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得性、情绪与风险认知

灾难记忆与风险行为

汶川地震后的风险认知变化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整个中国社会对地震风险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震后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的民众都表现出了对地震的高度关注。地震保险的购买量激增，家庭应急包的销售火爆，建筑抗震要求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城市居民开始学习地震逃生知识，企业和学校频繁进行防震演练。

灾后风险行为变化趋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警觉性逐渐消退。震后五年，大多数人的防震意识已经回到了震前水平。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心理的普遍特征：灾难的记忆会随着时间淡化，相应的风险行为也会逐步松懈。这种"灾难-关注-松懈"的循环周期，深刻体现了可得性启发式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死亡原因的认知偏差

媒体报道与死亡风险的错误估计

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深刻影响着公众对各种死亡风险的认知。一项针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人们对不同死亡原因频率的估计与实际统计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

死亡原因认知偏差对比

调查结果显示了明显的认知偏差模式：心血管疾病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要死因，占总死亡人数的45%，但公众估计仅为25%。相反，交通事故虽然只占死亡总数的18%，却被估计为35%。自然灾害的死亡率被严重高估了近8倍，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危险性则被低估。

这种认知偏差的根源在于媒体报道的选择性。新闻媒体天然倾向于报道新奇性和戏剧性事件，交通事故、食物中毒、自然灾害更容易成为头条新闻，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死亡通常被视为“正常”现象，很少得到媒体关注。结果是，那些媒体关注度高的死因在人们记忆中更加活跃，导致其频率被系统性地高估。

媒体的这种报道倾向并非单纯的编辑选择，而是媒体与公众需求相互塑造的结果。编辑们无法忽视公众对特定类型事件的关注需求，而公众的关注模式又进一步强化了媒体的报道重点，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情感启发式的作用机制

从认知到情感的判断转换

可得性与情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那些容易想起的风险往往伴随着更强烈的情感反应，而情感反应的强度又会进一步增强相关记忆的可得性。这种相互强化的机制催生了“情感启发式”——人们在做判断和决策时直接参考自己的情绪反应：我喜欢它吗？我害怕它吗？我对它的感觉有多强烈？

在生活的诸多领域中，人们形成观点和做出选择时往往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基本的接近或回避倾向，而他们通常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这样做。情感启发式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问题替换：当面对“我应该如何看待这项技术”这个复杂问题时，大脑自动转向回答"我对这项技术感觉如何"这个简单问题。

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生理基础。他提出，人们对结果的情感评估，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体状态和接近-回避倾向，在指导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达马西奥及其同事观察到，那些在决策前不能表现出适当情感反应的人（有时是因为大脑损伤），做出好决策的能力也受到了损害。无法被对不良后果的“健康恐惧”所引导是一个灾难性的缺陷。

不同技术的风险-收益情感评价

中国公众对不同技术的态度清晰地反映了情感启发式的作用。太阳能技术因其“清洁、环保”的正面形象而获得高收益感知和低风险感知；核电站则因福岛核事故等负面事件的深刻印象而被认为高风险、低收益；人工智能技术的评价相对均衡，反映了公众对这一新兴技术的复杂情感；转基因食品则由于长期的负面宣传而被视为高风险、低收益。

情感引导下的信息处理

情感启发式的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远。当人们对某项技术产生积极情感后，他们不仅更愿意接受关于其收益的信息，同时还会自动降低对其风险的感知，即使他们并未获得任何关于风险的新证据。反之亦然，负面情感会导致人们同时夸大风险和忽视收益。

这种现象在2020年新冠疫苗的接受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些对疫苗持积极态度的人不仅更关注疫苗的保护效果，还倾向于淡化其副作用；而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人则既夸大副作用风险，又质疑保护效果。正如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所说：“情感的尾巴摇摆着理性的狗。”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认知分歧

不同的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

在风险评估领域，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分歧往往被简单地归咎于公众的“非理性”。然而，深入分析发现，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而非单纯的认知偏差。

专家通常采用量化的生命价值评估方法，主要考虑挽救生命的数量或生命年数，并以经济成本作为主要约束条件。在专家的框架中，死亡就是死亡，不同死亡方式的价值权重相同。然而，公众的风险认知更加丰富和细致，他们会区分“好死”与“坏死”，区分随机意外死亡与自愿承担风险的死亡。

例如，滑雪事故的死亡与食品安全事故的死亡在公众心中的权重截然不同。前者被视为个人选择的结果，后者则被视为制度失败的体现。这种区分在专家的统计数字中往往被抹平，但在公众的价值判断中却至关重要。

风险评估专家保罗·斯洛维克指出，公众对风险的理解实际上比专家更加丰富。基于这种观察，他强烈反对专家应该完全主导风险政策的观点，反对当专家意见与其他公民的意见和愿望发生冲突时，应该无条件接受专家意见的做法。当专家与公众在风险优先级上存在分歧时，斯洛维克认为：“双方都必须尊重对方的洞察力和智慧。”

风险定义背后的权力博弈

斯洛维克通过列举同一种毒性物质释放风险的九种不同定义方式，揭示了风险评估中的主观性。这些定义从“每百万人死亡数”到“每百万美元产值的死亡数”不等。不同定义的选择往往反映了评估者的立场和利益，使得“定义风险”本身成为一种权力行使。

在中国的环保争议中，这种定义权的争夺表现得格外明显。化工企业倾向于用“每万吨产值的环境影响”来衡量风险，而环保组织则偏好用“每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浓度”来定义同一风险。不同的定义框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种差异并非技术问题，而是价值选择问题。

斯洛维克挑战了专家权威的基础——风险的客观性。他指出：“风险”并不是独立于人类思维和文化而客观存在的实体。人类发明“风险”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性。虽然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存在所谓的“真实风险”或“客观风险”。

这一洞察表明，从心理学判断的实验研究可以延伸到棘手的政策问题！然而，政策归根结底关乎人民，关乎他们想要什么以及什么对他们最有益。每个政策问题都涉及对人性的假设，特别是关于人们可能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他们自己和社会的后果。另一位我们必须关注的学者是卡斯·桑斯坦，他对斯洛维克关于专家和公民不同观点的立场持尖锐不同的看法，并为专家作为抵御“民粹主义”过度行为的堡垒的作用进行辩护。桑斯坦是美国最重要的法学学者之一，他认为风险监管和政府减少风险的干预应该以成本效益的理性权衡为指导。

可得性级联：从个体偏差到社会现象

桑斯坦与合作者库兰为偏差流入政策的机制发明了一个名称：可得性级联。他们评论说，在社会环境中，“所有启发式都是平等的，但可得性比其他启发式更加平等”。他们心中有一个扩展的启发式概念，其中可得性为频率以外的判断提供启发式。特别是，一个想法的重要性往往通过该想法浮现在脑海中的流畅性（和情感冲击）来判断。

级联机制的形成过程

可得性级联是指一个自我维持的事件链，它可能从媒体对相对轻微事件的报道开始，最终发展为公众恐慌和大规模政府行动。这个过程展现了个体认知偏差如何通过社会机制被放大为集体行为。

可得性级联发展过程

可得性级联的发展遵循可预测的模式。初始阶段，媒体对某个风险事件进行常规报道，引起部分公众的关注和担忧。这种情感反应本身成为新闻点，促使媒体进行更多报道，进而产生更大的关注和参与。这个循环有时会被“可得性企业家”——那些致力于确保某类担忧新闻持续流传的个人或组织——有意加速。

随着媒体竞争加剧，报道的危险性被逐步夸大，标题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那些试图平息恐惧和厌恶情绪的科学家和理性声音很少得到关注，即使得到关注也多是负面的：任何声称危险被夸大的人都会被怀疑参与了“可恶的掩盖”。

这个问题因为占据了每个人的心思而变得政治重要，政治系统的反应受公众情绪强度的指导。可得性级联现在已经重新设定了优先级。其他风险，以及资源可以用于公共利益的其他方式，都已经淡入背景。

中国的环保级联案例

2013年的雾霾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可得性级联案例。最初只是北京等地的空气质量问题，但随着媒体报道的密集化和社交媒体的传播，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环保焦虑。“PM2.5”，“雾霾”等词汇成为网络热词，防霾口罩销量暴增，空气净化器市场爆发式增长。

在级联的高峰期，雾霾几乎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话题，相关的健康担忧被无限放大。虽然空气污染确实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但公众的反应强度远超其实际健康风险。与此同时，其他同样重要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因为缺乏视觉冲击力而被忽视。

这个级联最终推动了政府的环保政策调整，大气污染防治成为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相关的预算投入也大幅增加。从长远看，这种级联效应虽然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短期扭曲，但也有其积极意义：它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整体优先级，扩大了环保投入的总体规模。

食品安全的级联反应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经常触发可得性级联。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11年的瘦肉精事件、2013年的黄浦江死猪事件，每一次都引发了远超事件本身严重程度的社会反应。

以黄浦江死猪事件为例，虽然相关部门很快确认死猪并未影响自来水安全，但这一事件仍然引发了持续数周的公众恐慌。瓶装水销量激增，许多市民拒绝使用自来水，甚至连洗菜都要用瓶装水。这种反应强度与实际风险程度极不相称，但却反映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深层不信任。

类似地，2011年的瘦肉精事件引发了对猪肉制品的广泛恐慌。尽管实际检测到瘦肉精的猪肉占比很小，但媒体的密集报道导致猪肉消费量大幅下降，养猪业蒙受巨大损失。有消费者甚至询问“是否应该把家里的猪肉制品全部扔掉”。这种过度反应的净效应可能是有害的，因为人们减少了对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概率忽视与恐怖主义

小概率事件的认知扭曲

人类大脑在处理小概率风险时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局限：我们要么完全忽视这些风险，要么给予过度关注，很少能找到合适的中间点。每一位深夜等待晚归女儿的家长都能理解这种感受：虽然理智告诉你“实际上没什么可担心的”，但灾难的画面仍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中。

这种现象被称为“概率忽视”，它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恐怖袭击的担忧往往远超其实际危险性。即使在遭受密集恐怖袭击的地区，每周的恐怖袭击伤亡人数也很少接近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但两种风险在公众心中的可得性却截然不同：恐怖袭击的可怕画面在媒体上反复播出。

寻求政策制定的平衡点

理性分析与公众情感的结合

在风险政策制定中，如何平衡专家的理性分析与公众的情感需求始终是一个挑战。纯粹的专家治理可能产生技术上最优但社会上不可接受的政策，而完全迎合公众情感则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可得性级联是真实存在的，它们无疑扭曲了公共资源配置的优先级。桑斯坦主张建立能够使决策者免受公众压力的机制，让资源配置由对所有风险和可用资源有广阔视野的公正专家决定。斯洛维克对专家的信任度较低，对公众的信任度相对较高，他指出，将专家与公众情感隔离会产生公众拒绝的政策——这在民主制度下是不可能的情况。

有效的风险政策应当承认恐惧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治理的“风险”。无论这种恐惧是否理性，它都会给公众带来真实的痛苦和损失。政策制定者的责任不仅是保护公众免受客观危险，还要保护公众免受恐惧的折磨。

民主制度下的风险治理

民主制度天然地要求政策制定者对公众情感保持敏感，这使得可得性级联具有了政治影响力。虽然这种机制可能导致短期的资源配置扭曲，但它也有其长期价值：通过集中关注特定类型的风险，级联效应可能提高社会对风险管理的整体重视程度，扩大风险防范的总体预算。

关键在于建立能够结合专家知识与公众直觉的政策设计机制。心理学研究应当为这种机制设计提供科学基础，帮助我们理解何时应该相信专家判断，何时应该重视公众情感，以及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现代风险治理的智慧在于认识到，一个良好的风险政策不是要消除所有认知偏差，而是要在承认这些偏差的基础上，设计出既符合科学原理又能赢得公众支持的治理方案。这需要我们超越“理性与非理性”的简单对立，构建更加包容和智慧的风险认知框架。

正如古代中国哲学所强调的“中庸之道”，现代风险治理也需要在极端之间寻找平衡。既不能因为害怕公众“非理性”而完全依赖专家治理，也不能因为尊重民意而忽视科学证据。真正的智慧在于理解人性的复杂性，在风险的客观分析与情感的主观体验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

不同风险类型的关注度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