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今世界,我们经常听到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政府官员谈论GDP增长率,媒体报道各国经济表现,投资者关注市场增长前景。然而,真正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需要我们跳出短期的数据波动,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审视这个现象。
经济增长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它涉及人口变化、技术进步、社会结构转型等多个层面的复杂互动。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高速增长往往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而非常态。
真正的经济增长包含两个核心组成部分:人口增长和人均产出增长。只有人均产出的增长才能真正提高生活水平。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社会的增长极其缓慢。从公元0年到17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仅为每年0.06%,人均产出增长率更是只有0.02%。这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的生活水平与你祖父辈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差别。
这种近乎停滞的状态并非偶然。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极其缓慢,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力水平长期徘徊在维持基本生存的边缘。任何人口的快速增长都会被饥荒、疾病等马尔萨斯陷阱所抑制。
1700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1700年到2012年,全球产出平均每年增长1.6%,其中人口增长贡献0.8%,人均产出增长也贡献0.8%。这看似微小的变化,在历史长河中却是革命性的。
让我们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理解这种变化的意义。以中国为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约为5.4亿,到2023年已达到14.1亿,增长了近3倍。如果按照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继续下去,资源和环境将面临巨大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在2021年开放三孩政策来调节人口结构。
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累积增长法则”,它与我们熟悉的复利概念本质相同。即使是看似微小的年增长率,在长期累积下也会产生惊人的效果。
以1%的年增长率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的神奇力量:30年后总量增长35%,100年后增长近3倍,300年后增长20倍,而1000年后竟然增长超过2万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超过1-1.5%的长期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全球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1000年,地球将无法承载如此庞大的人口。
累积增长法则告诉我们:在评估增长时,时间框架的选择至关重要。短期看似停滞的增长,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带来显著变化。
让我们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例来理解累积增长的力量。201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为11万亿元,到2023年已达到50.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5%。这种增长速度让中国在移动支付、电商、短视频等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个例子完美诠释了累积增长法则:看似每年15%的增长率,在十多年时间里就实现了4.5倍的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企业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全球科技巨头。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长期处于马尔萨斯描述的状态:人口增长受到资源约束的严格限制。任何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很快就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生活水平回到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
这种状态并非完全静止。实际上,从公元0年到1700年,世界人口还是有所增长的:0-1000年增长了25%,1000-1500年增长了50%,1500-1700年又增长了50%。但这种增长极其缓慢,而且经常被战争、瘟疫、饥荒等灾难所中断。
18世纪后,人口增长开始加速。18世纪的年增长率达到0.4%,19世纪提高到0.6%。欧洲(包括其美洲分支)在1700-1913年间经历了最快的人口增长,但在20世纪增长率反而下降了一半。
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转型”:随着医疗条件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死亡率下降,但生育率也随之下降,最终导致人口增长率回落。
20世纪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人口增长。亚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长率达到1.5-2%,这意味着一个世纪内人口增长5倍或更多。
以印度为例:2023年印度人口已超过14.2亿,正式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中国则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度享受“人口红利”,而中国则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应对"银发经济"的挑战。
20世纪全球人口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1.4%,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我们正在走出这个人口快速增长的时代。
根据联合国预测,全球人口增长率将持续下降,预计在2030年代降至0.4%,到2070年代进一步降至0.1%左右。
如果这个预测准确,世界将回到1700年前的低增长状态。全球人口增长率将呈现一个巨大的钟形曲线,在1950-1990年达到接近2%的峰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下半叶预期的人口增长(0.2%)将完全来自非洲大陆(年增长1%)。其他三个大洲的人口将停滞(美洲0%)或下降(欧洲-0.1%,亚洲-0.2%)。
与人口增长类似,经济增长(人均产出增长)也经历了从极慢到加速再到可能放缓的过程。1700-2012年间,全球人均产出年均增长0.8%,但这个增长并不均匀:18世纪仅为0.1%,19世纪提升到0.9%,20世纪则达到1.6%。
这意味着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与之前几个世纪一样缓慢。真正的经济起飞始于19世纪,而20世纪才让经济增长成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现实。
以西欧为例,1700年的人均收入约为每月70欧元(按2012年价格计算),到2012年已达到每月2500欧元,增长了35倍多。这种增长主要发生在20世纪:1700-1820年购买力几乎没有增长,1820-1913年增长了一倍多,而1913-2012年则增长了6倍多。
当我们说购买力增长了20倍、10倍或6倍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意味着2012年的欧洲人消费了6倍于1913年的商品和服务。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以食物消费为例,显然不可能增长6倍——基本的饮食需求早就得到满足。真正的变化体现在消费结构的根本转变:从主要以食物为主的消费篮子,逐渐转向包含大量制成品和服务的多元化消费篮子。
让我们看几个具体例子:
食品价格变化的差异:
制成品的革命性变化: 智能手机的例子最能说明技术进步的影响。2007年第一代iPhone售价599美元,相当于美国普通工人一周多的工资,功能相对简单。到2023年,一部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如小米、华为等品牌)价格已降至1000-30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普通工人几天的工资,却拥有超级计算机般的性能。
更令人惊叹的是,今天的智能手机集成了相机、音响、导航、支付、社交等数十种功能,这在15年前需要购买多种不同设备才能实现。考虑到功能和性能的巨大提升,智能手机的性价比在2007-2023年间提升了数百倍。
不同商品购买力增长对比(2010-2023年):
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技术进步对不同商品价格的影响差异巨大。制成品受益于技术进步最多,而基础农产品的价格变化相对较小。
服务业的发展最能体现经济增长的复杂性。理论上,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较慢,因此服务价格相对上涨更快。理发师的例子经常被引用:理发所需的时间与一个世纪前相同,因此理发价格与理发师的工资同步上涨,购买力基本不变。
但现实中的服务业极其多样化,简单的三次产业划分(农业、工业、服务业)在服务业占就业70-80%的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意义。
现代服务业的构成呈现多元化特征:
医疗和教育服务可能代表了过去两个世纪生活水平改善最显著的方面:从人均寿命40岁、几乎人人文盲的社会,发展到人均寿命80岁、人人都能接受基础教育的社会。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正面临增长的终结?这个问题涉及技术和生态两个层面的考量。
从历史经验看,过去的增长虽然令人瞩目,但年增长率通常不超过1-1.5%。只有在追赶过程中,一些国家才能实现3-4%或更高的增长率,但这种追赶过程在定义上是有限的和过渡性的。
在全球层面,1700-2012年人均产出年均增长0.8%,分阶段来看呈现加速趋势:1700-1820年仅为0.1%,1820-1913年提升至0.9%,1913-2012年则达到1.6%。
最近几十年,最富裕国家的增长率实际上在下降:1990-2012年间,西欧为1.6%,北美为1.4%,日本仅为0.7%。
一些经济学家,如罗伯特·戈登,认为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注定要放缓,在2050-2100年间可能降至0.5%以下。这种观点基于对历史上各种创新浪潮的比较分析,认为最近的创新浪潮(包括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远不如早期的蒸汽机和电力革命。
本文采用的中位预测相对乐观:假设富裕国家的长期人均产出增长率为1.2%,这需要开发新的能源来源以替代快速枯竭的化石燃料。
许多人可能认为1%的年增长率微不足道,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代际角度看,1%的年增长率在30年内累积增长超过35%,1.5%的年增长率累积增长超过50%。
这意味着重大的生活方式和就业结构变化。过去15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2008年时移动支付刚刚起步,外卖行业几乎不存在,短视频还没有出现,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不到1%。到2023年,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超过85%,外卖市场规模超过万亿元,短视频用户超过10亿,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50%以上。
当人均产出在30年内增长35-50%时,意味着今天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30年前并不存在,相应的职业和工作岗位也不存在。
这与过去增长接近零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年增长率仅为0.1-0.2%的社会中,社会结构几乎一成不变,职业结构和财产结构代代相传。而年增长率达到1%的社会是一个经历深刻而持续变化的社会。
中国人常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创造了经济奇迹,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约9.2%,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异常迅速。许多人期待这种高增长能够持续下去,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已从两位数降至6%左右。
但从历史角度看,高速增长期才是异常时期。原因很简单: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基础薄弱,通过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快速追赶。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技术水平逐步接近世界前沿,增长速度自然会回归到更加可持续的水平。这正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种不同的集体发展经历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国家对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态度。
在中国,人们很自然地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一个政府积极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时期——视为成功的发展模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成功应对危机,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国模式”的信心。
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解读则截然不同。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而美国经济受到较大冲击。这种被追赶的感觉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从合作转向竞争,试图通过贸易战、科技封锁等手段维护自身优势地位。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反映的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的政府主导模式还是美国的市场主导模式,都不应该受到过度的赞扬或指责。中国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发优势和人口红利,而美国的创新能力也离不开其深厚的科技积累和制度基础。
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通过严格的防控措施和强有力的政府协调,在2020年成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美国虽然在疫情初期受到较大冲击,但凭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在疫苗研发和经济复苏方面也表现出色。
这说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国情需要不同的政策组合,没有一种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关键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而不是僵化地坚持某种理论模式。

在讨论经济增长时,我们不能忽视通胀这个重要因素。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的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通胀为零或接近零。价格有时会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大幅上涨或下跌,但这些价格变动通常最终会相互抵消。
以法国为例,如果我们看1700-1820年和1820-1913年的平均价格涨幅,会发现通胀在法国、英国、美国和德国都微不足道:最多每年0.2-0.3%。我们甚至发现了轻微的负价格变动时期: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1820-1913年间平均每年-0.2%)。
这种长期的货币稳定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文化意义。18-19世纪小说中的金钱无处不在,不仅作为抽象力量,更作为具体可感的量度。作家们经常用法郎或英镑描述角色的收入和财富,不是为了用数字压倒我们,而是因为这些数量在读者心中确立了角色的社会地位。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样的生活水平。
这些货币标准的稳定性在现代中国也有体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人们对价格有着稳定的预期。1980年代初,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约为30-50元,这个收入水平维持了好几年。
当时的人们知道,要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需要月收入达到100-200元,这相当于普通工人收入的3-5倍。那时候的“万元户”被视为富裕的象征,因为1万元相当于普通工人20-30年的收入。
在经济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些金额反映了非常具体和稳定的现实。1990年代初期,中国普通工人月工资约为200-300元,这个标准维持了好几年。当时的人们对“月薪千元”有着清晰的概念,知道这意味着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
这个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永远崩溃了。为了支付这场异常暴力和激烈的战争,为士兵和他们使用的日益昂贵和复杂的武器买单,政府债台高筑。早在1914年8月,主要交战国就结束了货币与黄金的兑换。
战后,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诉诸印钞机来处理巨额公共债务。1920年代重新引入金本位制的尝试没有经受住1930年代危机的考验:英国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美国在1933年,法国在1936年。二战后的金本位制更加脆弱:1946年建立,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时结束。
1913-1950年间,法国的通胀率超过每年13%(价格上涨了100倍),德国为每年17%(价格上涨了300多倍)。在英国和美国,由于两次战争的破坏和政治动荡较少,通胀率明显较低:1913-1950年间勉强达到每年3%。但这仍意味着价格上涨了3倍,而此前两个世纪价格几乎没有变动。
1914-1945年期间的冲击打乱了战前世界的货币确定性,部分原因是战争引发的通胀过程从未真正结束。1950-1970年间,通胀率平均在2-6%之间,然后在1970年代急剧上升,1970-1990年间英国平均通胀率达到10%,法国达到8%,尽管1980年后几乎所有地方都开始了显著的反通胀过程。
如果我们将这种通胀行为与前几十年进行比较,很容易认为1990-2012年期间四国平均约2%的通胀率(德国和法国略低,英国和美国略高)标志着回到了一战前零通胀的时代。
但这种推论忽略了每年2%的通胀与零通胀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将每年2%的通胀加到1-2%的实际增长上,那么我们所有的关键数量——产出、收入、工资——必须每年增长3-4%,因此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处理的数字与现在的数量毫无关系。
主要国家通胀率历史对比:
这个对比清楚地展示了20世纪通胀的爆发性特征。法国在1913-1950年间的年均13%通胀率意味着价格上涨了100倍,而德国同期更是达到17%,价格上涨超过300倍。相比之下,1700-1913年两个多世纪的通胀率几乎为零。
20世纪货币基准点的丧失标志着与前几个世纪的重大断裂,不仅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在社会、文化和文学方面也是如此。1914-1945年的冲击后,金钱——至少以具体数额的形式——几乎从文学中消失了,这绝非偶然。
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学中也普遍存在对具体收入的引用;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通胀加剧,这些引用逐渐变得模糊。
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收入和财富给予了极大关注,作为定位角色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小说中详细描述了孙少安办砖厂赚到的第一笔钱,以及这笔钱对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读者能够清楚地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社会含义。
相比之下,2000年后的中国文学作品很少提及具体的收入数字。在网络文学中,作家们更愿意用“年薪百万”、“身家千万”这样模糊的表述,而不是具体的数额。这反映了快速通胀和经济变化使得具体的金钱数字很快失去参考意义。2010年的100万元和2023年的100万元,其购买力已经大不相同。
通过这次深入的历史之旅,我们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结论:
首先,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几乎为零。工业革命后的快速增长是历史的例外,而非常态。
其次,即使是看似微小的增长率,在长期累积下也会产生巨大影响。1%的年增长率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带来显著的社会变革。
第三,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遵循不同的轨迹。人口增长已经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而经济增长可能会在更高的水平上稳定下来。
最后,货币稳定性对社会和文化具有深远影响。20世纪的通胀不仅改变了经济结构,也改变了人们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认知方式。
理解经济增长的历史规律,有助于我们对未来形成更加理性的预期,既不过分悲观,也不盲目乐观。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可持续的增长框架内实现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认识到高速增长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滞。在新的增长模式下,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增长的质量而非速度,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制度建设,以确保经济发展能够惠及所有人,并与环境保护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