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法律与法庭

当走进法庭，一个问题常常浮现在脑海：法庭审判的核心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追求客观真相，还是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法律叙事？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触及了法律与心理学交汇的核心。

律师的询问技巧如何影响证人陈述？媒体报道怎样塑造公众认知？法官的指示能否被准确理解？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又是如何决策的？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构成审判主体，他们的认知过程、群体动力和决策模式都会对最终裁判产生深远影响。合议庭的组成结构会影响判决结果，法律术语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法官独任审理的案件中，如何在控辩双方的不同叙事之间做出选择，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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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

两种诉讼模式

司法制度虽然形式各异，但大致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强调控辩双方的对抗与平等，法官扮演居中裁判的角色；另一种赋予法官更主动的调查权力，强调通过职权调查发现真相。这两种模式在不断融合演进。

对抗制模式中，法庭审理被视为一场有序的争论。控诉方和辩护方地位平等，双方通过举证、质证、辩论支持各自主张，法官的主要职责是确保程序公正。法官不参与证据收集和案件侦查，核心关注点是程序公平性以及双方是否获得充分表达机会。现代实践中，法官角色已变得更加积极，需要主导庭审进程，保护弱势参与者的权利。

职权主义模式中，法官通过自己的调查查明事实真相。开庭前，法官主导司法调查过程，包括询问证人、审查证据。案件是否进入审判程序由法官决定，审判更像是一次客观调查，而非对抗辩论。

刑民案件的证明差异

现代司法制度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这两类案件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上存在根本性差异。

民事案件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只要法官认为某一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即可认定该事实成立。但实际操作远比这复杂。法官在权衡证据时，会考虑判决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在涉及儿童监护权的案件中，虽然名义上是民事案件，但法院实际采用的证明标准会更接近刑事标准，因为判决结果对儿童影响重大。

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则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证据必须足够充分，使得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对被告人的有罪产生合理怀疑。但什么是理性的人？什么样的怀疑才算合理？研究发现，即使经验丰富的法官，对这个标准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有些认为需达到90%的确定性，有些认为是95%，还有人坚持必须接近100%。这种理解差异可能直接影响审判结果。

某起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质疑检方视频证据的清晰度和完整性。法官权衡证据时，不仅考虑技术鉴定报告，还关注拍摄角度、光线条件及是否存在剪辑痕迹。最终认定虽然视频存在瑕疵，但结合其他证据，仍能排除合理怀疑。这体现了法官如何平衡不同证据的证明力。

证据规则方面，民事案件关注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证据规则相对灵活，强调效率和成本控制。刑事案件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剥夺，证据规则格外严格，这些规则设计考虑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偏见可能性。

不同审级的审判心理

司法体系中，基层法院处理了约90%以上的一审案件。轻微刑事案件通常采用简易程序审理，而重大复杂案件可能由中级法院直接审理，或由基层法院审理后上诉二审。

这两种审判方式在心理动态上存在明显差异。二审改判率在不同类型案件中表现不同，这背后反映了审判者的决策心理。基层法院中，法官同时承担法律解释和事实认定的双重角色。即使某些证据在法律上不应被采纳，法官在做出最终判断时已接触这些信息，可能在潜意识中影响判断。

人民陪审员参与的案件中，审判机制更加复杂。人民陪审员虽不具备专业法律训练，但代表了社会公众的常识和价值判断。群体决策与个人决策存在系统性差异，群体动力学、信息交换方式及多数意见的影响力都会发挥作用。

研究对比发现，在相似案件中，合议庭判决往往更加谨慎，量刑相对较轻。这可能反映了群体决策中的责任分散效应：当决策责任由多人分担时，个体更容易采取保守策略。同时，合议庭成员间的讨论辩论，有助于暴露单一视角的盲点，减少认知偏差。

然而，也有观点指出，正是因为某些关键证据无法在庭审中呈现，才导致判决结果与公众预期偏差。这强调了证据可见性对判决公正性的重要影响。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的判断总是基于可获得的信息，如果关键信息被排除在外，即使最理性的决策者也可能得出偏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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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心理学维度

判决必须建立在可靠证据基础上。心理学研究发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中一个有趣的领域虽然在法律意义上并不被归类为证据，却深刻影响司法判断——证人和被告人的外在表现与举止神态。

外貌举止的隐形影响

法庭上，一个人的外表、说话方式、举止神态，常常在无意识中影响法官和陪审员的判断，这种影响有时甚至超越证据本身。

心理学实验揭示了口音对证人可信度的影响。研究人员让同一证人用不同口音陈述完全相同的证词,结果发现,使用明显地方口音时,听众对其可信度和准确性的评价都明显低于标准普通话。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口音成为一种边缘线索,在人们处理信息时不自觉影响对证人的整体评价。

其他外在特征也产生类似影响。研究发现,来自弱势群体的被告人往往受到更严厉对待,即使面对相同指控和证据,也更容易被判定有罪,量刑相对较重。

外貌吸引力同样发挥作用。实验表明,民事赔偿案件中,外表更有吸引力的原告更容易获得有利判决和更高赔偿。刑事案件中,外表更具吸引力的被告人被定罪后,刑罚往往较轻。这种现象被称为光环效应。

面部表情也影响可信度判断。研究发现,面带微笑的女性证人比面无表情的证人更容易被认为可信。表现出真诚懊悔和流泪,会减少有罪判决的可能性。明显存在残疾的被告人也更容易获得从轻处理。但有前科的被告人则更容易被定罪。

某中级法院资深法官在培训中坦言:“被告人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会潜移默化影响初步印象。西装革履、谈吐得体的被告人,和衣衫不整、语无伦次的被告人,即使面对相同指控,给人感觉完全不同。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研究表明,族裔背景、举止神态和外貌特征都可能影响可信度判断,进而影响审判结果和量刑决定,其作用甚至可能超越客观证据本身。

证人可信度的评估陷阱

法律工作者可能低估了情境因素，特别是询问方式对证人可信度评估的影响。律师的提问技巧可能显著改变陪审员对证人可信度的认知。

心理学家研究了法律术语和复杂问句对听众推断的影响。陪审员最容易判定证人不准确的情况，是当复杂的法律化问题之后紧跟负面暗示时，如“你是否可能记错了？”向证人提出复杂问题后再暗示其回答可能有误，会让陪审员怀疑证词准确性。同样，当陪审员听到证人前后陈述不一致时，也会认为证人缺乏准确性和可信度。

研究还发现，陪审员普遍相信证人的自信程度能反映陈述准确性。大量研究表明，陪审员和法官都非常依赖证人的外在表现：如果证人看起来很自信，就会被认为更准确。然而，心理学证据显示，证人的自信程度与其记忆的实际准确性之间相关性并不强，这给司法公正造成重大隐患。

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提问方式，如果最不自信的证人最先作证，他的证词反而会被认为更准确。这可能因为观察者过度依赖最初判断，后续听到其他证人证词时无法充分调整看法——这就是锚定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自信度与准确性之间的关系还会进一步减弱。证人出庭顺序、案件延迟等程序性因素，都可能对证人可信度判断产生显著影响。

询问技巧的双刃剑效应

法庭上，每位证人要接受多轮询问：己方律师的主询问、对方律师的交叉询问、己方律师的再询问及法官的补充询问。主询问的目的是建立证人可信形象，己方律师会鼓励证人以自由叙述方式讲述事件经过，此时不允许使用诱导性或暗示性问题。

交叉询问有完全不同的目的——检验证人可信度。法律界的经典论述认为：“交叉询问是检验证人真实性、陈述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强大而宝贵的武器”。证人对事实的了解程度、是否公正、是否诚实、品格如何、是否存在偏见、陈述是否可靠，都可能在这个阶段受到质疑。交叉询问的策略都围绕如何最有效地质疑证人陈述，为提问者提供机会构建不同解释或对证据重新分析，这反映了对抗式诉讼的本质特征。

交叉询问的建构功能与大量使用假设性问句密切相关。律师会把预设陈述嵌入问题中，然后故意设计成只需简单确认或否认的形式，如“我向你指出，我的当事人有充分理由相信你已经允许他使用那辆车”，希望证人接受提问者的表述，将其作为自己的回答。

长期以来，法律界普遍认为交叉询问程序对检验主询问证据准确性及揭露不可靠或不诚实证人至关重要。因此，法律文化中形成了一个坚定理念：交叉询问时允许使用诱导性问题。普遍认为使用包含虚假预设的问题，是验证可疑信息和引入新信息的正常、有用且有效的程序。

然而，诱导性问题通常带有一定程度的暗示性，如“那辆车是黑色的，对吧？”这类提问旨在将回答限制为二选一的强制选择，从而给证人施加压力，促使其提供提问者期望的答案，这种现象被称为“应答效应”。这引发了对司法公正和公平基本原则的严重关切，因为律师的问题可能暗示甚至强迫证人做出特定回答。

研究人员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诱导性问题。指令型诱导来自真实法庭记录，明确暗示期望回答，如“你当时实际上在某地，不是吗？”非指令型则采用不同表述，如“你当时在某地吗？”对于成年证人，非诱导性提问方式下准确率最高，而诱导性提问方式则对准确性产生不利影响。重要的是，当证人事先熟悉这类法律化问题后，他们对自己回答准确性的判断更加有效。

研究还发现，法律化问题对年幼儿童准确性的损害尤其严重，而否定句、双重否定句和复合句对所有年龄段证人都构成很大困难。年幼和其他弱势证人的准确性明显受到此类问题影响。采用快速语速和对抗性语气还会使证人感到困惑和恐惧，导致受害证人遭受二次创伤。

鉴于这些问题，让证人熟悉法庭程序的做法逐渐受到重视。最高法院发布的相关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机制，可以对证人进行必要的出庭作证培训，帮助证人了解法庭规则和作证流程，减轻其心理压力，但严禁诱导证人作伪证或串供。

法律界认为，庭前准备能为证人提供必要的法庭技巧，帮助证人应对交叉询问的特殊要求。实验研究表明，事先熟悉指令型诱导性问题，能改善证人自信度与证据准确性之间的关系。更详细的准备带来了证人准确性的提高和错误的减少。对于复合句、否定句形式的问题，错误都减少了，而且证人向提问者寻求澄清的意愿也增强了。这些研究表明，熟悉程序有助于证人提供最佳证词。

媒体报道与法律指示的困境

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中，公众往往通过媒体报道获取大量信息。近年来，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引发新的担忧。人民陪审员可能在庭审期间通过网络搜索案件相关信息，如被告人的前科记录。陪审员无法判断他们在网上看到的信息是否准确可靠，但研究明确显示，接触过案件媒体报道的人更倾向于相信嫌疑人有罪。

全天候新闻环境中，潜在陪审员可能反复接触生动甚至恐怖的犯罪画面。研究考察了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对偏见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有媒体曝光都会产生偏见影响，但电视和报纸的效果尤其强烈。研究证明，当陪审员接触负面审前报道时，有罪判决会增加。负面审前报道对审判结果有很强影响。

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信息性社会影响的偏见效应，即我们倾向于服从自己以外的信息来源，因为相信他人的解释更准确。能够激发情绪的材料会产生特别强大的影响力。研究人员让三组陪审员观看一个抢劫案的审判录像。观看前，一组接触情绪化报道，如与抢劫案中使用车辆相似的一辆车撞死一名七岁女孩；一组接触事实性报道，即抢劫犯有大量前科记录；第三组没有接触任何报道。接触情绪化报道的陪审员表现出明显偏见，做出有罪判决的比例明显高于接触不利事实信息的陪审员。更重要的是，法官的指示和陪审团讨论策略都没有减少这两种报道类型的影响——实际上，讨论反而强化了偏见，显示了社会影响对说服力的潜在作用。

虽然法官可以指示陪审员忽略某些信息，但这种指示可能并不总是有效。事实上，这种声明甚至可能增强陪审员对相关问题的关注。法官在审判结束时，会总结案情并向陪审团提供法律指示供其在评议时参考。这种法律指示的必要性在于，陪审团被要求根据法律条文而非证据真实性来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然而，陪审员发现这些指示难以理解和运用，因为它们是为法律专业人士而非普通人撰写的，大量研究表明，标准的法律指示会对陪审员的理解产生不利影响。

研究发现，那些性格较为固执的人更倾向于正确运用法官的指示。而理解上的困难导致普通陪审员更多依赖自己的常识和个人经验，而非法律评估。一个常被误解的指示就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研究表明，陪审员倾向于采用最严格的标准——100%的确定性——这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即使法官自己在确定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百分比时也存在困难。

基于研究发现，审前报道应保持在最低限度，法官应采用对陪审员更友好的指示版本，以便陪审员能更好地理解和准确运用他们收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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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决策心理

叙事锚定的隐形力量

民事法庭和许多司法体系中，法官而非陪审团做出最终裁决。法官力求保持公正，希望判决纯粹源于法律和证据。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现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法官的判断可能受到锚定叙事的影响。

所谓锚定，是指那些被普遍认为正确的常识性规则，即关于人、行为和观念的未经质疑的假设。这些假设可能是刻板印象，将任何叙事固定在共同持有的认知上，如“做过一次贼就会一直偷”或“吸毒者都会偷东西”。这类锚定通常隐藏在法律判决中，是隐性而非显性的。根据研究，法律事实认定主要是一个心理过程，往往缺乏逻辑性。锚定支持着命题或事实，它们源自对世界的一般印象，但不一定正确。从这个角度看，刑事案件中的证明可能缺乏对其所依赖的锚定的严格论证。

通过“常识”理解获得的锚定，显示出我们对自己决策根源缺乏洞察。而且，由于所有参与者倾向于共享相关的共同理解，因此不需要达成共识。

某些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隐性认知：“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不会撒谎”。这个锚定预设了单个警察的陈述就足以作为证据。曾有一个案例：一名男子被指控在农场打工的同时非法领取失业救济金，检方仅依靠两名警察的陈述就成功定罪。这引发了对证据充分性的质疑。

对判决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系统性判断偏见的影响。研究者分析了某地区法院的555份刑事判决，估计锚定效应驱动了63.6%的判决。因此，文化锚定会影响决策，并解释了判决不一致的原因。

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合理性，这意味着“内在的连贯性”。因此，法庭上控辩双方的目标都是提出一个合理且可信的叙述，使法官和陪审员（即法律意义上的“理性人”）能够相信。合理性可能对激活相关图式的外部锚定敏感：这些图式是与特定主题相关的知识、信念和期望的整合网络。研究发现，当陈述不遵循事件的时间顺序时，合理性水平会降低。

要进行批判性推理，需要提高法官的意识，并培训他们认识到需要多个锚定点以及来源偏见的问题。但当法官群体或合议庭共同决策时，这些偏见是否仍然适用？

合议庭的群体动力

研究表明，法官的决策存在不一致性，有时还缺乏充分信息。在取保候审的决定中，公安机关提供的信息可能有限，未能向法院提供完整情况。一个后果是，被告人可能被不必要地羁押，而后来被宣告无罪或判处非监禁刑罚。对于刑罚系统而言，审前不必要的羁押增加了宝贵的监狱资源压力，迫使监管部门提前释放其他囚犯。

最严厉的刑罚是判处立即监禁，其平均刑期近年来有所上升。然而，相对缺乏正式指导来帮助法官评估某项犯罪是否“严重到只有判处监禁才合理”。犯罪的严重性是一种主观判断，不同个体之间或不同时期可能存在差异。令人担忧的是，过去的研究反复揭示，在类似案件中，不同法院之间、同一法院内部，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时间的量刑决定都存在不一致性。

研究还发现，法官对视频证据的量刑往往比对等的文字记录更严厉，这可能因为视频以图形化和直接的方式传达事件，产生了比书面陈述更大的影响。

社会影响理论指出，当群体是我们关心的，当成员在思想或行为上一致，以及当群体规模为三人或更多时，我们会表现出从众行为。关于群体过程的其他重要心理学研究表明，群体思维、极化和社会懈怠都会影响决策。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合议庭是一个小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作用且相互依赖，为了实现各自的需求和目标，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因此，法官群体并非不受偏见影响；事实上，他们可能会受到独任法官不会经历的额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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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审员的决策机制

陪审员的选任构成

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保障人民参与司法、促进司法民主的重要机制。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这个过程涉及多个可能影响决策结果的因素。然而，由于合议庭评议的保密性，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是学术界、心理学家和法律实务者持续关注的话题。

在无法直接观察合议庭评议的情况下，关于陪审机制研究的有效性存在激烈争论。模拟研究存在一些公认的局限性，包括：研究样本的选择、研究环境、案件呈现方式、是否包含评议环节、采用的评估指标，以及任务的严肃性。模拟研究的一个明显缺陷是被告人的未来并未真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重要性和严肃性可能会丧失。

尽管如此，关于选任和构成的研究表明，某些群体在陪审员中的代表性不足。召集和排除潜在陪审员的制度会影响代表性。研究发现，相当比例的潜在陪审员因各种原因被排除，真正可以参与的人数有限。此外，某些群体的登记率较低，包括少数族裔、20到24岁的年轻人以及租房居住的人。因此，随机抽样并不一定导致具有人口代表性的样本。

影响合议庭的主要因素之一应该是证据，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然而，研究者指出，即使面对完全相同的证据，不同陪审员也会对正确判决得出不同结论；因此仅凭证据可能不足以产生一致的判决。

对陪审员性别和年龄的研究也发现会影响决策。女性在依据间接证据定罪时的倾向明显更强。研究还发现，男性陪审员和女性陪审员的初始有罪判决与最终判决存在差异，这表明女性可能更容易被说服或重新考虑事实。教育水平也会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陪审员对案件事实的回忆率明显低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陪审员，这可能与认知资源有关。

法律术语的理解障碍

没有专业语言的使用，法律将不复存在，法律语言与法律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至关重要。因此，法律所采用的术语具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具有技术性，因为使用了专业词汇；其次，它具有文化约束性，因为法律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法律术语容易导致陪审员的集体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研究表明，陪审员对法律定义以及如何应用或操作的理解实际上很差。调查发现，陪审员在理解“间接证据”“合理怀疑”“无罪推定”和“故意”等概念时存在很大困难。而且，陪审员可能倾向于关注证人在庭审中的回答，而不是法律术语本身。

审判通常涉及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向陪审员呈现复杂材料，这妨碍了陪审员做出适当判决。相反，陪审员会将信息综合成一个对他们有意义的有组织叙事，但这可能与法院的认知不一致。认知研究表明，复杂案件需要陪审员付出更多认知努力，而他们缺乏此类任务的经验，这可能导致认知超载。研究发现，真实陪审员报告说，随着信息量的增加，如果没有额外的指导或支持，他们对判决的信心会逐渐下降。

某中级法院审理一起复杂的金融诈骗案，人民陪审员在评议时向法官提出了十多个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反映出对案件涉及的专业术语和法律概念理解困难。法官不得不暂停评议，对相关法律概念进行详细解释。这凸显了法律专业性与陪审员认知能力之间的张力。

因此，认知超载与使用不当启发式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过多信息可能导致陪审员感到困惑、脱离，并寻求最可获得的常识性结果。相反，一些律师认为，正是因为陪审员无法接触重要证据，他们才会得出不合理的决定。专家证人的证词可能有助于或相反扭曲理解。研究发现，陪审员更容易被高水平的专家证人说服，但仅当证词高度复杂时。这些在模拟研究中观察到的效应，在真实审判中可能更为显著，因为那里对陪审员的压力要大得多。

为了提供帮助，可以向陪审员提供判决路径图，列出每个陪审员在考虑案件时应思考的重要问题。虽然这种方法具有直观吸引力，但该协议尚未经过任何形式的实证评估。理解上的误解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这提醒我们需要更加重视陪审员的理解能力培养和支持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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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评议中的心理过程

群体讨论的决策模式

合议庭的判决任务复杂且重要。研究表明，陪审员受群体影响明显，讨论常常强化多数意见，甚至发生群体极化。证据强时，这种极化有所降低。

合议评议质量总体较好，不必然决定于成员智力，但女性成员多的群体表现更佳。陪审员的外向性也与更高的无罪判决率有关。这说明，心理和群体因素对决策过程影响大，值得进一步研究。

陪审员常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整合案件信息。故事模型认为人们倾向基于叙事来理解和判断，决定更易受个人经验、常识、媒体印象等影响，而不是完全依据法律条文。这些偏见和启发式可能带来误判。

实验证明，即使提供法律指导，参与者依然受原有认知影响，判决过程复杂且非完全理性。真实案件中，特征和决策流程甚至更复杂。

故事还容易引发陪审员共情和情感反应，影响他们的信念与判断。研究发现，令人不安的视觉证据、儿童证人在场都会提升有罪判决率且引发更强烈情绪。司法实践案例也显示，强烈图片会影响判罚倾向，法官需及时提醒陪审员理性判断。

各种认知加工（如图式、启发式）都会影响陪审员对信息的理解与记忆，“自创案件故事”易造成偏差与误解。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期，但已经证明认知模型和故事建构对司法公正有重要影响。部分陪审员甚至会因理解脱节，转向社交媒体等渠道寻求更多信息。

陪审员的职责规范

近年来，人们对陪审员在审判期间访问互联网表示担忧，这会在形成和做出判断方面发挥作用。一些案例说明了法院对不履行职责的陪审员行为的重视程度。

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法明确规定了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理期间，不得私下接触当事人、证人，不得收集、调查证据，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送礼，不得索取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财物，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人。这些规定旨在确保陪审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初步研究显示，相当比例的陪审员对审判期间互联网使用的规则并不清楚，这可能为陪审员违规行为创造条件。因此，对陪审员进行教育，让他们清楚了解担任陪审员期间适用的行为规则，以及可能产生的个人处罚和对法律程序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在保障陪审员知情权的同时，防止其接触不当信息，成为一个新的挑战。一些法院开始探索在重大案件审理期间，建议陪审员暂时停用社交媒体账号，或者在评议期间统一保管手机等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陪审员的自由，但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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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展望

心理学研究对司法程序若干重要因素提供了宝贵见解。然而，许多问题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因此在转化为良好实践时必须谨慎。从举止神态的影响、证词的不一致性，到群体讨论的质量和数量，许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在某些领域，研究结果已经相当明确。显然，审前报道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近期的关注点集中在陪审员的责任和审判期间的互联网访问上。然而，鉴于信息确实存在并影响着法官和陪审员，迫切需要进一步探索理论基础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偏见效应。对陪审员最友好的法律指示也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便陪审员能够更准确地应用和理解信息。

有人可能认为，法官的决策会明显比陪审团更容易实现。然而，锚定叙事的研究表明，法官可能需要发展批判性推理和意识技能，也许需要心理学家的帮助。法官在决策中的偏见也很明显，这表明迫切需要研究有影响力的法院文化。小群体研究指向了这样的要求：更多了解陪审员在群体中决策的实际过程，重点关注现实生活研究。

最后，在法律背景下听取证据、处理信息和做出判断的整个过程研究不足，但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司法决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容易产生偏见。对这些主题的有效研究需要法官和陪审员的参与和合作，以便提出有根据的问题，并在必要时推动变革。证人熟悉化研究和法律改革讨论就是此类合作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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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选择题

1. 法庭审判中，证人的口音和外表可能会影响法官和陪审员的判断。这种现象主要体现了心理学中的哪个效应？

A. 锚定效应

B. 光环效应

C. 首因效应

D. 近因效应

2. 研究表明，证人的自信程度与其记忆的实际准确性之间的相关性如何？

A. 高度正相关

B. 中度正相关

C. 相关性不强

D. 负相关

3. 刑事案件中，采用的证明标准是：

A. 优势证据标准

B. 高度盖然性标准

C.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D. 绝对确定性标准

4. 合议庭评议过程中，群体讨论往往会产生什么效应？

A. 削弱多数意见

B. 强化多数意见

C. 完全消除个人偏见

D. 导致意见分散

问答题

1. 结合心理学知识，分析律师在法庭询问中使用诱导性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说明如何减少这种负面影响。

2. 审前媒体报道对陪审员决策有何影响？法院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