
主要障碍:
解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