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现象,表现为经济增长、就业、价格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有规律波动。理解经济周期的成因和机制,对于制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凯恩斯从有效需求理论出发,提出了以资本边际效率波动为核心的经济周期理论,这一理论为理解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多次经济周期,从高速增长到结构调整,再到高质量发展,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周期特征。深入分析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周期的内在规律,为未来的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经济周期运动是指经济系统在向上发展过程中,推动其上升的力量最初不断增强并产生累积效应,但逐渐失去动力,直到某个时点被相反方向的力所替代;这些相反的力量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增强并相互加强,直到达到最大发展后衰减并让位于其对立面。
这种周期性运动不仅意味着向上和向下的趋势一旦开始,不会永远在同一方向上持续,而是最终会被逆转,更重要的是存在某种可识别的规律性,表现在向上和向下运动的时间顺序和持续时间上。
经济周期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需要解释:危机现象——即向下趋势替代向上趋势往往突然而剧烈地发生,而当向上趋势替代向下趋势时,通常没有如此尖锐的转折点。这种不对称性反映了经济周期的重要特征。
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经济周期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征:
资本边际效率不仅取决于资本品的现有充裕程度和当前生产成本,还取决于对资本品未来收益的当前预期。对于耐用资产来说,对未来的预期在决定新投资规模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是很自然和合理的。
然而,这种预期的基础是非常不稳定的。基于变化和不可靠的证据,预期容易发生突然和剧烈的变化。这种预期的不稳定性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根源。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预期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繁荣后期通常以对未来资本品收益的乐观预期为特征,这种预期足够强烈,足以抵消资本品日益充裕和成本上升的影响,可能还包括利率上升。但当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的市场出现幻灭时,这种幻灭会以突然甚至灾难性的力量降临。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机制的典型表现:
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与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周期不同,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平滑了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周期还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周期的主要驱动因素也在发生变化:

繁荣期的后期通常以对未来资本品收益的乐观预期为特征,这种预期足够强烈,足以抵消资本品日益充裕和成本上升的影响。在组织化的投资市场中,大量购买者对所购买资产缺乏了解,投机者更关心预测市场情绪的下一次转变,而不是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合理估计。
当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的市场出现幻灭时,这种幻灭会以突然甚至灾难性的力量降临。同时,伴随资本边际效率崩溃的对未来的恐慌和不确定性,自然会引发流动性偏好的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利率上升。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很好地说明了繁荣与危机的形成机制:
资本边际效率崩溃的本质在于,投资是基于注定要失望的预期进行的。繁荣期的典型情况不是资本如此充裕,以至于整个社会对更多资本没有合理用途,而是在不稳定和无法持续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因为投资是基于注定要失望的预期进行的。
以中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为例:
传统观点认为,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繁荣是应对经济周期的有效方法。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存在严重错误。繁荣的真正原因不是利率过低,而是过度乐观的预期战胜了本来应该具有威慑作用的利率水平。
中国在应对经济过热时的政策实践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投资过度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指那些注定要令人失望的投资,或在严重失业条件下没有用途的投资;第二种是指在严格意义上的投资过度状态,即每种资本品都如此充裕,以至于即使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也没有新投资预期在其生命周期内能够获得超过其重置成本的收益。
只有后一种情况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投资过度。然而,即使繁荣期确实存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投资过度,正确的补救措施也不是提高利率,而是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或其他方式刺激消费倾向。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经历了重要变化:
中国在促进消费方面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

经济周期中时间要素的解释,即特定数量级的时间间隔通常必须在复苏开始之前过去,这需要在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恢复的因素中寻找。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向下运动应该有一个不是偶然的数量级持续时间:
首先,耐用资产的生命长度与特定时代正常增长率的关系;其次,过剩库存的持有成本。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通常在3到5年之间。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命周期特征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危机后新投资的突然停止可能导致未完成商品过剩库存的积累。这些库存的持有成本很少低于每年10%。因此,价格下降需要足够大,以带来限制,在最多3到5年的时间内吸收这些库存。
中国在库存管理方面的实践:
资本边际效率的严重下降也会对消费倾向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它涉及股市权益市场价值的严重下降。对于那些积极参与股市投资的阶层,特别是如果他们在使用借入资金,这自然会产生非常压抑的影响。
中国股市与消费的关系:
一些重要学派从不同角度坚持认为,当代社会长期失业倾向应归因于消费不足——即社会实践和财富分配导致消费倾向过低。在现有条件下,这些学派作为实践政策的指导无疑是正确的。
中国在促进消费方面的政策实践:
另一个学派发现经济周期的解决方案不在于增加消费或投资,而在于减少寻求就业的劳动力供给,即在不增加就业或产出的情况下重新分配现有就业量。
这种观点在中国实践中表现为:
一些学派认为通过高利率在早期阶段抑制繁荣是经济周期的解决方案。这种观点的唯一合理依据是,充分就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我们能期望的最好结果是比现在更稳定的就业水平,平均略高一些。
中国在利率政策方面的实践:

在经济周期的早期研究中,特别是在杰文斯的研究中,经济周期的解释被发现在农业的季节性波动中,而不是在工业现象中。根据上述理论,这似乎是对问题的极其合理的方法。
当获得异常大的收成时,通常会向转入后几年的数量增加重要的补充。这种补充的收益被添加到农民的当前收入中,并被他们视为收入;而增加的结转不涉及社区其他部分收入支出的消耗,而是由储蓄提供资金。也就是说,对结转的补充是对当前投资的补充。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在历史上尤为明显:
即使今天,密切关注农业和矿物原材料库存变化在决定当前投资率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很重要。我应该将经济衰退后从转折点开始恢复缓慢的原因主要归因于将过剩库存减少到正常水平的通缩效应。
中国在库存管理方面的经验:
我们在美国“新政”的早期阶段看到了一个显著的例子。当罗斯福总统的大量贷款支出开始时,各种库存——特别是农产品——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新政部分包括通过削减当前产量和各种方式努力减少这些库存。
库存减少到正常水平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一个必须忍受的阶段。但只要它持续,即大约两年,它就构成了对其他方向正在进行的贷款支出的实质性抵消。只有当它完成时,才为实质性复苏铺平了道路。
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库存实践:
基于对经济周期理论的深入分析和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重要启示:
首先,经济周期的管理需要综合施策。不能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而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的协调配合。中国在实践中形成的宏观调控体系,正是基于这种综合施策的理念。
其次,预期管理在经济周期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政策透明、沟通引导等方式,可以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减少经济波动。中国的预期管理制度建设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经验。
第三,结构性政策在周期管理中越来越重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传统的总量政策效果有限,需要更加注重结构性政策的作用。
在新时代,经济周期管理呈现出新的特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周期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未来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应该更加关注:
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数字技术对周期特征的改变、气候变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通过深入分析经济周期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经济波动的内在规律,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彰显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