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到现代社会的网络购物，从口头承诺到正式书面协议，合同贯穿着人类社会交往的全部历史。租房、买车、求职、贷款，每一次交易背后都有合同在发挥作用。合同法调整市场经济中最活跃、最普遍的财产流转关系，是民法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理解合同法的历史渊源、基本类型和制度演变，有助于把握合同法的精神实质，也能为学习合同的成立、效力和履行打下坚实基础。
合同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人类社会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从封闭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缩影。追溯合同法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合同制度的基本原理和价值取向，认识现代合同法如何在传统与变革的交织中逐步形成。
合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人与人之间开始交换财物。最初的交换是即时完成的物物交换，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不存在时间差，也不需要复杂的法律规范。
当交换行为变得复杂，特别是出现延期履行的需要时，合同的雏形开始显现。古代中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交易记载。周朝的礼制中已包含市场交易的规范，要求买卖双方诚实信用，不得欺诈。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租赁、雇佣等合同类型逐渐出现。
秦汉时期的法律文献中可以看到对合同行为的规范。出土的秦简记载了买卖奴婢、牛马等财产的契约文书，这些文书详细记载交易的标的物、价格、当事人等信息，并要求由官府登记备案。这种做法既保护了交易双方的权益，也便于官府管理和征税。
古罗马法对合同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罗马法最初只承认几种特定的合同类型，如要物合同、要式合同等，这些合同必须遵循严格的形式要求才能生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罗马法逐渐承认了诺成合同，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同，不再需要特定的形式或标的物的交付。这一发展为现代合同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欧洲的合同法发展呈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限制了合同自由，农奴与领主之间的关系主要由习惯和特权决定，而非契约。另一方面，随着商业的复兴，商人之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商事习惯，后来被称为“商人法”。
商人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商业城市和贸易集市中。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商业城市制定了一系列调整商业交易的规则。这些规则简便灵活，注重交易的效率和安全，与当时繁琐的封建法律形成鲜明对比。法国的香槟集市形成了专门的商事法庭，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创造了许多新的合同类型和交易方式。
海上贸易的发展催生了海商法的形成。船舶租赁、货物运输、海上保险等新型合同不断涌现。为了分散风险，商人们创造了共同海损制度，如果船舶在航行中遭遇危险，为了共同安全而损失部分货物，这部分损失由全体货主按比例分担。这种制度体现了商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公平观念。
中国的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合同实践也相当丰富。宋代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它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凭证，体现了当时金融合同的发展水平。宋代还出现了各种商业组织形式，合伙经营的“合本”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合伙合同。明清时期的“帐局”“票号”等金融机构通过汇票、本票等票据进行异地汇兑，这些票据背后都是复杂的合同关系。
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学者指出：“传统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合同法理论，但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合同习惯和交易规则。这些规则强调诚实信用、公平交易，许多理念与现代合同法不谋而合。”
近代合同法的确立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密不可分。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这些理念深刻影响了合同法的发展。法国大革命后颁布的民法典标志着近代合同法的正式形成。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也被称为“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认为个人有权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内容的合同。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德国在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在合同法领域作出了重要创新。与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采用了“总则-分则”的体系结构，在总则部分规定了适用于所有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包括意思表示、代理、时效等，然后在债编和各分编中规定具体的合同类型。这种立法技术大大提高了法典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对后世各国民法典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合同法确立了几个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是核心，包括缔约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等。平等原则要求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不因身份、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和履行合同时诚实守信，不得滥用权利或违背诚信。
这些原则的确立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自由竞争需要合同自由，平等交换需要当事人地位平等，市场秩序的维护需要诚实信用。近代合同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繁荣。
进入二十世纪，合同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变革。纯粹的合同自由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形式上平等的合同当事人在经济实力上往往存在巨大差距，强者利用优势地位在合同中设置不公平条款，弱者处于被动接受的境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合同往往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为了矫正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各国开始对合同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劳动法的出现是一个重要标志。劳动法通过规定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劳动安全等强制性标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消费者保护法的制定则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交易条款的损害。这些特别法的制定使得合同法从纯粹的私法走向了公私融合。
格式合同的大量出现是现代合同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往往事先拟定统一的合同文本，消费者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无法就具体条款进行协商。这种合同被称为格式合同或附合合同。格式合同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容易产生不公平条款。法律对格式合同进行了特殊规制，要求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遵循公平原则确定条款内容，并且对免除或限制自己责任的条款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
电子商务的兴起对传统合同法提出了新的挑战。网络购物、电子支付、网络服务等新型交易方式不断涌现，传统的书面签字、盖章等形式要件难以适用。为此，各国纷纷制定电子商务法、电子签名法等新法律，承认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规定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的合同法发展也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合同主要是执行国家计划的工具，合同自由受到很大限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合同法逐步走向现代化。1981年制定的《经济合同法》、1985年制定的《涉外经济合同法》、1987年制定的《技术合同法》标志着合同法体系的初步形成。
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统一了三部合同法，建立了完整的合同法体系。这部合同法确立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守法与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详细规定了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变更和解除等制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2020年实施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纳入其中，进一步完善了合同制度，增加了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等新型合同类型，对电子合同、格式合同等作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
合同的类型多种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掌握合同的基本类型，有助于理解不同合同的特点和法律规则，在实践中正确识别和处理各种合同关系。
根据当事人是否互负义务，合同可以分为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双务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互负对待给付义务的合同。买卖合同是最典型的双务合同，买受人负有支付价款的义务，出卖人负有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所有权的义务，双方的义务互为对价。租赁合同、承揽合同、运输合同等也都是双务合同。
单务合同是指仅有一方当事人负担义务的合同。赠与合同是典型的单务合同，赠与人负有交付赠与物的义务，受赠人不负担对待义务，只是接受利益。借用合同中的无偿借用也是单务合同，出借人负有交付借用物的义务，借用人只负有到期返还的义务，这种返还义务不是对待给付义务，而是基于借用关系本身产生的。
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的区分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在双务合同中，一方的义务与另一方的义务存在对价关系，产生了一些特殊的规则。同时履行抗辩权就是双务合同特有的权利，指在双方应当同时履行义务时，一方在对方未履行之前，有权拒绝自己的履行。
张先生与李女士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先生支付房款50万元，李女士交付房屋并办理过户手续，双方同时履行。到了约定的履行日期，张先生准备好了房款，但李女士没有准备好过户所需的材料，无法办理过户。张先生有权拒绝支付房款，直到李女士准备好过户材料。这就是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运用。
不安抗辩权也是双务合同特有的制度。在双方应当先后履行的情况下，如果应当先履行的一方发现对方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况，可以中止履行，等待对方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担保。王先生向赵先生订购了一批货物，约定王先生先付款，一个月后赵先生交货。王先生付款后不久，听说赵先生的工厂因严重亏损即将破产。王先生可以要求赵先生提供担保，否则有权中止履行，要求返还已付款项。
根据当事人取得权利是否需要偿付代价，合同可以分为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有偿合同是指一方为获得权利必须向对方支付相应代价的合同。买卖、租赁、借贷等大多数合同都是有偿合同。无偿合同是指一方给予对方某种利益而不要求对方支付代价的合同，如赠与、无偿借用、无偿保管等。
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区分与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的区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双务合同一定是有偿合同，因为双方互负义务本身就意味着互相支付代价。但单务合同可能是有偿的，也可能是无偿的。附利息的借款合同是单务合同，因为只有借款人负有还款付息的义务，但它是有偿合同，因为借款人要为使用货币支付利息。
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区分在法律上也有重要意义。在责任承担方面，有偿合同当事人的注意义务较重，应当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承租人，应当保证房屋适合居住，如果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承租人受损，出租人应当承担责任。无偿合同当事人的注意义务较轻，一般只需尽到与处理自己事务相同的注意。无偿保管人对保管物的损坏，只有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赔偿责任。
在合同解释方面，对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也采取不同的标准。对有偿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应当综合考虑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做出合理解释。对无偿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一般应当作出对无偿给予利益一方有利的解释，因为无偿给予利益本身就是一种善意行为，法律应当给予适当保护。
根据合同的成立是否需要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实际给付，合同可以分为诺成合同和实践合同。诺成合同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同，不需要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实际给付。绝大多数合同都是诺成合同，买卖、租赁、承揽等合同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就成立，不需要等到实际交付货物或支付价款。
实践合同是指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还必须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实际给付才能成立的合同。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保管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定金合同等属于实践合同。这些合同的成立不仅需要当事人达成协议，还需要实际交付保管物、借款或定金。
陈先生与孙女士口头约定，陈先生将一幅名画交给孙女士保管，孙女士无偿为陈先生保管这幅画。根据传统理论，这是一个实践合同，只有陈先生实际将画交给孙女士，保管合同才成立。如果陈先生只是口头承诺要把画交给孙女士保管，但还没有实际交付，保管合同尚未成立，陈先生可以随时反悔，不必承担违约责任。
但现代合同法对实践合同的范围有所限制。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这一规定实际上承认了诺成性保管合同的存在。如果双方明确约定了保管关系，即使保管物尚未交付，保管合同也已成立，寄存人负有交付保管物的义务。
根据合同的成立是否需要特定形式，合同可以分为要式合同和不要式合同。要式合同是指法律规定必须采用特定形式才能成立或生效的合同。不要式合同是指法律不要求采用特定形式，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合同形式的合同。
现代合同法奉行形式自由原则，一般不要求合同采用特定形式。当事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订立合同。但出于特殊政策考虑，法律对某些合同规定了形式要求。不动产转让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是因为不动产价值较大，法律关系复杂，书面形式有利于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减少纠纷。
借款合同、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也要求采用书面形式。这些合同涉及的金额往往较大，履行期限较长，法律关系较为复杂，采用书面形式有利于固定证据，保护当事人权益。如果法律要求采用书面形式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一般认为合同未成立，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某些合同不仅要求书面形式，还要求办理登记或批准手续。不动产买卖合同虽然采用书面形式即可成立，但所有权的转移必须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买受人只取得债权，不能取得物权。技术进出口合同、某些外商投资合同需要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才能生效。
胡先生与吴女士口头约定，胡先生将自己的一套公寓出售给吴女士，价格200万元。双方就主要条款达成了一致，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后来胡先生反悔，不愿意出售房屋。吴女士能否要求胡先生履行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房屋买卖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口头约定虽然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但因未采用书面形式，合同未成立。吴女士不能要求胡先生履行合同。但如果吴女士已经支付了部分房款，胡先生也接受了，那么合同成立，胡先生应当继续履行。
根据合同之间的依存关系，可以将合同分为主合同与从合同。主合同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合同，其效力不依赖于其他合同。从合同是以主合同的存在为前提，不能独立存在的合同。
保证合同是最典型的从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的保证合同是从合同。保证合同的存在以借款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如果借款合同无效，保证合同原则上也无效。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担保合同也都是从合同，它们的效力依附于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
从合同对主合同具有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合同的成立以主合同的成立为前提，没有主合同就不可能有从合同。从合同的效力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主合同无效，从合同原则上也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主合同与从合同的区分在诉讼时效、管辖法院等方面也有重要意义。主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债权人丧失胜诉权，此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相应免除。主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从合同是否也适用该仲裁条款，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从合同也作了仲裁约定，则适用从合同的约定，否则一般应当适用主合同的约定。
合同制度的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僵化到灵活、从重形式到重实质的历史过程。梳理合同制度的发展脉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合同法的基本理念，把握合同法未来的发展趋势。
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合同法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由身份决定。父子、夫妻、主仆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由血缘、婚姻或习惯确定的，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封建社会的农奴依附于领主，这种依附关系不是基于契约，而是基于身份。农奴不能自由离开领地，也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其一生的命运都由出生时的身份决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逐渐被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商品交换需要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由协商，需要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工业革命后，雇佣劳动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通过劳动合同建立的契约关系。虽然这种契约关系在实质上往往并不平等，但在形式上承认了劳动者的独立人格。
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不仅是法律形式的变化，更是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它意味着个人从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与他人建立何种法律关系。这一变革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也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开辟了道路。
当然，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并非意味着身份关系完全消失。在家庭关系、继承关系等领域，身份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财产关系特别是交易关系领域，契约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调整方式。
合同法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脉络是从重形式到重实质的转变。早期的合同法非常注重形式，认为只有符合特定形式要件的合同才能生效。罗马法中的要式口约必须使用特定的语言，双方必须采用问答的方式，一方问“你愿意给我某物吗”，另一方答“我愿意”，这样合同才能成立。如果语言稍有差错，合同就不成立。
这种过分强调形式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律关系的确定性，但也带来了僵化和不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形式日益多样化，固守形式要件已经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罗马法后期逐渐承认了诺成合同，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可成立，不再需要特定的形式。
近代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其中包括形式自由。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合同的形式，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均可。这一原则大大提高了合同订立的灵活性和效率。但形式自由并不意味着形式完全不重要。对于某些重要的合同，法律仍然要求采用书面形式甚至办理登记，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
从重形式到重实质的转变还体现在合同解释和效力认定上。现代合同法在解释合同时，不仅看合同的文字表述，更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果合同条款的文字表述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符，应当根据真实意思来解释合同。在认定合同效力时，不仅看形式上是否符合要件，更要看实质上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损害公共利益。
某装修公司在与业主签订装修合同时，在合同中约定“装修过程中如果发生任何质量问题，公司概不负责”。这个免责条款从形式上看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但从实质上看，它免除了装修公司的主要责任，违反了公平原则，应当认定为无效。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会机械地以合同文字为准，而是要从实质上判断条款是否公平合理。
近代合同法确立的合同自由原则在二十世纪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限制。纯粹的合同自由导致了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资本家利用经济优势地位迫使工人接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低廉的工资，大企业在格式合同中设置不公平条款损害消费者权益。
为了矫正这种不平等，国家开始对合同关系进行必要的干预。这种干预采取了多种形式。一是通过制定强制性规范限制合同自由。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高工作时间，合同约定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标准，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最高限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禁止经营者在格式合同中设置某些不公平条款。
二是对格式合同进行特殊规制。法律要求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遵循公平原则确定条款内容，对免除或限制自己责任的条款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如果格式条款免除提供方的主要义务、排除对方的主要权利，或者免除提供方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这些条款无效。
三是建立合同的强制缔约制度。在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经营者不得拒绝与消费者订立合同。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单位，在其服务范围内不得拒绝向用户供应水电气。公共交通运营者不得无故拒绝乘客乘坐。这种强制缔约制度限制了经营者的缔约自由，但保障了公众获得基本服务的权利。
从绝对自由到适度干预的转变体现了法律的进步。它意味着法律不再满足于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而是要追求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但这种干预必须是适度的，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限制合同自由。如何在保护弱者与尊重意思自治之间取得平衡，是现代合同法面临的重要课题。
早期的合同法对各种合同采取统一的规范方法，很少考虑不同合同类型的特殊性。所有合同都适用同样的成立规则、效力规则和履行规则。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合同类型日益多样化，不同类型的合同在目的、功能、风险分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统一的规范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实践需要。
现代合同法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合同进行分类规制。民法典合同编采用“总则+典型合同+准合同”的结构，总则部分规定适用于所有合同的一般规则，典型合同部分针对买卖、赠与、借款、租赁等19种常见合同类型规定特殊规则。这种立法模式既保证了合同法的统一性，又照顾到不同合同类型的特殊性。
买卖合同与赠与合同都涉及财产的转移，但两者在风险负担、瑕疵担保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对标的物负有较重的瑕疵担保责任，如果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买受人可以要求减价、修理、更换甚至解除合同。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一般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除非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这种差别对待是合理的，因为买受人支付了对价，应当获得符合约定质量的标的物，而受赠人无偿取得利益，不应对赠与人提出过高要求。
劳动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类型，更是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劳动法体系。劳动合同涉及人的劳动能力和人身安全，关系到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不能完全适用普通合同的规则。劳动法规定了试用期限制、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费支付、工伤赔偿等强制性规范，这些规范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排除。劳动合同的解除也受到严格限制，用人单位不能像解除普通合同那样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金融合同是另一个需要特殊规制的领域。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保理合同等金融合同涉及大量资金，关系到金融秩序的稳定，需要特殊的监管和规范。法律对金融机构的准入资格、业务范围、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高利贷被禁止，民间借贷的利率受到法律限制，超过限制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日益频繁，不同国家的合同法差异给跨国交易带来了很多不便。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社会开始致力于合同法的国际统一。
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国际合同法统一化的重要成果。这个公约统一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规则，包括合同的成立、卖方和买方的义务、违约救济等内容。目前已有90多个国家加入该公约，中国也是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的适用大大简化了国际贸易合同的订立和履行，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除了公约形式的统一法外，还出现了一些示范法和通则。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虽然不是国际条约，不具有强制性，但作为一套成熟的合同规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经常被采用。欧盟也在积极推进成员国合同法的统一，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电子商务等领域的统一规则。
中国的合同法在制定和修订过程中，也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民法典合同编的许多规定都参考了国际公约和外国立法，如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制、电子合同的规定、预期违约制度等。这种借鉴使得中国合同法更加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交往。
进入二十一世纪，合同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型合同，网络服务合同、软件许可合同、数据交易合同等不断涌现。这些新型合同在订立方式、履行方式、违约救济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传统合同法的某些规则可能不完全适用。
共享经济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通过网络平台提供的共享住宿、共享出行等服务，涉及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三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平台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合同法需要回答的新问题。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平台不仅仅是信息中介，在许多情况下还承担着组织、管理、监督的职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对合同法的基本理论提出挑战。当机器人或智能系统代表人类订立合同时，如何认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如果智能系统在没有人类指令的情况下自主订立合同，这样的合同是否有效？谁应当对智能系统订立的合同承担责任？这些问题都需要合同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开始影响合同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合同法中引入环境保护条款，要求合同的履行不得损害环境。绿色采购、碳排放交易等新型合同的出现，反映了合同法与环境法的融合趋势。未来的合同法可能会更加重视合同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不仅仅关注当事人的私人利益。
通过合同法基础这一内容，我们系统梳理了合同制度的历史演变、基本类型和发展脉络。从古代的契约萌芽到现代的复杂体系，从简单的物物交换到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合同法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
掌握这些基础知识，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现行合同法的各项制度，更能让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视角看待合同法的未来，为学习合同的成立、效力、履行等内容做好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