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多个城市的外卖骑手为了争取更合理的配送费和劳动保障而进行抗议。他们要求平台提高每单配送费(从平均4-5元提高到8-10元),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对“零工经济”中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广泛讨论。最终,一些平台承诺改善骑手待遇,但根本性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这个事件揭示了一个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数字平台创造的财富应该如何在劳动者和平台资本之间分配?
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在传统制造业中,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冲突就是围绕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冲突演变为平台与“零工”之间的矛盾,因为价值创造变得更加依赖算法和数据资本。
从近年来看,类似的劳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2021年美国亚马逊仓库工人罢工,2022年英国Uber司机抗议,2023年中国多地外卖骑手维权,都是因为收入分配问题而引发的冲突。这让我们不禁思考: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是否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经济学家在研究收入分配时,通常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要素分配:将劳动和资本视为抽象的生产要素,研究它们各自在总收入中的份额。
个人分配:考虑个人层面的收入差异,包括不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不同资本家之间的财富差异。
如果资本所有权能够平等分配,每个工人都能获得相等的利润分享,那么人们就不会过分关心工资与利润的划分了。
但现实情况是,数字平台的所有权极度集中。外卖骑手们不仅抗议平台的高额利润,也对平台高管的丰厚薪酬与自己微薄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到愤怒。以美团为例,2022年其营收近1900亿元,而普通骑手月收入仅为4000-6000元。
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是稳定的:劳动约占三分之二,资本约占三分之一。但随着更多历史数据的获得,我们发现现实要复杂得多。
21世纪的资本-劳动分配经历了数字化驱动的巨大变化:
到2023年,尽管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数字平台资本的繁荣程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平台企业的市值一度超过许多国家的GDP。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数字化时代,会发现资本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从20世纪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变为21世纪的数据资本和算法资本。
现代数字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资本”和“算法资本”的积累。理论上,这应该意味着技术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增加。但实际数据显示,普通劳动者份额的增长相对有限:2020年代数字平台资本的份额甚至超过了传统工业资本的历史高点。

国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居民在特定年份内可获得的所有收入总和,无论这些收入的法律分类如何。
国民收入与我们经常听到的GDP有两个重要区别:
第一个区别:扣除资本折旧 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年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量。要计算国民收入,首先必须从GDP中扣除资本折旧,即建筑物、基础设施、机器、车辆、计算机等在该年度的磨损。这种折旧相当可观,在大多数国家约占GDP的10%。
第二个区别:考虑海外净收入 还必须加上从海外获得的净收入(或减去支付给外国人的净收入)。
国民收入 = 国内产出 + 海外净收入
一个国家的企业和资本资产如果被外国人拥有,可能会有很高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国民收入却低得多,因为利润和租金流向了海外。相反,拥有大量海外资本的国家,其国民收入可能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情况都比较平衡。在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和巴西,国民收入都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3%范围内波动。
与普遍的担忧相反,中国并没有被美国科技巨头完全主导,美国也不属于中国投资者。但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半导体和新能源,国际依赖度确实较高。
在全球层面,海外收入和对外支付必须平衡,因此收入在定义上等于产出:
全球收入 = 全球产出
这种年度流量之间的等式是一个会计恒等式,但它反映了一个重要现实:在任何特定年份,总收入都不可能超过新创造的财富数量。相反,所有生产都必须以某种形式分配为收入,要么分配给劳动,要么分配给资本。
在这里,当我们谈论“资本”时,始终排除经济学家经常称为的“人力资本”(个人的劳动能力、技能、培训和能力)。
资本被定义为可以拥有并在某个市场上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
资本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包括住宅房地产)以及企业和政府机构使用的金融和专业资本(工厂、基础设施、机械、专利等)。
排除人力资本的最明显原因是,人力资本不能被他人拥有或在市场上交易(至少不能永久交易)。这是与其他形式资本的关键区别。当然,人们可以在某种劳动合同下出租自己的劳动服务,但在所有现代法律制度中,这种安排在时间和范围上都必须是有限的。
为了简化表述,我将“资本”和“财富”这两个词互换使用,就好像它们是完全同义的。
从某些定义来看,最好将“资本”一词保留给人类积累的财富形式(建筑物、机械、基础设施等),因此排除土地和自然资源。问题是,区分建筑物的价值和建筑物所在土地的价值并不总是容易的。
我将所有这些形式的财富都包括在资本中。当然,这种选择并不能消除仔细研究财富起源的需要,特别是积累和占有之间的界限。
我将“国民财富”或“国民资本”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和政府在特定时点拥有的一切的总市场价值,前提是它可以在某个市场上交易。
它包括:
国民财富 = 私人财富 + 公共财富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公共财富目前微不足道(甚至为负,公共债务超过公共资产的地方)。私人财富几乎占据了国民财富的全部。
收入是一个流量,对应于特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生产和分配的商品数量。
资本是一个存量,对应于特定时点拥有的总财富。这个存量来自以往所有年份积累或占有的财富。
衡量一个国家资本存量最自然和有用的方法是将该存量除以年收入流量。这给我们资本收入比率,用希腊字母β表示。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总资本存量相当于六年的国民收入,我们写作β = 6(或β = 600%)。
在当今发达国家,资本收入比率通常在5到6之间变化,资本存量几乎完全由私人资本组成。
在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202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为8,000-50,000美元,而人均私人财富(扣除债务)差异巨大,从中国的约6万美元到美国的约40万美元不等。
资本收入比率β与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α之间存在简单关系:
α = r × β
其中r是资本回报率。
例如,如果β = 600%,r = 5%,那么α = r × β = 30%。
换句话说,如果国民财富相当于六年的国民收入,资本回报率为每年5%,那么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是30%。
公式α = r × β是一个纯粹的会计恒等式,可以适用于所有时期的所有社会。尽管是同义反复,但它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第一基本定律。
在2023年左右的主要经济体,资本收入(利润、利息、股息、租金、数字平台收益等)通常约占国民收入的25-35%。资本收入比率约为500-620%,这意味着资本回报率约为4-7%。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45,000美元分解为:
每个公民平均拥有280,000美元的资本,13,500美元的资本收入对应于约4.8%的年平均资本回报率。但在数字平台等高收益领域,回报率可能达到15-25%。
在数字经济时代,不同类型资本的回报率差异巨大。传统房地产的平均回报率仍然约为3-5%,但数字资产的回报率可能高达20-30%。
在21世纪20年代,我们发现资产回报率呈现明显分化。例如,在2023年,北京一套价值800万元的住宅,通常每月租金约为1.5万元,年租金为18万元,对应约2.25%的资本回报率。而同期,一个成功的短视频账号或电商店铺,其年收益率可能达到投入资本的50%甚至更高。

从2000年到2020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4%上升到17%,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23年,亚洲(主要是中国、印度、东南亚)已占全球GDP的约35%,而欧美合计占比降至约45%。
换句话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数字化转型期间取得的快速发展使其能够获得与人口份额更加匹配的全球产出份额,从2000年的严重低估转向2023年的相对均衡,这主要得益于制造业升级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全球不平等最好通过区域集团而不是大陆集团来分析:
全球不平等范围从人均收入约150-200美元/月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到高达5,000-6,000美元/月的地区(美国、瑞士、卢森堡),相差二十到四十倍。
全球平均水平约为1,000美元/月,中国目前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为1,050美元/月。印度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为200美元/月。
理论上,富国拥有穷国部分资本可能通过促进趋同产生良性效应。如果富国储蓄和资本如此充裕,以至于几乎没有理由建造新住房或增加新机械,那么将国内储蓄的一部分投资于较贫穷的海外国家可能是集体有效的。
然而,如果我们看历史记录,资本流动性似乎并不是促进富国和穷国趋同的主要因素。
从本质上讲,所有这些国家都自己为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必要投资提供资金,最新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长期增长的关键。
相反,过度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国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主要是因为它们倾向于专门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并且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
现代经验表明,国际和国内层面趋同的主要机制是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程度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掌握相同的技术知识、数字技能和创新能力,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外国投资。
知识扩散在数字时代更加重要:它通过互联网、在线教育和开源技术加速传播。最重要的是,知识扩散取决于一个国家投资教育、研发和数字基础设施的能力。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教育和科技创新的大规模投资。
简而言之,这些是21世纪全球发展和国际不平等的主要教训:真正的发展来自于知识创新和技能提升,而不是简单的资本或技术引进。成功的国家都建立了自主的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