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人权

宪政与人权不仅仅是法律体系中抽象的理论，它们贯穿于所有法律规范与制度设计的始终，是支撑整个法治社会的根基和柱石。宪政强调通过宪法与相关法律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限制和规制，防止任何个人或机构滥用权力，从而保障法治秩序的稳定；而人权则指人作为“人”而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包括生命权、言论自由、财产权、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是现代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

这两者相辅相成：宪政为人权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人权又是宪政正当性的根本依据。只有真正理解这两个概念，才能明白为何现代法律体系要如此重视权力的分立制约与公民权利的保护，也才能更好地把握法治中国的建设方向和法律职业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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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宪政

谈论“宪政”时，很多人会联想到“宪法”。实际上，宪政和宪法虽然联系紧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家庭中有一套规则，规定了每个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父母有权管理家庭财务，但不能随意侵犯子女的隐私；子女有义务完成学业，同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套规则就像“家庭宪法”。但如果制定规则的父母从不遵守，随意打破规则，那么这套规则就只是一纸空文。真正的“家庭宪政”，是指这套规则不仅存在，而且被切实遵守和执行，每个成员都受到约束，包括制定规则的父母。

宪政的含义

宪政就是“依宪治国”的政治实践。它不仅是指有一部宪法存在，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真正发挥作用，成为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制度。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规定国王不能随意征税和逮捕自由人。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成文法律来约束最高权力。《大宪章》最初只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妥协，但它开启了一个重要先例：即使是国王，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思考。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提出“法治”思想，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但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更多停留在“以法治民”层面，未能真正形成“以法限权”的宪政理念。这正是现代宪政思想主要起源于西方的重要原因。

宪政的核心要素

宪政不是单一制度，而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复杂体系：

1. 限制权力：任何权力都不能是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为此，制度上确立了权力分立、实行任期制度和设立弹劾机制，以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

2. 保障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这一目标在权利法案、司法救济和违宪审查等制度中得到体现，为个人权利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3. 法律至上：法律被赋予最高权威，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平等适用法律，确保了法治的有效实施。

4. 权力制衡：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必须互相监督和制约，通过立法监督、司法审查与舆论监督等措施，实现权力之间的有效平衡，防止专断。

5. 民主参与：体现了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通过选举制度、公民投票和信息公开，保障了公民能够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推动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

宪法与宪政的区别

许多人混淆宪法和宪政，认为有了宪法就有了宪政，这是常见的误解。

宪法是一份法律文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以成文形式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等内容。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有宪法，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实行宪政。

宪政则是一种政治实践，是宪法精神在现实中的贯彻和执行。它强调的是宪法的实施效果，即宪法是否真正发挥了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作用。

“宪法是死的文字，宪政是活的实践。”宪法是基础，宪政是目标；宪法是静态规范，宪政是动态运作。

前苏联在1936年制定的“斯大林宪法”，文本上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广泛自由权利。但在实践中，苏联公民并未真正享受到这些权利，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镇压恰恰发生在这部“民主宪法”实施期间。这是典型的“有宪法无宪政”。

相反，英国虽然没有一部统一的成文宪法，而是由多个历史文献、制定法、判例法和宪政惯例共同构成宪法体系，却被公认为宪政发展最成熟的国家之一。这说明宪政的关键不在于宪法的形式，而在于宪法精神是否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执行。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真正实现宪政，关键在于这些宪法规定能否在实践中得到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能否得到有效救济，国家权力能否受到真正约束。

宪政的历史发展

宪政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社会经过长期政治实践和思想启蒙的产物。

宪政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混合政体”思想，主张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任何一种政体的弊端。这种思想包含了权力制衡的早期雏形。

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实践始于中世纪晚期的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开启了限制王权的先河，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文件，逐步确立了议会主权、司法独立、人身自由等宪政原则。英国的这一宪政发展过程长达数百年，是渐进式改革的典范。

美国的宪政实践则是另一种模式。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告了人民主权和天赋人权的理念，1787年的《联邦宪法》建立了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1791年通过的前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明确列举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美国的宪政实践是革命式建构的典范，它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制宪会议的方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宪政体系。

法国的宪政道路则更为曲折。1789年大革命后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系统阐述现代人权理念的文件，但法国的宪政建设却经历了多次反复，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制，从帝制到民主制，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制定，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宪政体制。

中国的宪政探索始于清末的变法图强。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但由于封建专制传统的深厚影响，这一尝试最终失败。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宪政建设的真正开端。但由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原因，民国时期的宪政实践并不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制定了多部宪法。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82年宪法是现行宪法，经过多次修正，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是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借鉴世界宪政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宪政历史的回顾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1. 宪政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英国用了数百年时间，美国虽然建国时就确立了宪政框架，但许多权利的真正实现也经历了漫长的斗争。

2. 宪政的发展需要适合本国国情。英国的不成文宪法、美国的成文宪法、法国的混合模式，都是基于各自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的选择。

3. 宪政的核心始终是限制权力、保障权利。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这两个核心价值始终是宪政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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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理论基础

宪政是一个关于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它为社会运作提供了规范和框架。然而，宪政所服务和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基本权利——即“人权”。人权是指人作为人所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人格尊严等诸多方面。

理解宪政，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设计和权力运行的层面，而必须深入探究：宪政设计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护。这也是衡量宪政是否健全和有效的核心标准。因此，我们要深入理解宪政，就必须首先系统、全面地把握“人权”的内涵、性质、来源、发展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下的具体实现方式。只有弄清楚人权的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宪政制度的宗旨与价值追求。

人权的哲学基础

人权思想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代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权利是由君主或神祇赋予的，君主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自由和财产。但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思考：人的权利是否具有更高的来源？

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理论是人权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自然法学派认为，在人定法之上，存在着一种更高的法则，这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普遍的、永恒的，它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政府而存在。

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提出：“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符的正当理性，它适用于所有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思想认为，人的某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世俗权力都不能剥夺。

到了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系统地阐述了自然权利理论。他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就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是国家赋予的，而是人天生就拥有的。国家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自然权利，而不是剥夺它们。

洛克在《政府论》中写道：“人生而平等，没有人比他人更优越，除非上天通过某种明显的昭示，授予其统治和支配他人的权利。”

自然法思想为现代人权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人权的正当性来源。人权不是国家恩赐的，不是法律创造的，而是人作为人就应当享有的。法律和国家的作用，只是确认和保护这些权利，而不是创造它们。

社会契约理论

社会契约理论是人权思想的另一重要哲学基础。这一理论试图回答：国家权力从何而来？公民为什么要服从国家？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首先提出了社会契约思想。他认为，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下，人类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生活充满恐惧和危险。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国家，换取和平与安全。

但霍布斯的理论有一个问题：为了安全，人们几乎放弃了所有权利，国家权力变得几乎不受限制。洛克对此进行了修正。他认为，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只是将执行自然法的权力交给政府，而不是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如果政府违背了保护人民权利的宗旨，人民就有权推翻这个政府。

法国思想家卢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契约理论。他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认为主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只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他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深刻揭示了自然权利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张力。

这些哲学思想在18世纪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段话完美地融合了自然权利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

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同样宣称：“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这些宣言不仅是政治文件，更是哲学思想的实践。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缺乏西方意义上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思想，但并非没有相关的思想资源。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都包含了朴素的民本思想。这些思想虽然未发展出系统的人权理论，但为理解和接受现代人权观念提供了文化基础。

人权的特征

理解了人权的哲学基础后，需要进一步认识人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使人权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权利，也决定了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普遍性

人权的普遍性是指，人权属于所有人，不分国籍、种族、性别、宗教、语言、政治见解或其他身份。只要是人，就应当享有人权。

这一特征看似简单，实际上具有深远意义。它意味着人权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群体的特权，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无论富人还是穷人，男性还是女性，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都应当平等地享有基本人权。

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明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是对人权普遍性的权威表述。

但在历史上，人权的普遍性是逐步实现的。美国《独立宣言》虽然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最初这个“人人”实际上只包括白人男性财产所有者，黑人奴隶和妇女都被排除在外。直到1865年废除奴隶制，1920年妇女获得选举权，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种族歧视，人权的普遍性才逐步扩展到所有人。

中国在人权普遍性方面也有类似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实现了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在实践中，户籍制度曾经造成城乡居民在权利上的差异，性别歧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不可剥夺性

人权的不可剥夺性是指，人权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权剥夺。即使是国家，在正常情况下也不能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

这一特征源于自然权利理论。既然人权是人天生就拥有的，不是国家或法律赋予的，那么它们就不能被任意剥夺。国家可以制定法律来保护人权，但不能制定法律来否定人权。

不可剥夺性不意味着绝对不能限制。在特定情况下，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或公共利益，国家可以对某些人权进行合理限制。犯罪分子可以被剥夺自由，但这种剥夺必须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并且要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在监狱中，犯人仍然保留着某些基本人权，如不受酷刑的权利、获得人道待遇的权利等。

历史上不乏国家权力侵犯人权的惨痛教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以国家意志的名义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权。正是这一历史悲剧，促使国际社会在二战后加强了对人权的国际保护，确立了“反人类罪”等国际刑法概念，明确某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即使是国家行为也要受到追究。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意味着保障人权是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国家可以随意处置的对象。任何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为，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必须符合宪法精神。

固有性与平等性

固有性是指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不需要通过某种行为或成就来获得。不需要证明自己有多么优秀才能享有人权，也不会因为某种过错而完全丧失人权。这与公民权不同，公民权是基于国籍获得的，而人权是基于人的身份获得的。

平等性是指所有人在人权上是平等的。虽然人们在财富、地位、能力上千差万别，但在基本人权上应当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这两个特征在实践中常常面临挑战。以生命权为例，虽然理论上人人平等地享有生命权，但在现实中，富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条件，从而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生命健康。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正是社会权利保障要解决的问题。

人权的三代划分

随着人权理论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深入，人权的内涵不断丰富。学者们通常将人权分为三代，这种划分有助于理解人权概念的历史演变。

第一代人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第一代人权主要产生于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核心是公民政治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是自由权，即要求国家不干预个人的自由空间。

第一代人权包括：

这些权利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主要是消极权利或自由权，要求国家不作为，即不侵犯个人的自由领域。第一代人权的口号可以概括为“国家不得侵犯个人自由”。

1963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保障，这场演说就不可能发生，民权运动也难以取得后来的成功。这说明政治权利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规定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了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些规定体现了第一代人权在中国宪法中的地位。

第二代人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第二代人权主要产生于19-20世纪，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贫富差距扩大，单纯的自由权已经不足以保障所有人的尊严生活。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所谓的自由权就成了空谈。

第二代人权包括：

这些权利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主要是积极权利或受益权，要求国家作为，即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第二代人权的口号可以概括为“国家应当保障个人的基本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社会权利的保障。义务教育的普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精准扶贫工程的实施，都是保障第二代人权的具体措施。到2020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本身就是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巨大贡献。

但第二代人权的实现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资源有限性。与第一代人权不同，第二代人权的实现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国家保障公民的工作权、教育权、健康权，需要投入财政资金。因此，第二代人权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因为如此，国际人权公约规定，各国应当“逐步实现”经济社会权利，而不是立即实现。

第三代人权——集体权利

第三代人权主要产生于20世纪中后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这一代人权强调的是集体性权利，即不是个人单独享有，而是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集体享有的权利。

第三代人权包括：

第三代人权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人权认识的深化。它表明，人权不仅是个人的权利，也包括集体的权利；人权不仅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

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明确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这标志着第三代人权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

中国一直强调发展权的重要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认为，没有发展，就谈不上真正的人权保障。中国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本身就是对发展权的重视。

环境权的兴起则反映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们认识到，良好的环境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基本人权问题。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是对环境权的积极回应。

人权的三代划分并不意味着后一代人权取代了前一代人权，而是人权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扩展。三代人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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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与人权的关系

宪政与人权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两大支柱。宪政强调通过一整套制度上的安排，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人权则是指每个人因其“人”的身份而应当享有的基本自由与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平等、发展等内容。可以说，宪政是保障人权实现的制度前提，没有健全的宪政体制，人权往往难以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护；而人权又是宪政存在的根本价值和终极目标，为宪政制度设置了评价标准。

宪政是人权的制度保障

人权如同建筑物，宪政就是支撑这座建筑物的框架结构。没有坚实的制度框架，人权就只是写在纸上的承诺，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有效保障。

在一家公司工作，老板承诺给劳动报酬、休息时间、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但如果公司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没有监督机制，老板可以随意改变决定，那么这些承诺很可能落空。相反，如果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有劳动合同约束，有工会监督，有劳动仲裁机制，那么劳动者的权益就能得到切实保障。宪政与人权的关系，正是如此。

宪政为人权保障提供了多重制度机制：

宪法确认机制——宪政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确认不是创造权利，而是承认和保证权利。中国宪法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批评建议权、取得赔偿权、社会经济权利、教育科学文化权利等。这些宪法规定为人权保障奠定了根本法基础。

权力限制机制——侵犯人权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国家权力本身。宪政通过权力分立、权力制衡、任期限制等制度，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滥用。美国宪法创立的三权分立制度，就是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任何一个部门独大而侵犯公民权利。即使在不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也需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监察制度等，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司法救济机制——宪政要求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为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提供救济途径。“有权利必有救济”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寻求保护，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公正裁判。中国近年来建立的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宪法解释制度等，都是为了加强对公民权利的司法保障。

违宪审查机制——宪政需要建立审查法律法规是否违反宪法的机制。如果某项法律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应当通过违宪审查程序予以纠正。美国最高法院就曾通过多个判例，宣布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违宪，从而保护了人权。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解释权和法律监督权，这是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此前，美国许多州实行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黑人儿童不得进入白人学校就读。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件中明确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在教育领域不能成立。这个判决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也展示了司法审查如何通过宪政机制保障人权。

人权是宪政的价值目标

宪政是手段，人权则是目的。宪政制度的建立，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人权。

人权赋予宪政以正当性——为什么要限制权力？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容易侵犯人权。为什么要建立民主制度？因为民主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为什么要实行法治？因为法治是保护人权的有效方式。保障人权是宪政的根本目的，也是宪政获得正当性的根本理由。

一个不保障人权的政治制度，即使它有宪法，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宪政。前苏联时期的宪法文本很完备，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人权保障机制，公民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因此那不是真正的宪政。

人权为宪政提供价值标准——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宪政制度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效保障了人权。一个宪政制度的优劣，不在于它的形式有多完美，而在于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即它是否真正保护了公民的权利。

在评价不同的政体形式时，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制各有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关键要看哪种制度在特定国家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权。美国的总统制、英国的议会制、法国的半总统制，都是成功的宪政模式，因为它们都有效保障了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人权引导宪政的发展方向——宪政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人权意识的提高，会推动宪政制度的改革。历史上每一次人权意识的飞跃，都伴随着宪政制度的重大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劳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各国宪法开始规定经济社会权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20世纪中期，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提高，各国纷纷赋予妇女选举权，禁止性别歧视。21世纪以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许多国家开始将环境权写入宪法。这些都说明，人权理念的进步引领着宪政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宪法发展也体现了这一趋势。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这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后，中国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反映了对环境权的重视。这些修宪都是在人权意识提高的背景下进行的，体现了人权对宪政发展的引导作用。

宪政与人权的相互促进

宪政与人权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

从宪政促进人权的角度看，完善的宪政制度能够为人权保障提供越来越好的条件。权力分立使权力受到制约，减少了侵犯人权的可能；司法独立为权利救济提供了可靠保障；民主参与让公民能够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信息公开和新闻自由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腐败和专断受到监督。这些宪政制度的完善，都会提高人权保障的水平。

从人权促进宪政的角度看，人权意识的提高会推动宪政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强，就会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公开透明、接受监督。这种社会压力会倒逼政府改革，完善宪政制度。同时，人权教育的普及，会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和参与意识，为宪政运作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孙志刚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因为没有携带身份证件，被收容并在收容站中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也引发了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广泛讨论。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务院废止了实施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强制性的收容遣送改为自愿的救助。

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人权意识如何推动制度改革。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通过媒体报道和公共讨论，形成了推动制度变革的力量，最终促成了更加尊重人权的制度安排。同时，这个案例也说明，只有在具有一定宪政基础的社会，才可能发生这样的变革。如果没有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没有公民表达意见的渠道，没有政府回应社会关切的机制，这样的制度改革是难以实现的。

在国际层面，宪政与人权的相互促进也很明显。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推动了各国宪政制度的发展。联合国通过的各项人权公约，为各国宪法保障人权提供了国际标准。许多国家在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后，相应修改了国内法律，提高了人权保障水平。同时，各国宪政实践的经验，也丰富了国际人权法的内容。

中国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国之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业，同时也根据自身国情发展中国特色人权事业。中国提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理念，强调人权的全面性和渐进性，丰富了国际人权理论。中国的减贫成就、全民医保、义务教育普及等，为全球人权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宪政与人权的学习，应当认识到：

1. 宪政是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包括宪法文本，更包括宪法的实施和运作。

2. 人权是人基于其人的身份而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等特征，包括三代权利。

3. 宪政与人权相辅相成：宪政为人权提供制度保障，人权为宪政指明价值目标，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 理解宪政与人权，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要关注实践，关注这些理念如何在现实中得到贯彻，如何影响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