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评估与矫正治疗

二十世纪后期，循证矫正运动积累了大量罪犯矫正有效性的实证数据。元分析方法综合大量研究结果，揭示了减少再犯行为的关键因素，推动了矫正实践的科学化发展。罪犯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已成为各国矫正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1990年，三位学者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元分析研究，提出了三个循证矫正原则——风险原则、需求原则和响应性原则，构成了现代矫正项目设计与实施的理论基础。

准确评估风险水平是合理分配干预资源的前提。评估偏差会导致两种后果：对低风险罪犯过度干预造成资源浪费，或对高风险罪犯干预不足增加再犯风险。需求原则明确了矫正的靶向目标，将罪犯的问题分为一般性需求和犯罪成因需求。需求原则要求干预专注于犯罪成因需求，即那些直接导致犯罪行为的因素，比如反社会认知、冲动控制缺陷、物质依赖。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有效降低再犯率。

响应性原则关注干预的实施方式。矫正人员需要根据罪犯的认知能力、动机水平和学习特点调整干预策略。干预方法与个体特征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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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在罪犯管理中的应用

风险评估在罪犯管理中的运作原理与其他领域基本相同。以车险为例，一位35岁、拥有15年驾龄、无违章记录、无事故理赔的驾驶员，保费远低于21岁、仅有2年驾龄、有超速违章记录、曾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保险公司分析驾驶员的历史行为和特征，预测未来风险并据此定价。

罪犯风险评估遵循同样的逻辑。评估人员收集罪犯的犯罪历史、个人特征和情境信息，预测其再次犯罪、被重新定罪或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可能性。评估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使用目的，是指导量刑、安排矫正项目，还是决定假释。

风险评估的有效性取决于预测的准确性。人寿保险公司利用年龄、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家族病史等信息预测未来疾病或死亡概率，但这些信息无法预测意外事件。罪犯风险评估同样面临预测的不确定性。

预测的结果可分为四种情况：

预测错误的后果可能很严重。假阴性意味着低估了罪犯的危险性。当一名罪犯被评估为低风险而被判处非监禁刑罚或从监狱释放后再次犯罪，会产生新的受害者和社会损失，司法系统需要重新投入资源处理新的案件。

风险评估的核心目标是最大化预测准确率，同时最小化假阳性和假阴性比例。监狱管理者面临两难选择：过度关押可能侵犯人权，而低估风险可能危害公共安全。

某监狱曾发生一起悲剧，一名在押人员在睡眠中被同室狱友杀害。事后调查显示，行凶者有明显的暴力倾向、仇视特定群体的记录以及心理健康问题。适当的风险评估本可避免这场悲剧。风险评估能够识别罪犯对工作人员或其他在押人员的潜在威胁，据此调整管理措施，对高危人员限制其单独活动，规定多名狱警在场才能离开牢房，或根据犯罪历史合理分配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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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方法的演进

个人风险水平的评估方法大致分为两类。

临床风险评估依赖专业人员的临床技能。评估者收集背景信息、观察罪犯行为，结合专业经验和训练形成风险判断。这种方法源于医学领域的诊断模式，强调专业判断的价值。

精算风险评估采用统计算法或方程，根据特定信息生成风险分数或风险等级，分为低、中、高。算法来自大规模纵向研究，分析大量案例确定哪些因素与再犯相关。评估时，将个体的风险因子与研究样本进行比较，得出预测结果。

两种评估方法都使用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静态因素指不会改变的历史信息，比如前科数量、年龄、性别。动态因素指可能改变的因素，包括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行为因素。心理因素涵盖认知扭曲、对犯罪的态度，社会因素涵盖就业状况、同伴关系，行为因素涵盖冲动水平、攻击性。两种方法的数据来源可能重叠，区别在于如何整合和解释这些信息。

关于两种方法的优劣，心理学界长期争论。临床方法的支持者认为，精算方法将群体统计结果套用于个体过于简化，忽略了个案的特殊性。精算方法的支持者则批评临床判断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元分析研究比较了两种方法的预测准确性，结果倾向于精算评估，其客观、标准化的程序比临床判断者印象式的结论更可靠。

部分学者主张用精算方法完全取代临床评估。但也有学者指出，精算方法虽然有用，但并非万能。精算预测的功能仅限于预测本身，而风险评估还包括风险管理和预防。识别出高风险个体后，必须提出降低风险的具体方法。

结构化临床判断工具应运而生，也被称为第三代工具。这类工具结合了两种方法的优势，既提供经验验证的风险分数和等级，又允许专业人员关注个案的特殊性，形成个性化的犯罪成因需求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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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具在罪犯管理中的应用

我国在押人员数量近年来持续增长，所犯罪行涵盖经济犯罪、盗窃、性侵犯、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等多种类型。不同罪犯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和需求水平，风险与需求评估工具能够估计罪犯对自己、他人和社会构成的风险，并指导管理策略。

罪犯管理遵循“资源跟随风险”原则，高风险个体接受更长、更密集的干预，低风险个体接受较少干预。罪犯的监管、监督和干预水平由其再犯风险、伤害风险和需求水平共同决定，这些参数均通过风险与需求评估工具测量。

评估工具通常在判决前使用，为量刑提供依据。法院根据评估结果判断罪犯是否适合社区矫正，高伤害风险和高再犯风险的罪犯判处监禁，中等风险的罪犯可能被判处参加社区康复项目。矫正机构利用评估结果制定刑罚执行计划、决定假释申请，并设计释放后的风险管理方案。

再犯风险评估量表

再犯风险评估量表是一种精算风险评估工具，基于超过180万名罪犯的数据开发。早期版本使用年龄、性别和犯罪历史等静态数据，预测未来两年内的再犯可能性。犯罪历史包括犯罪类型、制裁次数等。最新版本引入了无犯罪时间概念，罪犯在判刑或释放后无犯罪期越长，再犯概率越低。这一改进使工具在整个刑期中都保持较高的预测准确性。

算法开发过程中，研究者计算每个罪犯的无犯罪时间，追踪其后两年的再犯情况，评估各种静态数据点的预测能力，最终筛选出有效预测因子构建算法，生成0到1之间的风险分数。

工具因易用性和速度在矫正服务中广泛应用，曲线下面积接近80%，预测准确性良好。但仅关注静态因素，忽略了动态的社会和行为因素，因此只能提供再犯风险估计，无法评估犯罪成因需求。

服务水平清单修订版

服务水平清单修订版包含54个项目，评估10个领域的风险和需求，涵盖犯罪历史、教育就业、财务、家庭婚姻、住宿、休闲娱乐、同伴、酒精药物问题、情绪状况以及态度倾向。该工具整合静态和动态因素，既提供再犯风险评估，又揭示矫正需求。

各领域分数根据其预测再犯的能力加权后汇总为综合分数，代表未来犯罪的可能性。分数越低，表明犯罪成因风险因素越少，未来犯罪风险越低。

服务水平清单修订版在多个罪犯群体中得到验证，包括一般罪犯、女性罪犯、少数族裔、暴力罪犯、性罪犯和青少年罪犯，被认为是高效的风险需求评估工具。

罪犯评估系统

二十一世纪初，罪犯评估系统作为统一的风险与需求评估工具应运而生。此前，监狱和矫正服务使用多种不同的评估工具，缺乏系统性。罪犯评估系统旨在提供一个通用工具，支持整个矫正系统的持续评估。

罪犯评估系统是结构化临床评估工具，整合精算方法和专业判断。数据采集包括档案审查和访谈，涵盖静态和动态风险因素。完整评估约需两个半小时，虽然耗时较长，但能够产生更丰富的数据。

罪犯评估系统包含五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评估12个犯罪相关因素，各因素分数加权求和后生成两个风险分数，分别是一般再犯风险分数和暴力再犯风险分数。暴力再犯风险分数预测杀人、袭击、威胁、持有攻击性武器、公共秩序犯罪、刑事损坏和暴力侵财犯罪，一般再犯风险分数预测其他再犯。性犯罪不包括在内。

罪犯评估系统的五个组成部分如下。

再犯风险和犯罪相关因素包含12项内容，涵盖犯罪信息、犯罪分析、住宿、教育培训与就业能力、财务管理和收入、关系、生活方式和伙伴、药物滥用、酒精滥用、情绪健康、思维和行为、对犯罪和监督的态度。情绪健康主要指焦虑和抑郁。

严重伤害风险评估通过评估精算、社会和个人因素，分析严重伤害风险。严重伤害指危及生命或造成严重身心创伤、恢复困难或不可能的风险。此部分为风险管理程序提供指导。

系统摘要表整合评估信息，为罪犯管理和监督提供指导。

刑罚计划基于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刑罚执行计划。

自我评估问卷了解罪犯自身对需求的看法。研究显示，罪犯通常对戒除犯罪的前景过于乐观，比专业人员更少识别自身问题。

罪犯评估系统借鉴了其他工具的经验，经过广泛试点和审查不断完善。研究驱动的改进包括引入暴力再犯风险评估、优化一般再犯风险评估，以及开发更准确的第二代版本。第二代版本加入了“无犯罪时间”元素，预测效果优于前代版本。

暴力罪犯评估

暴力犯罪约占成年人犯罪的22%。不同暴力罪犯的犯罪模式和成因差异显著，有暴力犯罪史并对特定群体怀有强烈负面看法的罪犯，其管理方式应不同于酒后对伴侣施暴的个体。因此需要评估每个罪犯的暴力重复风险因素和行为触发因素。罪犯评估系统包含暴力风险评估，历史临床风险管理量表则是专门的暴力风险评估工具。

历史临床风险管理量表

历史临床风险管理量表适用于民事精神病、法医和刑事司法群体，是研究最充分的暴力风险评估工具。工具名称来自三个评估领域的首字母和项目总数，三个领域分别是历史、临床、风险管理，共20个项目。

历史临床风险管理量表包含20个项目，分别是10个历史项目、5个临床项目和5个风险管理因素。第三版在综合实证文献和临床经验基础上开发，融合了科学性和实践性。法医临床医生的深度参与确保了工具既基于经验证据又易于整合到临床实践中。

历史临床风险管理量表的20个评估项目分为三类。

历史项目共10项，包括暴力史、其他反社会行为、关系、就业、物质滥用、重大精神障碍、人格障碍、创伤经历、暴力态度、治疗或监督反应。

临床项目共5项，关注近期问题，包括洞察力、暴力意念或意图、重大精神障碍症状、不稳定性、治疗或监督反应。

风险管理项目共5项，关注未来问题，包括专业服务和计划、生活状况、个人支持、治疗或监督反应、压力或应对。

历史临床风险管理量表在多个群体中得到验证，能够预测民事精神病患者的住院暴力和出院后暴力犯罪，也能预测法医群体的暴力行为。法医群体包括社区和监狱在押人员。工具开发者持续追踪相关研究，约100项研究证实了其在不同群体中的有效性。

性罪犯评估

性犯罪虽占犯罪总数的较小比例，但危害严重。由于受害者不愿报告或感到羞耻，官方数据低估了性犯罪的真实发生率。

性犯罪涵盖不同严重程度的行为，包括强奸、儿童性侵、收集儿童虐待图像、引诱、猥亵暴露、偷窥。性罪犯群体异质性强，不同个体的风险和需求差异显著。鉴于性犯罪的破坏性影响，风险和需求评估的核心目标是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这需要识别动态风险因素以指导治疗和管理，并准确评估性再犯风险。

结构化风险与需求评估

结构化风险与需求评估结合风险矩阵进行两步评估。第一步使用风险矩阵测量静态风险，风险矩阵属于纯精算工具。根据性犯罪判决次数、刑事犯罪判决次数和释放时年龄初步评估风险等级，风险等级分为低、中、高或非常高。然后考虑加重因素，包括男性受害者、陌生人受害者、非接触性犯罪、从未结婚，两个或更多加重因素使风险等级上升一个单位。

第二步使用结构化风险与需求评估工具评估16个动态风险因素，分为四个领域，分别是性兴趣、扭曲态度、社会和情感功能、自我管理。每个因素评分两次，一次针对犯罪链，一次针对一般生活。评估方法包括心理测量、历史信息、访谈和档案审查，每个因素评为0分、1分或2分。0分表示不存在，1分表示存在但非核心，2分表示核心特征。在犯罪链和一般生活中都评为2分的因素被确定为治疗需求。

评分者间可靠性研究显示，经验丰富的评估者可靠性显著高于新手。鉴于性罪犯常否认和最小化问题以操纵评估者，学者认为，结构化风险与需求评估不适合作为定量预测工具，但适合指导治疗需求的临床评估。使用条件包括，评估者需证明合理的评分可靠性，优先由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使用，持续监测和评估工具应用。

精神障碍罪犯评估

精神障碍罪犯数量持续增长。公众存在一个常见误解，认为所有精神障碍者都危险，对社会构成威胁。这种观点将危险性归因于精神障碍本身，忽略了大量遵守法律的精神障碍者，也忽略了精神障碍罪犯与非精神障碍罪犯的危险性相关因素可能相似。

元分析研究发现，精神障碍罪犯再犯的主要预测因子与非障碍罪犯相同，临床变量的效应量极小。这一发现促使研究转向社会心理和犯罪学因素，而非仅关注临床或精神病理学变量。

不过，某些精神障碍确实与犯罪行为联系更紧密。人格障碍在定义上就包含异常攻击性或严重不负责任行为，特别是反社会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针对严重人格障碍罪犯，专门的项目旨在识别、评估、管理风险，并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危害的高风险个体提供治疗。

精神病态检查表修订版

精神病态检查表修订版是精神病态诊断的临床评估工具，虽然主要用于诊断，但研究发现其能够预测成年和青年男性罪犯的暴力再犯。工具基于精神病态理论，通过经验研究确定了构成精神病态的核心临床因素。

精神病态检查表修订版包含20个项目，涵盖人口统计、犯罪学、社会和心理特征。评估者访谈罪犯、审查档案和病史，确定每个项目的存在程度。0分表示不存在，1分表示部分证据，2分表示明确存在，总分0到40分。诊断截止分数存在争议，部分学者建议30分以上诊断为精神病态以减少假阳性，另一些学者认为25分的截止值使工具有效性最大化。实践中不同群体使用不同截止值。

精神病态检查表修订版的20个项目分为五类。

人际特征包括表面魅力、夸大自我价值感、病理性说谎、操纵性。

情感特征包括缺乏悔恨或内疚、情感肤浅、冷酷或缺乏同理心、未能为行为承担责任。

生活方式包括需要刺激或易厌倦、寄生生活方式、缺乏长期规划、冲动、不负责任。

反社会行为包括行为控制不良、早期行为问题、少年犯罪、假释或有条件释放记录不佳、犯罪多样性。

其他特征包括滥交的性行为、多次婚姻失败。

风险评估方法的发展

罪犯风险评估方法的争论持续至今。精算工具在预测准确性上优于临床判断，但对个案特殊性不够敏感，且难以提供详细的需求信息。临床评估能够关注特殊性，但主观性强、可靠性低。

第三代评估工具整合了两种方法的优势，又称结构化临床判断工具。这类工具既提供客观的风险判断，又提供丰富的需求信息，为个性化康复工作奠定基础，代表了风险评估领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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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罪犯矫正项目数量快速增长。元分析研究识别出有效实践的核心成分，这些成分被正式化为项目认证标准。

矫正服务认证标准包括十个方面。第一，基于明确的改变理论模型。第二，具有明确合理的罪犯选择标准。第三，针对一系列动态风险因素。第四，使用有效的改变方法。第五，包含技能导向的目标。第六，明确项目剂量并有研究依据。项目剂量包括顺序、强度、持续时间。第七，关注动机和参与问题。第八，确保项目与监狱和社区管理的连续性。第九，维护项目完整性。第十，支持持续评估。

矫正服务认证小组负责评估和认证符合标准的项目。目前已有47个项目获得临时或完全认证，针对不同类型罪犯开发了专门项目，包括暴力罪犯、性罪犯、危险驾驶罪犯、毒品相关犯罪罪犯、精神病态罪犯、女性罪犯和侵财罪犯。此外还有一般犯罪项目，针对多次犯多种罪行的累犯。

一般犯罪矫正项目的理论基础

一般犯罪矫正项目基于认知社会学习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无需直接经历即可学习，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就能学习，称为观察学习或替代强化。家庭成员、同龄群体和象征性模型都是学习的来源，象征性模型指媒体人物。

矫正项目通过技能训练促进行为改变。使用强化策略帮助罪犯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学习犯罪行为的替代方案，培养自我管理和社会互动技能。主要的小组项目包括思维技能项目、增强思维技能项目、推理与康复项目和先思考项目，适用于成年罪犯、青少年罪犯和需要强化训练的个体。

推理与康复项目是最早的一般犯罪矫正项目，已在17个国家实施。2004年后逐渐被增强思维技能项目和先思考项目取代。

增强思维技能项目于1990年代开发，补充推理与康复项目，专门针对中等风险罪犯。推理与康复项目是针对高风险罪犯的长期项目。增强思维技能项目通过互动方式训练人际问题解决、社会和道德推理技能。促进者使用亲社会建模，即展示积极行为和互动。教学方法结合直接辅导和互动学习，采用角色扮演、引导讨论、小组练习等形式。

先思考项目在社会认知技能训练基础上增加了犯罪聚焦分析。项目使用练习方法，参与者详细分析自己的犯罪，包括发生了什么、谁参与、何时、何地、为什么。反复分析一系列犯罪，识别行为模式和促成因素，制定避免策略预防再犯。

思维技能项目针对中高风险男性和女性罪犯，通过发展思维技能减少再犯。项目首先训练思维技能，然后将技能应用于管理个人风险因素、发展保护因素、设定亲社会目标。思维技能项目要求罪犯探索犯罪模式，认识与犯罪相关的风险和保护因素。

李某的矫正历程

李某是一名22岁男性，因盗窃被法院定罪。李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曾违反社区矫正令。判刑前评估显示其中高再犯风险，风险分数64，认知技能存在缺陷，特别是自我控制和问题识别能力较弱。判前报告建议社区矫正并参加一般犯罪矫正项目。法院采纳建议，判处李某社区矫正，要求每两周向矫正官报告一次，并参加思维技能项目。

监督会议中,矫正官针对评估识别出的犯罪成因需求进行干预。李某的主要需求在住宿和就业领域。他坦承失业导致经济困难，觉得只能通过盗窃维持生活。矫正官帮助他分析住宿问题，提供解决建议。

判刑四周后，李某开始参加思维技能项目。他起初很紧张，学校经历不佳导致识字能力较弱。但项目与学校截然不同，虽然需要深入思考想法、感受和行为的相互作用，但氛围轻松，导师不像学校老师那样威权。项目对出勤要求严格，缺席两次将被送回法庭。

11周后，李某和另外五名小组成员完成项目。过程虽然艰辛，但李某找到了稳定住宿并开始求职。他告诉矫正官，思维技能项目让他学会在行动前思考行为后果。李某为完成项目感到自豪，希望运用新技能避免再犯。

思维技能项目分为三个模块，每模块六个环节，包括五个小组环节和一个个人环节。项目聚焦自我控制、问题解决和积极关系，加上个人介绍环节共19个环节，其中15个小组环节和4个个人环节。项目可采用固定小组或滚动小组形式。固定小组成员不变，滚动小组成员可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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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犯罪矫正项目的效果评估

一般犯罪矫正项目经过了大量有效性评估。多国元分析显示，推理与康复项目参与者的再犯率比对照组低14%。先思考项目在心理测验和再犯率方面都产生了积极效果。增强思维技能项目的评估使用了约17000名监狱参与者样本，预测再犯率与实际再犯率相比降低了7.9%，与对照组相比，参与者再犯减少了6.4%，完成者再犯减少了7.5%。

社区环境的国家评估显示，推理与康复项目、增强思维技能项目和先思考项目这三个项目的完成者再犯率都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研究表明，先思考在流失率和再犯率方面优于增强思维技能项目和推理与康复项目。思维技能项目作为较新的项目，证据基础尚在建立中。试点研究显示，项目在冲动性、犯罪态度和犯罪思维风格等心理测量指标上产生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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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项目面临的挑战

参与度与流失

罪犯参与度是矫正项目面临的最大挑战。参与度差导致理解和技能习得不足，降低治疗效果，甚至导致流失。流失指的是退出项目。

流失率在社区环境中尤为严重。监狱一般犯罪矫正项目的未完成率为11%到16%，而社区项目流失率高达三分之二。研究显示社区增强思维技能项目流失率达57%，其中41.6%未开始项目，15.4%开始但未完成。

流失的核心问题是符合干预标准、被识别有需求的个体未能从干预中受益。研究比较了风险评估预测再犯率与实际两年再犯率，完成者预测率64.3%，实际率47.3%，降低17%。未开始者和未完成者的预测率与实际率无差异，说明未完成项目没有获得任何益处。

进一步研究表明，早期退出者导致了未完成效应，早期退出指完成不到40%。后期退出者的再犯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未完成效应的机制尚不明确，可能涉及方法学设计、自我选择、干预特征、组织过程或退出过程本身。实践层面的挑战是如何提高参与度、减少流失。

目标选择与筛选

认证标准要求根据风险和需求选择罪犯，但实践中偏离标准的情况普遍存在。研究显示，社区适当分配率在不同地区从37.1%到82.1%不等，近半数罪犯不符合推荐标准。四分之一增强思维技能项目参与者风险分数低于目标，半数先思考项目未完成者风险分数超过上限。

社区矫正项目流失评估发现，7%样本风险过低，超过三分之一风险过高。完成率随风险变化显著，风险过低组完成率80.9%，适当风险组46.4%，风险过高组仅30.2%。风险过高组的低完成率支持了组织因素导致流失的假设。

但风险过高的完成者效果显著，其再犯率比对照组低44.7%。矫正服务面临两难，高风险罪犯完成率低，但完成者效果最好。需要权衡少数完成者的巨大收益与多数退出者的不利后果。深入研究退出相关因素可能提高高风险罪犯的完成率。

风险过低组虽然完成率高达80.9%，但完成者与对照组的再犯率无差异，说明项目对该组几乎无效。风险原则表明，低风险罪犯不需要密集干预。

手册化小组工作

严格的项目认证确保了循证实践，但手册化小组工作也招致批评，包括未能针对个人需求定制，与认知行为疗法理论不符，消除了从业者的临床艺术性。支持者建议结合一对一和小组干预，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增加个性化。虽然限制临床艺术性可能影响士气，但未必损害项目效力，手册化反而能保护项目完整性。

项目完整性指按照手册提供干预。设计良好的项目若未按预期实施，有效性将受损。学者描述了三种威胁。

项目漂移指目标和方法逐渐改变。

项目逆转指因抵制而破坏项目实施。

项目不合规指促进者擅自修改内容和目标。

这些威胁会损害项目效果，轻则无效，重则有害。

从业者常感受到项目完整性与响应性原则之间的冲突。响应性要求匹配参与者的学习风格以确保参与，但这可能需要偏离手册。一方面要遵守手册，另一方面要响应参与者需求。项目成功部分取决于促进者平衡两者的能力，这需要高超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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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循证矫正项目已在各国矫正服务中广泛应用。元分析研究证实，这些项目能够减少完成者的再犯行为。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为什么罪犯从项目中退出，如何提高参与度，组织因素如何影响项目有效性。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持续开展高质量研究。风险评估和矫正项目是现代犯罪学和心理学的实践应用。不断研究和改进，矫正工作的有效性将持续提升，最终实现减少犯罪、保护社会安全、帮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目标。

当前研究已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三个循证矫正原则指导项目设计和实施，包括风险原则、需求原则、响应性原则。第三代评估工具整合精算和临床方法，既提供客观风险判断，又识别个性化需求。各类针对性项目在降低再犯率方面展现出积极效果，涵盖一般犯罪、暴力、性犯罪等。

未来工作需要关注实践中的挑战，提高参与度和完成率，优化目标选择和筛选，平衡项目完整性与响应性。解决这些问题将进一步提升矫正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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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选择题

1. 矫正干预的资源分配应遵循什么规律？

A. 所有罪犯接受相同强度的干预

B. 高风险罪犯接受更密集的干预，低风险罪犯接受较少干预

C. 只对初犯提供干预

D. 根据罪犯的年龄决定干预强度

2. 风险预测中的假阴性指什么情况？

A. 预测会再犯，实际也再犯了

B. 预测会再犯，实际没有再犯

C. 预测不会再犯，实际却再犯了

D. 预测不会再犯，实际也没有再犯

3. 第三代评估工具相比纯精算或纯临床方法的优势是什么？

A. 更便宜且更快速

B. 只依靠统计算法，完全客观

C. 只依靠临床判断，充分考虑特殊性

D. 整合两种方法优势，既客观又关注个案特殊性

4. 关于矫正项目的未完成效应，研究发现了什么？

A. 所有退出者的再犯率都会显著升高

B. 早期退出者再犯率升高，后期退出者无显著差异

C. 只有后期退出者再犯率会升高

D. 退出对再犯率没有任何影响

问答题

5. 解释需求原则的含义，并说明区分一般需求和犯罪成因需求的重要性。

6. 如何提高罪犯在矫正项目中的参与度和完成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