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源大气污染控制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截至2023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4.3亿辆，其中汽车保有量达3.3亿辆。这种快速增长带来了严峻的大气污染挑战。

移动源污染与固定源污染相比具有独特特征。首先是流动性强，汽车在不同地区之间移动，使得污染控制更加复杂。其次是数量庞大且分散，与工厂等大型固定污染源不同，亿万车主的行为决定了整体排放水平。

移动源污染控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污染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匀，早晚高峰时段城市中心区域污染物浓度明显升高；第二，车辆制造商数量相对较少，而使用者数量庞大，这对政策设计提出了挑战；第三，车辆使用模式多样，包括使用频率、维护水平、驾驶行为等都会影响实际排放水平。

---

经济激励与外部性问题

隐性补贴的影响

在中国，道路交通成本并未完全反映其真实的社会成本。政府通过税收资金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而车主承担的边际成本相对较低。

中国许多城市的单位和商场提供大量免费停车位，这实质上是对私家车出行的补贴。以北京为例，2022年路侧停车收费覆盖面积仍然有限，大量免费停车资源降低了私家车使用成本。

外部性成本分析

道路使用者往往没有承担其行为产生的全部社会成本。拥堵外部性是最明显的例子：当一辆车进入已经拥堵的道路时，不仅增加了自己的行车时间，也增加了其他所有车辆的行车时间。

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测算，2022年全国主要城市因交通拥堵造成的时间损失价值超过2000亿元，平均每位驾驶员年损失时间成本约1500元。

土地利用模式的影响

低估的交通成本不仅导致了城市空间布局的分散化，还加剧了城市扩张和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于交通成本相对较低，居民可以选择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郊区居住，而在市区工作，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不断拉大，形成了典型的"钟摆式"通勤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通勤距离和时间的增加，城市交通压力上升，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也随之增加。

此外，分散化的城市空间布局使得公共交通系统难以高效覆盖，导致公交、地铁等高密度公共交通网络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大幅上升，服务水平难以满足分散居民的需求。最终，更多居民被迫依赖私家车出行，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和环境污染，形成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散化和低密度开发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因为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性。要改变这一趋势，需要通过合理的交通定价、土地政策和公共交通投资，引导城市向紧凑型、可持续方向发展，实现交通与土地利用的良性互动。

---

中国的政策发展历程

早期探索阶段（1999-2007）

中国的机动车排放控制起步于1999年。当时北京等大城市开始意识到机动车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特别是在申办奥运会的背景下，环境质量改善成为重要目标。

2000年7月1日，北京在全国率先实施相当于欧洲I号标准的机动车排放标准，成为中国机动车排放控制的重要起点。这一决策的背景是1990年代后期北京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机动车排放成为主要污染源之一。

标准体系建设阶段（2007-2017）

2007年是中国机动车排放控制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发布了《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国III标准。

这期间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2013年国V标准的实施。与国IV相比，国V标准将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加严了25%，颗粒物数量限值加严了82%。标准的提升推动了汽车产业技术升级，催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企业。

综合治理阶段（2017至今）

2017年以来，中国进入了移动源污染综合治理新阶段。不仅关注新车标准，更加重视在用车管理、油品质量、非道路移动机械等全链条治理。

---

技术标准与油品升级

排放标准的演进

中国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发展体现了“跨越式”特征。从国I到国VI，中国用了不到20年时间走完了欧洲30年的发展历程。这一进步不仅体现在标准本身的加严，更体现在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监管能力的提升。

每一次排放标准的升级都对汽车产业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例如，国III标准首次要求安装三元催化器，国IV标准进一步加严了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国V标准则对颗粒物数量提出了更严格的控制，推动了颗粒捕集器（DPF）等新技术的应用。

国VI标准的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标准不仅对传统污染物提出更严要求，还首次引入了实际道路排放测试（RDE）要求，确保车辆在真实驾驶条件下的排放水平。国VI标准分为a、b两个阶段，b阶段的限值与欧VI标准基本接轨，成为全球最严格的排放标准之一。此外，国VI还要求对非甲烷总烃（NMHC）、氨（NH₃）等污染物进行控制，并加强了对在用车的监督抽检和远程排放监控。

排放标准的持续升级，极大促进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绿色转型。发动机燃烧优化、后处理系统升级、OBD（车载诊断系统）普及等一系列技术创新不断涌现，使中国汽车制造水平逐步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油品质量提升

油品质量是影响机动车排放的关键因素。高硫、低标号的燃油会导致催化转化器失效、颗粒物排放增加，甚至损害发动机。中国通过强制性标准推动了油品质量的快速提升：

中国汽油硫含量标准经历了大幅提升：2009年国III油品硫含量限值为800mg/kg，2012年国IV降至150mg/kg，2014年国V进一步降至50mg/kg，2017年国VI达到10mg/kg。这一系列标准升级极大减少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从2009年的800mg/kg降至2017年的10mg/kg，中国汽油硫含量标准提升了约80倍。这一改进对减少机动车排放、保护催化转换器等后处理装置发挥了重要作用。柴油油品标准也同步提升，国VI柴油硫含量限值同样降至10mg/kg，有效降低了重型柴油车的颗粒物和氮氧化物排放。

此外，随着标准的提升，炼油企业加大了脱硫、加氢等工艺改造投入，推动了整个石化行业的技术升级。油品质量的提升不仅有利于机动车排放控制，也为后续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油品标准的升级与排放标准的实施密切配合，形成了“车油协同”的治理格局。只有高质量的燃油与先进的排放控制技术相结合，才能实现机动车污染物的持续大幅削减。

---

经济政策工具

燃油税与消费税

中国通过燃油消费税调节机动车使用。2009年成品油税费改革后，汽油消费税税率设定为1元/升，柴油为0.8元/升。相比欧洲国家3-5元/升的燃油税水平，中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燃油税不仅能够抑制机动车使用、减少能源消耗，还能引导消费者选择更节能、低排放的车型。国际经验表明，较高的燃油税有助于促进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出行方式的发展，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压力。目前中国燃油税收入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和养护，但未来可考虑将部分税收用于支持绿色交通、空气质量改善等领域，实现税收政策的环境导向功能。

此外，燃油税的调整还需兼顾社会公平性。对于低收入群体和偏远地区居民，适当的补贴或差异化政策有助于减轻其负担，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社会接受度。

新能源汽车激励政策

中国采取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形成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使用便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元化激励体系：

这些政策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2022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25.6%。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企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中国在电动汽车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推广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步成熟，财政补贴政策正逐步退坡，政策重心转向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充电基础设施、优化使用环境等方面。同时，地方政府也积极出台路权优先、停车优惠、充电便利等配套措施，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吸引力。

未来，新能源汽车激励政策将更加注重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协同，推动绿色交通体系建设，促进能源结构和交通结构的转型升级。

---

城市交通管理创新

限行限购政策

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中国大城市普遍实施了限行限购政策，这些政策成为城市交通管理的重要工具。

北京市自2008年奥运会期间实施尾号限行，后续常态化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该政策对减少机动车出行、改善空气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据测算，限行措施使北京工作日机动车出行量减少约20%。此外，北京还通过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重污染天气应急限行等多种方式，灵活应对不同的交通和环境压力。

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则采用牌照拍卖或摇号的方式控制机动车增量。上海车牌拍卖价格长期维持在8-9万元，通过价格机制调节新车需求。广州、深圳则采用摇号与竞价相结合的方式，既限制了机动车总量，又兼顾了公平性。部分城市还对新能源车牌照实行优先政策，鼓励绿色出行。

限行限购政策在缓解交通压力、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例如，部分家庭通过“多车多户”规避限购，或转向购买新能源车以获得牌照，导致政策效果出现边际递减。此外，限购政策对汽车产业和消费市场也产生了影响，需要在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拥堵收费探索

虽然拥堵收费在国外已有成功实践，如新加坡、伦敦、斯德哥尔摩等城市都通过拥堵费有效缓解了市中心交通压力，但在中国仍处于研究论证阶段。北京、上海等城市都进行过相关研究，主要考虑因素包括：

• 技术可行性：电子不停车收费（ETC）系统已经成熟，为拥堵收费提供了技术支撑。近年来，车牌识别、移动支付等技术的普及也为精准收费创造了条件。
• 社会接受度：需要充分论证收费标准、使用范围等关键参数，广泛征求公众意见，避免对低收入群体造成过大影响。
• 政策配套：需要同步改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确保市民有可替代的绿色出行方式，提升政策的可行性和公平性。
• 法律法规：拥堵收费的实施还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收费权责和资金用途，确保政策的合法合规。

目前，部分城市已在特定区域或时段开展了小范围的拥堵收费试点和模拟测算，为未来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未来，随着城市交通压力持续上升，拥堵收费有望成为中国城市交通管理的重要补充手段。

绿色出行推广

中国积极推广绿色出行方式，推动城市交通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共享单车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现象。2017年高峰期，全国共享单车投放总量超过2300万辆，日订单量峰值超过7000万单。共享电单车、分时租赁汽车等新业态也不断涌现，为市民提供了多样化的绿色出行选择。

公共交通方面，北京、上海等城市持续扩大轨道交通网络。截至2022年底，中国内地累计有51个城市开通运营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9584公里。地铁、轻轨、BRT等高效公共交通系统不断完善，提升了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部分城市还推行公交优先道、定制公交、无轨电车等创新举措，提升公交吸引力。

此外，步行和骑行环境的改善也成为绿色出行推广的重要内容。许多城市加大了人行道、自行车道建设力度，打造“慢行友好型”城市空间。政府还通过绿色出行宣传周、无车日等活动，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绿色出行的推广不仅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还促进了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居民健康水平提升。未来，随着智能交通、数字化管理等新技术的应用，绿色出行将更加便捷和高效，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

政策效果与挑战

取得的成效

经过20多年努力，中国移动源污染控制取得了显著且多方面的成效：

这一“剪刀差”现象表明，通过技术进步和政策引导，实现了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的同时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中国在移动源污染治理方面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排放标准持续升级：中国已先后实施国I至国VI等多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逐步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新车排放限值大幅收严，推动了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
• 老旧车辆淘汰加速：各地积极推进高排放老旧车辆淘汰更新，减少了高污染车辆的社会保有量。部分城市还实施黄标车限行、报废补贴等措施，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
•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推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2022年销量达到688万辆，渗透率超过25%。公交、出租、物流等领域清洁能源车辆比例持续提升，助力城市空气质量改善。
• 油品质量提升：车用汽柴油质量标准不断提高，硫含量等关键指标大幅下降，有效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的有害物质排放。
• 监管与执法能力增强：机动车排放检测、遥感监测、路检路查等手段日益完善，违法排放行为得到更有效的遏制。

这些综合措施推动了中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以PM2.5为例，2013-2022年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近五成，机动车污染治理贡献突出。

面临的挑战

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移动源污染控制仍面临诸多挑战：

• 重型柴油车污染突出：重型柴油车虽然数量占比不到3%，但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占比分别达到80%和90%以上，是移动源污染控制的重点和难点。柴油货车超标排放、非法改装等问题依然存在，治理难度大。
• 在用车监管压力大：与新车管理相比，在用车数量庞大、使用条件复杂，监管难度大。特别是老旧车辆淘汰、维修保养、非法改装等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部分地区检测与执法能力仍有待提升。
• 区域协调有待完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虽然建立了协调机制，但在标准统一、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方面仍需深化。跨区域流动的车辆监管和污染转移问题亟需加强协作。
• 新能源车后端管理挑战：随着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动力电池回收、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等新问题逐步显现，需要完善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
• 公众参与和绿色出行意识有待提升：部分市民绿色出行意愿不足，私家车依赖度较高，公共交通、慢行系统吸引力仍需增强。

未来，移动源污染治理需在巩固既有成效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技术创新、政策完善和社会协同，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空气质量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

未来发展方向

技术发展趋势

电动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新能源汽车发展将进入新阶段。

智能化技术也为移动源污染控制提供了新工具。通过车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可以实现对车辆排放的实时监控和精准管理。

政策创新方向

未来政策重点将从单一的排放标准向综合性、系统性治理转变：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移动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加强区域协调，建立更加紧密的区域协作机制。强化科技支撑，加大清洁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

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绿色消费和生产。

移动源污染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政策引导和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移动源污染的有效控制，建设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