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枯竭型城市

玉门，中国第一口油井在这里钻探成功，中国第一个油田在这里建立，“铁人”王进喜的精神原型在这里诞生。可就在这片荒漠边缘的城市，老城区今天是另一番景象：整片街区被废弃，楼房空置，曾经人声鼎沸的石油工人新村变成了鬼城一般的景象，只有少数留守居民守着逐渐凋敝的服务设施。玉门老城已经事实上失去了城市的基本功能。

鹤岗是另一个名字。因为出现了白菜价的房子而在网络上大规模传播——几万块钱就能买到一套房，价格有时甚至低于一辆二手电动车。这种价格背后是什么？是一座城市最残酷的地理经济信号：人口在持续流出，房子的供给远大于需求，连同“买一套房”的欲望一起消失的，是整座城市的未来预期。

玉门和鹤岗，是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两个极端缩影。它们的命运并不是个案，而是一类城市共同经历的地理周期：资源依赖型城市“生于资源，长于资源，衰于资源”，当地下那口井、那座矿枯竭的时候，城市存在的地理基础也随之动摇。

资源依赖是怎么形成的

要理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困境，先得理解它们的诞生逻辑。这类城市的起源通常不是地理上的天然优势，而是资源的“意外赐予”——在某个地方发现了煤矿、油田、铁矿或金矿，大量工人、设备、配套设施随资源开发涌入，城市在极短时间内从无到有，人口迅速聚集。

这种诞生方式决定了城市的“基因”：一切围绕资源开采转。矿区、油田是核心，工人住房、食堂、医院、学校都是为了支撑开采生产而配套建设的，城市的产业结构从一开始就高度单一。下面这张表把资源依赖型城市的几类典型形成路径做了归纳。

大庆是这种模式的另一个代表。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的发现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凭空“长”出了一座城市，巅峰期人口超过百万。城市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典型的油田配套特征：分散的采油作业区、集中的工人住宅区、规模不小的医院和学校——这一切都是“为油而生”的配套，而非按城市自身发展逻辑生长出来的。

人口流出与城市空洞化

资源枯竭对于城市来说，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更意味着人口和活力的逐步流失。这种变化往往以一系列链式反应的方式迅速体现出来。

这一系列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城市很难靠自身力量摆脱困境，逐渐陷入持续收缩的“螺旋下行”状态，“空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人口的流动方向也极具规律性。多数人首选距离较近且经济更发达的大城市作为新的归宿。例如，鹤岗大量年轻人涌向哈尔滨；玉门人口主要流向酒泉、嘉峪关或者兰州；阜新的人则前往沈阳或大连定居，甚至有一些省外迁移。形成了“近端流出+都市圈虹吸效应”的空间格局，被抽离的不只是劳动力，还有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玉门是极少数采取整体城市迁移的案例。随着油田主要开采区逐步向西转移，政府直接在新区域建设了“新玉门”，大部分居民整体搬迁，原有老城区逐步被遗弃。这种做法在中国城市史上较为罕见，实际上等同于承认城市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已然消失，无需再继续维持一个失去经济和人口支撑、形同空壳的城区空间。这透露出资源型城市在面临终极困境时，一种极端但现实的选择方式。

转型案例：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成功率很低，而且通常需要满足几个苛刻的前提条件。德国鲁尔区的转型是全球引用最多的成功案例，但也是成本最高、周期最长的案例之一。

鲁尔区曾是西欧最重要的煤铁工业核心，二战后开始面临去工业化的压力，大量矿山和钢铁厂先后关闭。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进转型，历经数十年，大方向是把废弃的工业遗址改造为文化创意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同时大规模改善环境（原来的鲁尔河污染极重，空气中煤烟弥漫），把鲁尔区打造成“工业文化旅游”的目的地。今天的鲁尔工业遗址公园（Landschaftspark Duisburg-Nord）、科隆-波恩-多特蒙德一带的博物馆群，吸引了大量游客，区域经济勉强转型成功。

鲁尔区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个条件：

1. 位于德国经济密集地带（腹地广）；
2. 大量高等院校的移入（人才储备）；
3. 政府数十年持续巨额投入（资金保障）。

这三个条件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不具备，因此鲁尔的经验不能简单照搬。

中国也在若干资源型城市探索转型路径，成效参差不齐。大庆转型是其中相对有进展的案例：凭借石油产业的资金积累，大庆建立了多个化工产业园区，引入大数据和新能源产业，试图把“单一石油城”变为“多元产业城”。但受制于东北整体经济下行和人才净流出，转型进程缓慢。枣庄则是煤炭城市转型的另一个案例，依托当地的台儿庄运河历史文化遗址，发展旅游，建成了台儿庄古城景区，旅游业成为重要的新增经济来源，但体量远不足以覆盖煤炭产业衰退留下的就业缺口。

地理周期与城市寿命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困境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观点：城市并非“永生”，而是有“寿命”的。农业时代的城市，只要环境稳定，可以存续千年，但依赖单一、不可再生资源的城市，其生命周期受资源储量、开采速度和经济结构灵活性影响。一旦核心资源枯竭，城市很快就会衰落，这种“寿命”甚至可以被大致预判。

从地理学角度看，这些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命运就与资源紧密相连，若城市建在煤矿、油田之上，其寿命就受限于地下资源。虽然很多决策者早知风险，但在追求发展和短期红利时，城市未来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只有当经济放缓、人口外流时，“地理周期”才会骤然推动城市步入衰落阶段。

可以简要总结为：

• 资源型城市的诞生、兴盛与衰落，都依赖于其所依托的自然资源；
• 决策者常常忽视了资源枯竭的长期风险，重点关注眼前利益；
• 经济下行与人口外流成为城市加速衰落的直接标志。

理解城市生命周期不仅是学术问题，对个人决策也有重大影响：

• 投资房产时，不能只看表面繁荣，还需关注城市的“剩余寿命”；
• 选择工作或创业城市，也要评估其资源优势还能持续多久；
• 鹤岗房价下跌，并不是房屋本身有问题，而是城市经济基础流失，房价作为“晴雨表”率先反映了这种现实。

实际上，资源枯竭只是城市消亡方式之一，历史上也有因环境剧变、战略价值丧失或河道变迁而消亡的城市。但资源型城市的兴衰最直观地展现了城市也是一种地理周期现象——其兴衰都和环境、资源紧密相连。

城市是对特定地理条件的响应，条件变了，城市也必须调整甚至终结。这不是失败，而是城市作为自然现象的正常周期。理解这一逻辑，既是看懂玉门、鹤岗的钥匙，也是判断任何城市长期机会的基础。投资者、迁徙者、规划者，是否理解地理周期和城市寿命，决定了目光长远、决策稳健，也决定能否避开周期陷阱，捕捉真正的城市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