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2023年,某研究团队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实验。他们制作了一个数字转盘,看似随机但实际上只会停在25或75这两个数字上。实验人员让参与者转动转盘,然后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轮值主席的次数是高于还是低于转盘显示的数字?你认为中国担任轮值主席的实际次数是多少?
按常理说,一个完全随机的数字不可能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任何有用信息,参与者应该完全忽略转盘结果。然而实验结果却令人意外:看到25的参与者平均估计为18次,而看到75的参与者平均估计为42次。这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数字居然显著影响了人们的判断,这就是锚定效应的威力所在。
锚定效应之所以如此普遍且强大,源于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复杂机制。当我们面临需要估计或判断的情况时,任何数字信息都可能成为我们思维的“锚点”,即使这个数字与问题本身毫无关系。就像船只需要锚来固定位置一样,我们的估计往往会“锚定”在最初接触到的数值附近,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
如果有人问你毛泽东享年是否超过90岁,你对其实际享年的估计会比被问是否超过70岁时要高得多。类似地,当你考虑购买一套房屋时,挂牌价格会显著影响你的价值判断。即使你决心不受这个数字影响,同一套房子在高价标示下看起来仍然比低价标示时更有价值。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任何出现在估算问题中的数字都会产生锚定效应。
这种现象的荒谬性在于,人们的判断会受到明显无关信息的影响。转盘实验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它有力地证明了锚定效应的存在。现代研究表明,锚定效应实际上由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产生,分别对应直觉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运作模式。

现代认知心理学将人类的思维过程分为直觉思维和理性思维。直觉思维负责直觉和自动化反应,而理性思维则负责理性分析和深度思考。锚定效应恰恰体现了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调整不充分的现象随处可见。以交通驾驶为例,当司机从高速公路驶入城市道路时,往往会因为调整不充分而开得过快。这是因为他们的驾驶速度“锚定”在高速行驶状态,未能充分调整到适合城市道路的速度。
类似地,在家庭教育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当青少年将音响音量调得很大时,家长要求调小音量。孩子虽然有心配合,但往往从过高的音量基础上调整,最终的音量仍然比合理水平要高。这种“调整不充分”现象反映了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倾向于停留在调整过程的早期阶段。
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人们的认知资源被占用时,调整不充分的现象会更加明显。比如在2020年疫情期间,当人们同时处理多项复杂任务时,他们更容易“锚定”在最初的信息上,难以进行充分的理性调整。这种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压力状态下,人们的决策质量往往会下降。
研究者通过巧妙的实验进一步验证了调整机制的存在。他们发现,当参与者被要求摇头表示拒绝锚点时,他们会更大幅度地偏离锚点;而当参与者点头时,锚定效应会更加明显。这表明调整过程确实是一个需要消耗认知资源的主动过程。
现在考虑这样两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于哪一年?珠穆朗玛峰顶的水沸点是多少摄氏度?当你思考这些问题时,脑海中会立即浮现一个锚点,你知道它是错误的,但也知道正确答案的方向。你知道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之后的某个时间,你也知道珠峰顶的水沸点低于100摄氏度。你需要通过寻找论据来调整估计,偏离这个锚点,但往往会在不确定是否应该继续调整时就停止了。
除了有意识的调整过程外,锚定效应还通过无意识的启动机制发挥作用。这种机制的工作原理是:锚点信息会激活与之相关的记忆网络,使得某些信息更容易被提取和使用。
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孙中山去世时是否超过80岁?孙中山去世时实际年龄是多少?你在估计时是否有意识地从80岁开始向下调整?可能没有,但这个明显过高的数字仍然会影响你的估计。这种影响是通过暗示机制产生的,就像当有人问“你现在是否感觉左腿有些麻木?”时,总会有不少人报告说确实感觉左腿有点奇怪一样。在早期的研究中,对于这种暗示机制的解释并不清楚,因为学者们尚不知道如何解释暗示本身。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和实验,这个谜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暗示实际上就是一种启动效应,它会选择性地激活相关的证据。
虽然你一秒钟都不会相信孙中山活了80岁,但你的联想机制会自动构建一个高龄老人的印象。直觉思维通过尽力让句子显得真实来理解语言,相关思想的选择性激活产生了一系列系统性错误,这使得我们变得轻信而且容易过度相信自己的任何信念。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早期的研究者们没有意识到存在两种不同的锚定机制:那时所需的研究技术和理论想法尚未出现,直到很久以后才由其他研究者发展出来。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类似暗示的过程确实在起作用:直觉思维会尽力构建一个以锚点为真实数值的世界。
德国心理学家进行的一项实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询问参与者:“中国的年平均气温是高于还是低于30摄氏度?”或“中国的年平均气温是高于还是低于5摄氏度?”然后让参与者识别简短闪现的词汇。结果发现,30度的锚点使参与者更容易识别与炎热相关的词汇(如“沙漠”、“烈日”),而5度的锚点则让他们更容易识别与寒冷相关的词汇(如“冰雪”、“寒风”)。
这种选择性激活解释了为什么锚定效应如此强大: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构建一个与锚点一致的世界图景,相关的记忆和信息更容易被调用,从而影响我们的最终判断。在另一个关于汽车价格的研究中,高价锚点会让人们更容易想起豪华品牌(如奔驰、宝马),而低价锚点则激活了经济型品牌(如大众、丰田)的记忆。
心理学家开发了一套标准化的方法来测量锚定效应的强度,称为“锚定指数”。这一指数的计算方法相对简单:将两组估计值的差异除以两个锚点的差异,再乘以100%得到百分比。
以2023年某次关于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的调查为例,研究人员设置了两个锚点组。高锚点组被问:“中国高铁运营里程是否超过50000公里?”低锚点组则被问:“中国高铁运营里程是否超过15000公里?”两个锚点相差35000公里。结果显示,高锚点组的平均估计为42000公里,低锚点组为28000公里,差异为14000公里。因此锚定指数为14000/35000 × 100% = 40%。
这个40%的锚定指数在心理学研究中属于典型水平。完全被锚点影响的锚定指数为100%,完全不受影响的为0%。在实际研究中,锚定指数通常在30%到60%之间,显示出锚定效应的强大影响力。
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也难以摆脱锚定效应的影响。2022年,研究人员对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房地产评估师进行了测试。他们给评估师提供了同一套房产的详细资料,但标注了不同的挂牌价格。结果显示,看到高挂牌价的评估师给出的估值明显高于看到低挂牌价的评估师,锚定指数达到了38%。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专业评估师普遍否认挂牌价格对他们的判断产生了影响,坚持认为自己的评估完全基于客观标准。这种现象反映出锚定效应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往往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锚定效应在商业世界中被广泛应用,有时是有益的工具,有时则可能误导消费者。电商平台经常使用的“限购策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23年双11期间,某电商平台在销售页面标注“每人限8件”,结果该商品的平均购买量达到了3.2件,而没有限购提示的同类商品平均购买量仅为1.8件。这里的“8件”成为了消费者心中的购买锚点,即使大多数人根本用不了这么多商品。
在公益捐赠领域,锚定效应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2022年河南水灾期间,某慈善机构在募捐时采用了不同的提问方式。他们先询问潜在捐赠者:“您愿意捐赠元来帮助受灾群众吗?”然后再问:“您愿意捐赠多少钱?”实验结果显示了明显的锚定效应。
谈判中的锚定效应更是屡见不鲜。经验丰富的谈判者深知“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在商务谈判中,首先提出价格的一方往往能够将谈判拉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2021年某次国际贸易谈判中,中方代表在讨论产品价格时采用了巧妙的策略:当对方提出明显偏低的报价时,中方代表没有立即给出同样“极端”的还价,而是选择暂停谈判,表明这个价格完全无法接受,从而避免了被对方的低价锚点所影响。在电商交易中,锚定效应同样常见。相同的商品在不同平台上展示不同的“一口价”,这些价格会成为消费者心中的锚点。艺术品拍卖中的“估价”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锚点,它会显著影响首次报价。
然而,锚定效应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明显随机的锚点与可能具有信息价值的锚点一样有效。就像最初的转盘实验一样,完全随机的数字产生的44%的锚定指数,这在可能被视为提示的锚点效应范围内。
在司法领域,锚定效应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是平均执业经验超过15年的资深法官,在量刑时也会受到随机数字的影响。当法官在判决前掷骰子(骰子被设计为只能显示3或9),然后被问及是否会判处比骰子点数更多或更少的月数时,掷出9点的法官平均判处了8个月监禁,而掷出3点的法官平均判处了5个月,锚定指数高达50%。
虽然锚定效应几乎无处不在,但我们仍然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减少其负面影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反向思考",即有意识地寻找与锚点相反的证据和信息。

心理学家建议,当面临重要决策时,应该主动将注意力转向与锚点不一致的信息。比如在房价评估时,不要只关注挂牌价格,而应该主动搜集该区域的历史成交数据、租金收益率、未来发展规划等多元化信息。这种做法能够激活更加均衡的记忆网络,减少单一锚点的影响。
另一个有效策略是设立多个参考点。2023年某投资机构在评估科技股价值时,不再单纯依赖分析师的目标价格,而是同时参考该公司的历史估值、行业平均水平、国际同类企业估值等多个维度,从而避免被单一锚点所误导。
在谈判情境中,如果对方提出了明显不合理的开价,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立即给出同样极端的还价,而是暂时中断谈判,明确表达这个价格的不可接受性。这种做法能够有效阻断锚定效应的形成,为后续的理性谈判创造条件。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锚定效应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设定损害赔偿上限时需要格外谨慎,因为这个上限可能会成为法官判决的锚点,不仅限制了过高的赔偿,也可能推高了原本应该更低的赔偿金额。这种意外后果提醒我们,政策设计需要充分考虑人类认知特点的影响。
锚定效应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决策过程中直觉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复杂互动关系。表面上看,最终的判断和决策都是由理性思维做出的,但这个系统所依赖的信息检索过程却是由直觉思维自动完成的。锚点通过影响信息的可及性,间接地影响了理性思维的决策质量。
更重要的是,理性思维对这种影响毫无察觉,也无法有效控制。即使是那些接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丰富经验的决策者,也同样容易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并且往往对此缺乏自觉。这一发现对于个人决策和组织管理都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通过深入理解锚定效应的机制和影响,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认知局限,也能够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这种认知自觉性的培养,正是现代人在信息时代必须具备的重要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