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力资本发展的框架中,健康与教育同样重要,它们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更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福祉的产出指标。近年来,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再次凸显了健康系统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中国的抗疫实践到各国应对疫情的不同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的健康政策选择和卫生体系建设,对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卫生保健领域的表现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特征。一些国家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下就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健康指标改善,而另一些国家尽管拥有更多经济资源,却在健康发展方面表现平平。
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22年的78.2岁,这一成就在世界发展史上堪称奇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人均GDP仅为中等收入水平时,就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相近的健康指标。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建立的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以及在预防保健、传染病防控等方面的系统性投入。
斯里兰卡也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尽管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但该国通过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20世纪就实现了较高的预期寿命。类似地,印度喀拉拉邦虽然人均收入不高,但由于注重教育特别是女性教育,加上相对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其健康指标明显优于印度其他地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医疗仍然是医疗保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中医药发展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提供了宝贵经验。针灸、中药等传统疗法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还走向了国际舞台。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在疫情防控和患者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被证明是有效的。
然而,传统医疗的发展也面临挑战。一些传统疗法缺乏严格的科学验证,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因此,如何在保护和传承传统医学的同时,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世界卫生组织构建的综合评价体系为我们理解各国卫生体系的优劣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个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健康结果,更重视公平性和响应性,体现了现代卫生体系建设的核心理念。
从全球比较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展现出了令人鼓舞的成就。新加坡凭借其高效的医疗管理体系和强大的公共卫生能力,在全球卫生体系排名中位居前列。哥伦比亚通过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在医疗服务公平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等拉美国家也通过改革创新,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卫生体系。
中国的卫生体系建设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再到新时代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特别是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确立了“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截至2022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全国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了“大病不出县”的目标。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卫生体系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不仅有效控制了疫情传播,还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宝贵经验。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卫生资源配置方面仍然面临公平性挑战。部分国家的卫生投入过度集中在高端医疗服务上,而忽视了基本医疗服务的普及。一些国家的大型教学医院消耗了卫生部门预算的大部分资源,但这些资源主要服务于城市富裕人群,而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基本医疗需求却得不到充分满足。
巴西和秘鲁的情况就比较典型。在这些国家,医疗费用主要由个人承担,贫困家庭往往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医疗支出,这不仅加重了贫困负担,还可能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
公共卫生措施在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改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治疗性医疗服务相比,预防性公共卫生干预往往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比,能够以相对较少的投入获得显著的健康收益。
中国在疫苗接种和传染病防控方面的经验就是很好的例证。通过实施国家免疫规划,中国已经消除了脊髓灰质炎,麻疹、百白破等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21年中国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90%以上,这为保护儿童健康、减少疾病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应对能力差异更是显而易见。中国快速建立起联防联控机制,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集中隔离等综合防控措施,有效阻断了病毒传播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国家在疫情初期措手不及,付出了巨大的健康和经济代价。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中国通过加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构建起了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截至2022年底,中国共有乡镇卫生院3.5万个,村卫生室59.9万个,基本实现了每个乡镇都有卫生院、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的目标。这些基层机构不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还承担着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包括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妇幼保健、慢性病管理等。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卫生人力资源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经过公共投资培养的医务人员往往选择在城市的大医院工作,或者移民到发达国家,这种“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削弱了基层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力。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一些国家采取了创新性的政策措施。中国通过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项目,为中西部地区乡镇卫生院培养了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医疗人才。同时,通过建立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制度、推进医生多点执业等措施,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健康状况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贫困导致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恶劣、医疗服务缺乏,从而影响健康状况;另一方面,疾病和残疾会降低劳动能力,增加医疗支出,进而加剧贫困程度。这种恶性循环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球约有1亿人因为医疗费用支出而陷入极端贫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医疗费用占家庭支出的比重高达10%以上,远超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当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时,往往需要举债看病,甚至变卖财产,导致整个家庭陷入贫困。
扶贫开发、就业促进、教育投入、社会保障
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健康教育、疾病预防
技能培训、就业支持、康复服务、残疾保障
医疗保险、费用减免、救助制度、分级诊疗
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将健康扶贫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形成了“三个一批”的健康扶贫路径: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
通过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中国有效防止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2020年,全国贫困人口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控制在10%左右,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40%的上限。这一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妇女和儿童健康在打破贫困代际传递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健康的母亲更能够抚养健康的孩子,而健康的儿童更有可能接受良好教育,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水平。
中国实施的妇幼健康促进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5.7/10万,婴儿死亡率降至4.9‰,这两项指标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同时,通过实施农村妇女“两癌”检查、免费叶酸补服等项目,进一步改善了妇女儿童健康状况。

卫生保健领域存在显著的市场失灵问题,这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卫生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首先,健康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个人的健康状况会影响他人和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特别是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其次,健康服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患者往往缺乏专业知识来判断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必要性。再次,健康投资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私人部门往往投资不足。
新冠疫情再次凸显了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不可替代作用。中国政府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统筹调配全国医疗资源,在短时间内建成火神山、雷神山等专门医院,组织4万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
世界卫生组织将“卫生系统治理”定义为“政府对民众健康福祉的谨慎和负责任的管理”,强调这是良好治理的本质体现。政府在卫生体系中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治理框架。
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引导患者合理就医,缓解了大医院“看病难”问题;通过推进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了“以药养医”机制;通过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
政府卫生投入的重点应该放在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领域,以及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环节。预防保健、基本医疗服务、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应该成为政府投入的重点。
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卫生投入力度,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提高。同时,注重投入结构的优化,重点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保障等领域倾斜。这种投入模式既保证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又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健康问题具有全球性特征,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为世界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和100多个国家提供了抗疫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分享防控经验,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加强卫生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健康挑战。
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通过援建医院、培训医务人员、提供医疗设备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卫生能力。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相关国家的健康发展,也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两个核心要素,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促进关系。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健康意识,改善健康行为,而健康的身体则是接受教育和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基础条件。
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个人和家庭的健康状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健康知识,更愿意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更有能力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教育还能够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改善营养状况和居住条件,进一步促进健康改善。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健康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健康的劳动力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能够承担更复杂的工作任务;而良好的教育则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据测算,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实现教育和健康的协调发展,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统筹考虑两者的关系。孤立地发展教育或健康事业,往往难以实现预期效果,甚至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例如,如果只是简单地扩大教育规模而不考虑就业市场的需求,可能会导致教育失业问题;如果只是增加医疗服务供给而不重视预防保健,可能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因此,需要建立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协调机制,统筹推进人力资本发展。
中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统筹推进健康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种全政府、全社会的健康治理理念,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
通过对健康、生产力与政策选择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健康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两大核心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不仅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投入要素,能够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更是关乎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产出指标。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将人力资本发展放在优先地位。
教育和健康领域存在显著的市场失灵问题,包括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特征等,这决定了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必须在人力资本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弥补市场缺陷,确保教育和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教育和健康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们与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密切相关。错误的政策导向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甚至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跨部门的政策协调机制,统筹考虑各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人力资本发展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中国在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是在实现全民教育、建立全民医保、消除绝对贫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时,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展现出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也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为教育和健康服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也对传统的服务模式提出了挑战。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拥抱技术变革,推动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总之,人力资本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建立起公平、高效、可持续的教育和健康体系,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各国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全球人力资本事业的发展,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