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部门无法独立应对所有挑战。现代犯罪预防工作需要打破传统的部门壁垒，建立起政府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有效协作网络。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体系中，跨部门协作已经成为提升犯罪预防效能的关键途径。从基层的综治网格到省级的平安建设协调机制，各地都在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协作模式。
一个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往往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家庭监护缺失、学校教育不当、社区环境不良、就业困难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2019年广东省佛山市发生的一起未成年人聚众斗殴案件，调查发现涉案的8名少年中，有5人长期辍学在社会游荡，3人来自离异家庭缺乏有效监护，多数人经常出入网吧和游戏厅。这起案件暴露出教育、民政、文化、公安等多个部门在预防工作中的衔接断层。
传统的部门分工模式在面对这类跨领域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教育部门关注的是在校学生的管理，对辍学流失人员往往鞭长莫及。民政部门负责困境儿童救助，但信息掌握滞后。公安机关擅长事后打击，预防干预手段有限。文化执法部门管理经营场所，却难以识别高风险未成年人。各部门掌握的信息碎片化，采取的措施单一化，形成了预防工作的盲区。
理解部门间为何难以合作，才能找到破解之道。首先是职责定位的差异。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法定职责和考核指标，犯罪预防往往不是核心任务，也难以量化评估。城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市容管理，很难要求他们将预防犯罪作为优先事项。其次是信息共享的障碍。各部门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系统，但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兼容。公安机关掌握的违法人员信息，社区很难及时获取。卫健部门了解的精神障碍患者情况，基层治安管理人员可能一无所知。
资源配置的分散也是重要因素。不同部门的经费来源、使用规则各不相同，难以统筹使用。某街道想建立一个综合服务中心，整合多部门资源为重点人群提供帮扶，却因为财政资金不能跨部门使用而作罢。此外，考核评价机制的不配套导致部门缺乏协作动力。预防工作见效慢，投入产出比难以计算，不如做一些立竿见影、便于考核的工作。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在2018年建立了"防违防罪一体化"工作机制，将城管、市场监管、公安、街道等部门纳入统一平台。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城管人员在拆除违建时发现出租屋内有大量快递包裹，立即通知公安部门。公安民警到场后发现这是一个网络诈骗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避免了更多群众上当受骗。如果按照传统模式，城管只管拆违建，很可能与这起案件擦肩而过。
这起案件体现了协作的三个层次价值。在信息层面，不同部门掌握的碎片化信息通过共享形成完整图景。城管知道哪里有违建出租屋，公安了解电信诈骗的作案特征，两方信息结合就能精准发现问题。在行动层面，各部门的执法权限互为补充。治安管理、市场监管、消防检查、房屋租赁等多个执法切入点，让违法犯罪分子无处藏身。在资源层面，人力物力统筹使用提高了效率。一次行动解决多个问题，避免了重复检查和多头执法。
建立伙伴关系不是简单地把各部门凑在一起开会，而是要形成稳定的协作机制和共同的工作文化。2020年北京市朝阳区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中，公安、银行、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建立了"四方联动"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不是临时性的联合行动，而是建立了日常化的工作联系。
伙伴关系的起点是找到各方都认同的目标。在朝阳区的实践中，公安机关的目标是减少发案、打击犯罪，银行的关切是保护客户资金安全、降低风险损失，通信公司希望维护网络秩序、提升服务质量，互联网平台要承担社会责任、避免被犯罪分子利用。看似各方诉求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指向一个方向，让老百姓的钱袋子更安全。
找到共同点后需要具体化。朝阳区将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指标，涉案资金止付成功率达到60%以上，诈骗电话拦截率提高到80%，重点人群受骗率下降30%。这些指标与各方的业务直接相关，银行可以通过提高止付速度来贡献，通信公司通过拦截诈骗号码来参与，警方通过精准预警来带动。具体的目标让每个参与方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知道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
某省会城市在推动警企协作时遇到过困难。公安机关希望共享互联网企业掌握的用户行为数据，用于分析诈骗手法和预警潜在受害者。但企业担心数据泄露会承担法律责任，也怕商业秘密外流。双方僵持了几个月，协作陷入停滞。后来通过第三方机构协调，制定了详细的数据使用规则，明确数据的用途范围、访问权限、保存期限和销毁方式，建立数据使用审计机制，签订保密协议。这些制度安排打消了企业的顾虑，协作才得以推进。
信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具体工作中逐步建立。朝阳区的做法是从小事做起。最初银行对公安机关发出的止付指令有疑虑，担心误止付影响正常客户。公安机关就选择证据充分、时间紧迫的案件发送指令，保证准确率。经过几个月运行，银行发现误报率很低，对止付指令的信任度大幅提升，响应速度也越来越快。通信公司起初只愿意配合查询通话记录，后来主动提供了号码异常行为分析，再后来把诈骗号码拦截系统接入了预警平台。信任是在一次次成功协作中积累起来的。
参与协作需要投入资源，如果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伙伴关系难以持续。银行为反诈工作配备专门人员24小时值守，增加了运营成本。通信公司升级拦截系统需要技术投入。互联网平台配合调查要占用人力。这些成本如何分担，收益如何分配，直接影响各方的积极性。
朝阳区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对于银行的付出，公安机关主动通报工作成效，宣传银行在保护客户资金中的作用，提升了银行的社会形象。协作表现突出的网点和个人，纳入年度表彰范围。通信公司配合拦截诈骗电话后，相关数据作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证明，在企业信用评级中予以体现。互联网企业通过参与协作，提前了解新型犯罪手法，完善了平台安全机制，减少了因被犯罪分子利用而承担的声誉风险。
这种收益不完全是物质性的，更多是社会认可、政策支持和长远利益。某电商平台深度参与反诈工作后，在一次涉及平台的公共事件中，公安机关基于平时的了解和信任，快速澄清了不实传言，避免了更大的负面影响。这种隐性收益往往比短期的经济回报更有价值。
2021年河南省郑州市在预防校园欺凌工作中，教育、公安、检察、民政、共青团等部门建立了协作机制。但实践中出现了职责不清的问题。发生欺凌事件后，学校认为应该由公安处理，公安认为没达到违法程度应该学校教育，检察机关认为预防是其他部门的事，民政部门认为只负责困境儿童救助。各方互相推诿，问题悬而未决。
后来郑州市制定了详细的职责清单。教育部门负责日常预防教育、及时发现苗头、对一般欺凌行为进行处置、为受害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公安机关负责对涉嫌违法犯罪的欺凌行为依法处理、对重点学生和家长进行训诫、协助学校开展法治教育。检察机关负责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对校园安全工作进行法律监督、对学校提供法律指导。民政部门负责对困境儿童进行救助、协调社工组织参与干预。共青团负责动员青少年组织参与预防、组织志愿者提供帮扶。
这份清单不是简单罗列职责，而是明确了工作的先后顺序和衔接方式。轻微欺凌由学校处理，学校处理不了的移交公安，构成犯罪的由检察机关介入，需要救助的通知民政，所有案件都由教育部门跟踪后续教育。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处理时限和移交标准，避免了推诿扯皮。
制度设计再完善，如果没有有效的运转机制也是一纸空文。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建立了"三级平台、四方联动"的协调机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园区在区、街道、社区三个层面都设立了综治中心，作为协调平台的实体化载体。区级综治中心设在政法委，主任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法院、检察、司法、信访等部门派驻专人。这不是简单的合署办公，而是建立了实质性的工作机制。每周一召开形势研判会，各部门汇报上周工作情况、本周重点任务、需要协调的问题。每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分析治安形势，部署阶段性工作。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或专项行动，随时召开协调会。
街道综治中心由街道分管领导负责，派出所、司法所、市场监管所、城管中队等派员入驻。日常工作重点是及时处置各类矛盾纠纷、安全隐患和治安问题。社区综治中心设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民警、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楼栋长定期碰头，交流信息、解决问题。
这一三级平台实现了纵向贯通。社区发现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报街道，街道协调不了的提交区级。区级综治中心部署的任务通过街道落实到社区。信息向上汇集、指令向下传达，形成了完整的指挥链条。
2022年园区综治中心通过信息共享发现了一个跨区域犯罪团伙。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某小区一套房屋人员进出频繁且行踪诡秘，将信息录入综治信息系统。街道综治中心注意到这条信息后，调取了该地址的水电用量数据，发现用电量异常偏高。同时从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该地址注册了一家从未实际经营的公司。公安机关根据这些线索侦查，发现这是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过2000万元。
这起案件的破获依赖于多个环节的信息传递。网格员的发现是起点，但单凭这一信息无法判断性质。加上用电数据和工商登记信息，问题的轮廓逐渐清晰。公安机关结合银行流水、快递物流等更多信息，最终确定犯罪事实。每个部门掌握的都是碎片化信息，通过共享和研判才产生价值。
园区建立的综治信息系统整合了30多个部门的数据，包括人口信息、房屋信息、企业信息、车辆信息、警情信息、信访信息等。系统不是简单的数据堆砌，而是通过算法模型进行关联分析。一个地址如果同时具有人员密集、用电异常、无实际经营、频繁快递等特征，系统会自动预警。一个人员如果有前科记录、频繁变更居住地、与多个涉案人员有联系，也会被标记为重点关注对象。
信息共享之后是行动协同。2023年园区开展出租房屋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公安、住建、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在检查过程中，公安关注是否存在违法犯罪活动和治安隐患，住建检查房屋结构安全和违规改建，消防核查消防设施配备和安全通道，市场监管查看是否存在无证经营。一次检查解决多个问题，既提高了效率，也加大了震慑力。
某小区一栋楼被发现违规隔断成多个小间对外出租，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住建部门下达整改通知，要求恢复原状。消防部门对存在的火灾隐患予以临时查封。公安机关发现居住人员中有多名有前科人员，加强了治安管控。市场监管部门对楼内无证经营的小食品加工点进行了取缔。房东面对多部门的联合执法，很快完成了整改。如果是单个部门执法，房东可能会拖延推诿，整改效果难以保证。
联合执法不仅体现在现场行动，还体现在后续跟踪。整改完成后，网格员定期回访，确保不反弹。信息系统对该地址进行重点监控，一旦出现异常立即预警。这种全流程的协同，让违法违规行为难以死灰复燃。
协调机制能否有效运转，关键在于有没有配套的考核评价。园区将综治工作纳入各部门、各街道年度考核，占比达到15%。考核内容包括信息报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协作任务的完成情况、重点问题的解决效果等。每季度通报一次考核结果，排名靠后的要在会议上说明原因。年终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绩效奖金挂钩。
这样的考核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推动工作。某街道在一个季度的考核中排名垫底，主要原因是信息报送不及时、协调任务响应慢。区综治办组织专门的培训，帮助街道理解工作要求、掌握系统操作、建立工作流程。下个季度该街道的排名大幅上升。考核发挥了发现问题、督促改进的作用。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综治办主任在总结经验时说过，协调机制是不是真正运转起来，不要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要看基层群众的问题是不是得到了及时解决，部门之间的配合是不是越来越顺畅。
有些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常态化的协调机制难以应对，需要建立专门的工作专班。2021年园区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的寻衅滋事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涉案人员情况特殊，有的来自离异家庭，有的父母长期在外务工，有的已经辍学。如何处置这些孩子，既要追究法律责任，又要做好教育挽救，还要解决背后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园区成立了由政法委牵头，公安、检察、法院、教育、民政、妇联、团委等部门参加的工作专班。专班不是开会研究，而是实体化运作。公安机关依法办理案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取证，法院对涉罪未成年人依法从轻处理。同时教育部门协调涉案辍学学生返校就读，民政部门对困境家庭提供临时救助，妇联组织家庭教育指导，团委动员志愿者进行结对帮扶。
专班制定了详细的帮教方案，对每个涉案未成年人都明确了帮教责任人、帮教措施和预期目标。每月召开一次进展汇报会，评估帮教效果、调整工作措施。经过一年多的持续帮教，涉案的8名未成年人中，5人顺利完成学业，2人接受了职业培训并找到工作，1人在社区矫正期间表现良好。没有一人再次违法犯罪。
这起案件的处理体现了专班机制的优势。针对特定问题、明确目标任务、整合各方资源、持续跟踪推进。专班成员不是兼职参与，而是将这项工作作为阶段性的重点任务。专班有明确的工作期限，问题解决后自动解散，不搞长期化、固定化。
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是基础，但犯罪预防不能仅靠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弥补政府资源的不足，提供更加多元化和专业化的服务。
2020年广州市越秀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引入了专业社工组织。社区矫正对象既需要监督管理，也需要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服务。司法所人手有限，难以提供精细化的服务。社工组织弥补了这一缺口。
某社工机构承接了越秀区的社区矫正服务项目。他们为每个矫正对象建立档案，评估风险等级和帮扶需求。对高风险对象加强监督，定期家访和谈话。对有心理问题的对象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缓解压力、重建信心。对缺乏职业技能的对象联系培训机构，组织他们参加电工、厨师、美容美发等技能培训。对就业困难的对象推荐工作岗位，协调爱心企业接纳。
一个因盗窃罪被判缓刑的青年，社工在评估中发现他初中毕业、没有技能、家庭困难。社工为他联系了免费的电工培训，培训结束后推荐到一家物业公司工作。社工定期与他联系，了解工作生活情况，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在社工的持续帮扶下，这个青年逐渐稳定下来，按时完成了社区矫正，没有再犯罪。
社工组织的专业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他们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手段开展服务。他们注重尊重和接纳，不是简单地管理和监督，而是建立信任关系、激发内在动力。他们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强，能够链接企业、学校、医院等多方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
企业参与犯罪预防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也符合自身利益。浙江省宁波市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中，动员企业为失学失业青年提供就业机会。一家制造企业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专门开辟了一批适合青少年的岗位，招收有轻微违法行为但愿意改过自新的青年。
企业起初有顾虑，担心这些人不好管理、影响生产。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对青年进行岗前培训，讲清楚工作纪律和要求，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在税收、用工等方面给予优惠。企业招收这批青年后，安排了专门的师傅带教，既传授技能又关心生活。对表现好的青年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出现问题的及时教育引导。
几年下来，企业招收的50多名问题青年中，80%以上成长为骨干员工，有的还走上了管理岗位。企业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孩子其实都不坏，就是缺少机会、缺少引导。给他们一个平台、一份信任，他们往往比一般人更加努力、更加感恩。企业不仅履行了社会责任，也培养了忠诚的员工，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企业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提供就业岗位，还可以资助困境青少年、支持社区安全设施建设、参与安全宣传教育等。某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能力，协助公安机关分析诈骗信息传播路径、识别诈骗账户。某物流企业在快递分拣环节加强对可疑包裹的检查，配合有关部门打击网络贩卖违禁物品。这些都是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犯罪预防的有益探索。
志愿者是犯罪预防的重要力量。他们来自群众、扎根基层，了解社情民意，能够发挥政府部门和专业组织难以替代的作用。上海市长宁区有一支由退休教师组成的"夕阳红志愿服务队"，他们长期参与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
志愿服务队的成员都是退休的中小学教师，有丰富的教育经验，也有充足的时间精力。他们与社区、学校、派出所建立联系，对辖区内的重点青少年进行结对帮扶。一个因为打架被学校处分的初中生，志愿者主动上门与他交流。志愿者没有简单说教，而是倾听他的想法，了解他的困扰。原来这个学生父母离异后各自再婚，都忽略了对他的关心，他感到被抛弃、内心压抑，才通过打架来发泄。
志愿者老师了解情况后，一方面做家长的工作，让他们意识到忽视孩子的严重后果，督促他们承担监护责任。另一方面经常找学生聊天，给他讲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带他参加社区活动，逐渐打开他的心结。在志愿者老师的持续关爱下，这个学生慢慢走出阴影，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后来他考上了高中，专门到志愿者老师家里道谢，说老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志愿者队伍的壮大需要组织和引导。长宁区为志愿服务队提供了活动场所、培训机会和必要的经费保障。定期组织培训，邀请心理专家、法律专家授课，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对表现突出的志愿者进行表彰。通过这些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实行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架构，犯罪预防政策从中央到基层需要经过多个层级传递和落实。层级之间的协调顺畅与否，直接影响政策效果。
中央政府出台一项预防犯罪的政策，到了省级可能重点有所调整，到了市级可能措施有所简化，到了县级可能力度有所减弱，到了基层可能流于形式。这种现象在政策执行中并不少见。
2018年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铲除滋生土壤。某地级市在部署时强调重点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一般恶势力团伙重视不够。到了县一级，重点变成了打击几个有影响的涉黑团伙，对基层的黑恶势力关注不足。乡镇一级拿到的任务就是上报线索、配合行动，主动发现和治理的意识不强。结果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村霸、市霸没有得到有效打击。
政策传导衰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级政策往往比较原则、比较宏观，需要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实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理解不准确、把握不到位，就可能偏离方向。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重点工作和考核压力，犯罪预防如果不是核心考核指标，容易被边缘化。基层政府资源有限，面对多项任务，难免顾此失彼。此外，层级越多，信息衰减越严重，上级的意图到了基层可能已经面目全非。
破解层层衰减需要建立有效的上下联动机制。辽宁省大连市在推进综治工作中，建立了市、区、街道、社区四级书记抓综治的责任制。各级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每季度至少专题研究一次综治工作，每半年向上级综治委报告工作进展。市综治委定期对区县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问题突出的约谈主要负责人。
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压实各级责任。过去综治工作主要是政法系统在抓，党委政府重视不够。现在明确各级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工作推进力度明显加大。督导检查不是走过场，而是深入一线发现问题。某区在一次督导检查中被发现对重点人员管控不力，市综治委当场指出问题、要求整改，并纳入年度考核。这种实打实的压力传导，让各级都不敢松懈。
上下联动还体现在工作指导和资源支持上。省级综治部门定期举办培训班，对市县综治工作者进行业务培训。在推进重点工作时，省里派出工作组到基层蹲点指导。对基层反映的困难和问题，上级部门及时协调解决。这种自上而下的支持，增强了基层的工作能力和信心。
犯罪活动往往跨地区流动，但地区之间的协作并不顺畅。某省相邻的两个地级市，交界地带治安问题突出。A市认为犯罪嫌疑人来自B市，应该由B市负责。B市认为案件发生在A市，应该由A市处理。双方互相推诿，导致一些案件久拖不决。
破解跨地区协作难题，需要上一级政府的统筹协调。该省综治委针对这一情况，建立了跨市协作机制。要求相邻地市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通报治安形势、协商重点问题。对跨区域的案件，明确由案发地公安机关主办，嫌疑人所在地公安机关配合，不得推诿。省公安厅建立了跨区域协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指挥调度。
2022年这两个市联合开展了交界地带治安整治行动。双方抽调精干力量组成联合工作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A市负责排查案发地的治安隐患、加强巡逻防控，B市负责核查重点人员、强化源头管理。双方共享情报信息，联合开展打击行动。通过几个月的集中整治，交界地带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了40%。
跨地区协作在边界地带尤为重要。各省交界的县市往往是治安问题的多发区。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行政区划的界限，在此地作案后逃往彼地，给打击带来困难。建立跨省、跨市、跨县的协作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形成治理合力，是这些地区加强犯罪预防的必然选择。
现代信息技术为跨部门协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撑。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提高协作效率，降低协作成本。
贵州省贵阳市建设的"数据铁笼"系统，整合了全市80多个部门的数据资源。这一系统不是简单的数据汇总，而是通过数据关联分析，实现了业务协同。
某街道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一处出租房屋人员异常聚集，通过手机APP上传信息。系统自动调取该地址的房屋登记信息、居住人员信息、水电使用情况等数据，并与公安系统的人员信息比对，发现其中3人有涉毒前科。系统立即预警并推送给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查获一个吸毒窝点。从发现线索到查处，用时不到2小时。如果按照传统方式，网格员上报、街道审核、部门派单、民警核查，至少需要几天时间，很可能人去楼空。
信息平台的价值在于打通数据孤岛。过去各部门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系统中，互不兼容。现在通过统一的平台，数据可以自动交换、自动比对、自动预警。平台还具有智能分析功能，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发现异常模式。一个地址如果在短期内频繁更换租户、用电量突然激增、人员构成复杂，系统会自动标记为可疑地址。一个人员如果有前科记录、频繁变更居住地、与多个涉案人员有联系，系统会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网格员、社区民警、城管队员等基层工作人员都配备了移动终端，安装了综治工作APP。他们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问题，可以随手拍照上传，系统自动识别问题类型、定位地理位置、推送给相关部门。接到任务的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处置并反馈，全程留痕、自动统计。
这种移动化办公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发现问题要回到办公室填表报送，处理部门接到任务要打印派单，处理完毕要填写反馈单，整个流程耗时费力。现在所有环节都在手机上完成，实时流转、即时反馈。基层工作者的发现能力更强了，因为上报便捷，他们更愿意主动发现问题。部门处置更快了，因为信息直达、责任明确，不敢拖延推诿。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的社区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一个煤气罐在楼道里，立即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自动识别为消防隐患，推送给街道和消防部门。街道安排社区工作者联系住户移走煤气罐，消防部门派员现场检查并开展安全教育。从发现到处置完毕，用时不到1小时。这种快速响应避免了潜在的安全事故。
中国各地普遍建设了视频监控系统。据统计，全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摄像头超过2亿个。如何利用好这些海量视频资源，是提升犯罪预防能力的关键。
传统的视频监控主要用于事后追查，案件发生后通过查看录像寻找线索。现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视频监控可以实现实时预警。湖南省长沙市在火车站、汽车站等重点场所部署了智能视频分析系统。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可疑行为，人员长时间徘徊、反复进出、异常奔跑、打架斗殴等行为都会触发预警。
2023年春节前夕，长沙火车站的智能系统发现一名男子在候车大厅徘徊近2小时，多次靠近旅客行李。系统预警后，站台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对该男子进行盘查，发现其是一名有多次盗窃前科的惯犯。民警对其进行了训诫并驱离车站，避免了盗窃案件发生。
视频监控与其他系统的联动应用产生了更大价值。浙江省绍兴市将视频监控系统与综治信息平台对接。对于系统标记的重点人员，视频监控会自动跟踪其活动轨迹。某涉毒人员被列为重点管控对象后，系统自动分析他的活动规律，发现他经常深夜外出到某小区，停留后很快离开。民警据此研判他可能在进行毒品交易，加强了监控和巡查，最终人赃俱获。
跨部门协作机制的建设是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从理念认同到制度建立，从制度建立到有效运转，从有效运转到常态长效，需要各方持续努力。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社会力量要积极参与，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信息技术要深度应用，从辅助手段到重要支撑。只有多方形成合力，才能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犯罪预防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