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群的特征与数量变化

在自然界中，任何生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无论是辽阔草原上的野马群，还是海洋中成千上万的沙丁鱼，或是高山森林中的苍鹭巢群，同种生物的个体都以集体的方式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以东北虎为例，在一片森林里，数百只东北虎不仅共同生活，还在相互竞争、繁衍后代，并通过气味标记等行为划定领地范围，这种群体性特征影响了它们的觅食、繁殖以及生存策略。同样，在长江流域，每年春天成千上万的中华鲟洄游产卵，表现出物种协同行动的生态学意义。即便是农田中的害虫，也可能因为环境适宜和食物充足而在短时间内数量激增，甚至造成大规模的虫害。

这些生活在同一区域、属于同一物种的个体集合，便构成了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种群。种群不仅仅是若干个体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动态特征的生命共同体。种群内部的成员会通过竞争、合作、遗传交流等多样的生态过程，实现物种的适应和进化。

从本内容开始，我们将把研究视角从单个个体拓展到种群水平，系统探讨种群的基本特征、结构组成、生态功能以及其数量随时间与环境条件变化的规律。通过对种群的深入理解，我们能够更好地解释自然界中生物如何适应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从而为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种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认识种群

2020年,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发现,保护区内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影像明显增多。经过系统调查,工作人员估算出该保护区内大熊猫种群数量约为150只。这里提到的"种群",指的是生活在卧龙保护区这一特定区域内的所有大熊猫个体的总和。

种群的定义可以表述为: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同种生物的全部个体形成的集合。这个定义包含了三个关键要素:一定的空间范围、同一物种、全部个体。例如,太湖中的所有银鱼构成一个种群,而长江中的银鱼则构成另一个种群;同一片森林中的松树是一个种群,而杨树则是另一个种群。

种群密度

在研究种群时,生态学家首先关注的往往是种群密度。种群密度是指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中某种生物个体的数量,它是种群最基本、最核心的数量特征。

在东北地区的农业害虫有一种害虫叫亚洲飞蝗，如果某地区的蝗虫密度低于每平方米5只,农作物通常不会受到明显影响;但当密度超过每平方米20只时,就可能形成严重的虫灾,需要采取防治措施。因此,监测种群密度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种群密度反映了种群在一定时期的数量状况,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种群密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影响种群密度的直接因素

种群密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四个直接因素:出生率、死亡率、迁入率和迁出率。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关系来表达这四个因素与种群密度的关系:

每年春季,丹顶鹤从南方越冬地迁徙到黑龙江扎龙湿地繁殖。迁入使得扎龙湿地的丹顶鹤种群密度急剧上升;随后的繁殖期,出生率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种群密度;到了秋季,成年丹顶鹤带着幼鸟向南迁徙,迁出率增加导致当地种群密度下降。这个过程生动地展示了四个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种群密度的变化。

种群的年龄组成与性别比例

除了种群密度及其变化因素,种群还具有其他重要特征,其中年龄组成和性别比例对预测种群数量的未来变化趋势具有重要价值。

年龄组成是指种群中各年龄期个体的比例。根据个体的生理状态和繁殖能力,通常将种群分为三个年龄组:幼年期(尚未达到性成熟)、育龄期(具有繁殖能力)和老年期(已失去繁殖能力)。不同的年龄组成类型预示着种群未来的不同发展趋势。

例如，中国野生东北虎种群，20世纪中期,由于栖息地破坏和过度捕猎,东北虎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种群呈现明显的衰退型年龄组成。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和保护力度的加强,幼年个体比例逐渐上升,种群年龄组成向增长型转变,这表明东北虎种群正在走向恢复。

性别比例是指种群中雌雄个体数量的比例。对于许多动物而言,合理的性别比例是维持种群繁衍的重要条件。如果性别比例失衡,即使种群密度较高,也可能影响种群的繁殖效率。例如,中华鲟的人工繁殖项目中,科研人员需要确保亲鱼性别比例适当,通常雌雄比例在1:1到1:2之间,才能保证较高的受精率和孵化率。

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

了解种群密度是研究种群的基础工作。然而,自然界的生物种类繁多,生活习性各异,如何准确估算不同生物的种群密度呢?生态学家根据不同生物的特点,发展出了多种调查方法。

样方法——适用于植物和活动能力弱的动物

在内蒙古草原上,生态学家需要调查某片草地上羊草的种群密度。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在调查区域内随机选取若干个面积为1平方米的样方,统计每个样方内羊草的株数,然后计算平均值,以此估算整片草地的羊草密度。这种方法就是样方法。

样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在被调查的区域内,随机选取若干个样方,通过计算每个样方内的个体数量,求出平均值,再乘以总面积与样方面积的比值,从而估算出总体数量。其计算公式为:

种群密度 = 样方内平均个体数 / 样方面积

样方法不仅适用于植物种群密度的调查,也适用于活动能力弱或活动范围小的动物,例如跳蝻(蝗虫的幼虫)、蜗牛、蚯蚓等。

在实际应用中,样方法的准确性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样方的选取必须遵循随机原则,避免人为选择性造成的偏差。例如,调查草地植物时,不能只选择植物茂盛的区域作为样方,而应该在整个调查区域内随机布点。样方的大小和数量也很重要:样方太小可能无法代表整体情况,样方数量太少会导致误差增大。根据经验,一般需要设置10个以上的样方,才能获得相对可靠的结果。

标志重捕法——适用于活动能力强的动物

对于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的动物,例如鱼类、鸟类、哺乳动物等,样方法显然不适用。这时,生态学家常常采用标志重捕法。

以调查某湖泊中鲫鱼的种群密度为例。科研人员首先捕获一批鲫鱼(设为M条),在这些鱼身上做上标记(例如剪去背鳍的一小部分或佩戴标签),然后将它们放回湖中。经过一段时间,让这些被标记的鱼充分混入整个种群后,再随机捕获一批鱼(设为N条),统计其中带有标记的个体数量(设为m条)。

标志重捕法的计算原理基于一个假设:第二次捕获的样本中,标记个体所占的比例应该等于整个种群中标记个体所占的比例。因此可以建立等式:

种群总数量(X) : 第一次标记的数量(M) = 第二次捕获的数量(N) : 第二次捕获中被标记的数量(m)

由此可以推导出:X = (M × N) / m

2018年,科研人员在鄱阳湖开展长江江豚种群调查。他们首次捕获并标记了50头江豚(M=50),随后释放。两周后的第二次调查中,共观察到60头江豚(N=60),其中有标记的江豚为5头(m=5)。根据公式计算:江豚种群数量 = (50 × 60) / 5 = 600头。这一数据为制定江豚保护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标志重捕法的应用需要满足几个前提条件:标记不影响动物的正常生存和活动;标记不易脱落或丢失;调查期间种群数量相对稳定,没有大量出生、死亡、迁入或迁出;标记个体在种群中充分混合。只有满足这些条件,估算结果才会比较准确。

调查方法的选择

不同的生物具有不同的生活特性,需要采用相应的调查方法。选择合适的方法是准确估算种群密度的前提。

种群数量的变化规律

种群密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理解种群数量变化的规律,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农业害虫防治等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J”型增长——理想条件下的种群增长

假如几只果蝇被引入一个实验室培养瓶中,培养瓶里有充足的食物,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没有天敌,也没有疾病。在这样理想的环境条件下,果蝇会如何繁殖呢?

由于果蝇的繁殖能力很强,每只雌蝇每次可产卵数百粒,从卵到成虫只需要约10天。在理想条件下,果蝇种群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第一代产生的后代继续繁殖,第二代、第三代......种群数量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如果我们以时间为横轴,种群数量为纵轴绘制曲线,会得到一条“J”形曲线。

“J”型增长曲线的特点是:种群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增长速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快,理论上可以无限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也被称为指数增长。

然而,在自然界中,真正的"J"型增长是非常罕见的。它通常只能在以下几种情况下短期出现:一是当一个物种进入新的、资源丰富且缺少竞争者和天敌的环境时;二是在某些季节性暴发的生物(如蝗虫)数量激增的初期;三是在实验室的人工培养条件下。

20世纪30年代,欧洲兔被引入澳大利亚。由于澳大利亚草原辽阔,食物丰富,且缺少兔子的天敌,兔子种群在最初几年内接近"J"型增长,数量迅速增加到数亿只,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草场生态系统。这个案例既说明了"J"型增长的可能性,也揭示了其不可持续性——兔子数量的暴增最终导致了草场退化,食物短缺,种群数量又急剧下降。

“S”型增长——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种群增长

自然界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一片森林能提供的食物有限,一个湖泊的空间有限,一块农田的养分有限。当种群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资源的限制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让我们继续观察培养瓶中的果蝇。在最初阶段,由于数量少、资源充足,种群呈“J”型增长;但随着数量增多,食物逐渐被消耗,代谢废物不断积累,空间变得拥挤,种群增长速率开始放缓;当数量增加到一定水平后,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种群数量趋于稳定,不再增长。此时绘制的曲线呈“S”形,这就是“S”型增长曲线。

“S”型增长曲线可以划分为几个明显的阶段。初期是增长缓慢期,种群数量较少,增长速率较慢;中期是快速增长期,此时资源相对充足,种群增长加快,曲线最陡;后期是增长减慢期,随着资源消耗和环境阻力增大,增长速率下降;最终进入稳定期,种群数量在一定水平上波动,基本保持稳定。

环境容纳量(K值)

在“S”型增长曲线中,种群数量趋于稳定时的数值被称为环境容纳量,用字母K表示。环境容纳量是指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一定空间中所能维持的某种生物的最大数量。

环境容纳量不是一个固定值,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当环境条件改善时(如食物增加、栖息地扩大),K值会上升;反之,当环境条件恶化时,K值会下降。

在长江流域中，水质良好、饵料丰富、适宜产卵的河段广泛分布,中华鲟的环境容纳量较大,种群数量可达数万尾。但随着水利工程建设、水质污染、过度捕捞等因素的影响,中华鲟的栖息环境严重退化,环境容纳量大幅下降。目前,野生中华鲟种群数量已不足千尾,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这个案例警示我们,保护环境、提高环境容纳量是物种保护的根本之策。

种群数量的波动与下降

在自然界中,很少有种群能够始终维持在K值附近。更常见的情况是种群数量在K值上下波动,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出现持续下降。

种群数量的波动是正常现象。例如,田鼠种群的数量通常呈现周期性波动:丰年时,农作物产量高,田鼠食物充足,种群数量上升;随着田鼠数量增加,其天敌(如猫头鹰、黄鼬)的数量也随之增加,田鼠被捕食的几率提高,种群数量开始下降;田鼠减少后,天敌因食物不足而数量下降,田鼠的生存压力减小,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这种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双方种群数量都呈现周期性波动。

然而,如果种群长期处于不利条件下,或者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种群数量可能出现持续下降,甚至走向灭绝。白鱀豚的命运就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由于长江航运繁忙、水体污染、食物匮乏、误捕误杀等多重因素,白鱀豚种群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约6000头下降到80年代的数百头,再到21世纪初的零星目击,最终在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这个悲剧提醒我们,一旦种群数量下降到临界值以下,恢复将极其困难。

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

种群数量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了解这些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预测种群动态、制定保护或控制策略都至关重要。

食物和空间

食物和空间是影响种群数量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充足的食物供应和足够的生存空间是种群增长的基础条件。

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是竹子。研究发现,竹子的分布范围和产量直接决定了大熊猫的种群密度。在箭竹丰富的区域,每平方公里可以承载0.08至0.12只大熊猫;而在竹子稀疏的地区,这个数字会降至0.02至0.04只。更为严峻的是,竹子存在周期性开花死亡的现象。1970年代和1980年代,岷山山系的竹子大面积开花枯死,导致大熊猫食物短缺,当时约有138只大熊猫因饥饿而死亡,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个案例深刻说明了食物资源对种群数量的决定性影响。

空间资源同样重要。许多动物具有领域行为,需要一定范围的活动空间。例如,成年东北虎的领地面积可达数百平方公里,一只雄虎的领地范围通常为400-900平方公里。如果栖息地面积不足或破碎化严重,即使食物充足,能够容纳的老虎数量也会受到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建立面积足够大的自然保护区对大型食肉动物保护如此重要的原因。

气候条件

气候条件包括温度、降水、光照等因素,它们通过影响生物的生理代谢和繁殖活动来影响种群数量。

例如，蝗虫的繁殖和发育对温度和湿度都有严格要求。当夏季气温高、降水少、土壤干燥时,非常有利于蝗虫卵的孵化和幼虫的发育,蝗虫种群数量会快速增长,可能形成蝗灾。相反,如果繁殖季节雨水充沛,土壤湿度大,会导致蝗虫卵大量霉变死亡,抑制种群增长。历史记载显示,中国北方地区的蝗灾往往发生在干旱年份,这正是气候条件影响种群数量的典型例证。

气候变化对候鸟的种群数量也有显著影响。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一些候鸟的迁徙时间和路线发生了改变。如果迁徙时间与食物资源的丰富期不匹配,会影响候鸟的繁殖成功率,进而影响种群数量。2021年,鄱阳湖流域遭遇严重干旱,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越冬水鸟的栖息地和食物资源减少,当年在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明显少于往年。

传染病和天敌

传染病能够在短时间内导致种群数量大幅下降,尤其是当种群密度较高时,疾病传播速度会加快。

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为了控制泛滥成灾的兔子,引入了一种对兔子具有高致死率的病毒——粘液瘤病毒。该病毒在兔子种群中迅速传播,导致兔子数量在短期内下降了约90%。这个案例展示了传染病对种群数量的巨大影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兔子种群中对病毒有抵抗力的个体逐渐增多,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说明生物种群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

天敌对猎物种群数量的调节作用更为持久和稳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会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关系。加拿大北部森林中的猞猁和雪兔就是一个经典例子。雪兔数量增加时,为猞猁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猞猁种群随之增长;猞猁增多后,捕食压力增大,雪兔数量下降;雪兔减少导致猞猁食物不足,猞猁数量也随之下降;猞猁减少后,雪兔的捕食压力减轻,数量又开始回升。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得两个种群的数量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维持着动态平衡。

人类活动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影响野生生物种群数量的最主要因素。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双向的:既可能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也可能通过保护措施促进种群恢复。

过度捕捞对海洋鱼类资源的破坏是人类活动负面影响的典型例子。渤海湾曾经是带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的重要产区。然而,由于长期过度捕捞和违规使用小网眼渔具,这些鱼类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种群数量大幅下降,个体小型化趋势明显。20世纪70年代,渤海湾年均捕获带鱼数千吨,而到了21世纪初,带鱼已经几乎绝迹。这种对种群数量的破坏性影响,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

栖息地破坏是另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随着城市扩张和农业开发,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破碎化程度不断加剧。例如,长江江豚的栖息环境因为航运、采砂、污染等人类活动而持续恶化,种群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2700头下降到2017年的约1012头,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然而,人类活动也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政府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生态保护措施,显著改善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以大熊猫为例,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展人工繁育、打击盗猎等综合保护措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100只增加到2015年的1864只,保护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重大成就。

麋鹿的保护和复壮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成功案例。麋鹿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在19世纪末已在中国野外灭绝。1985年,中国从英国重新引进39头麋鹿,在江苏大丰建立了麋鹿自然保护区。通过科学管理和精心保护,麋鹿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全国麋鹿总数已超过8000头,其中野生种群约1000头。麋鹿从野外灭绝到种群重建,展示了科学保护措施对恢复种群数量的巨大作用。

种群数量变化的实际应用

理解种群数量变化的规律,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农业生产、野生动物保护、资源管理等领域,种群生态学的原理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有害生物的防治

农业害虫的防治是种群生态学原理最直接的应用之一。传统的化学防治方法虽然见效快,但存在环境污染、害虫产生抗药性、杀伤天敌等诸多弊端。基于种群生态学原理的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策略,为害虫管理提供了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在新疆棉区,棉铃虫曾是危害棉花生产的主要害虫。科研人员通过研究棉铃虫的种群动态,发现其种群数量变化与气温、降水、天敌数量等因素密切相关。基于这些认识,制定了综合防治策略:在棉铃虫种群处于增长初期(数量尚未达到经济阈值)时,通过释放赤眼蜂等天敌,利用生物防治控制其种群增长;在种群数量接近"S"型曲线快速增长期之前,及时采取措施,将种群密度控制在较低水平,避免形成虫灾。这种方法既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又取得了良好的防治效果。

理解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对害虫防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种群数量处于增长初期时采取防治措施,可以用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好的效果;而如果等到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才开始防治,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可能已经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对于濒危野生动物,了解其种群数量及变化趋势是制定保护策略的基础。根据种群生态学原理,当种群数量低于某个临界值时,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会降低,近亲繁殖的概率增加,抵御环境变化的能力减弱,最终可能导致种群走向衰退甚至灭绝。这个临界值被称为“最小可存活种群”。

大熊猫的保护充分体现了种群生态学原理的应用。通过种群调查,科学家发现大熊猫野外种群被分割成33个局域种群,其中22个局域种群的数量少于30只,处于高度濒危状态。这些小种群面临着遗传多样性丧失和近亲繁殖的风险。基于这一认识,保护策略的重点放在了栖息地廊道建设上,通过连接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促进不同局域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提高整体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生存能力。同时,通过提高环境容纳量(保护和恢复竹林、减少人为干扰),为大熊猫种群增长创造条件。

朱鹮的保护和复壮是另一个成功典范。1981年,中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了世界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种群数量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科研人员和保护工作者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朱鹮的觅食地和营巢地;开展人工繁育,建立种源基地;进行野化训练和放归,扩大野外种群;监测种群动态,及时调整保护策略。经过40多年的努力,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7000只,从极度濒危物种恢复为濒危物种,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

渔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在捕捞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种群生态学的“S”型增长曲线和环境容纳量(K值)概念为渔业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S”型增长曲线,当种群数量处于K/2(环境容纳量的一半)附近时,种群的增长速率最大,此时的产量称为“最大持续产量”。如果捕捞强度适当,使种群数量维持在K/2附近,既可以获得较高的渔获量,又能保证种群的持续繁衍。如果捕捞过度,使种群数量降到K/2以下太多,种群的增长速率会下降,长期产量反而减少;更严重的是,如果种群数量降到最小可存活种群以下,可能导致种群崩溃,资源枯竭。

中国在长江流域实施的“十年禁渔”政策,正是基于种群生态学原理做出的重大决策。由于长期过度捕捞,长江鱼类资源严重衰退,许多经济鱼类的种群数量已经降到了极低水平。通过全面禁渔,让鱼类种群休养生息,经过多个世代的繁衍,种群数量有望逐步恢复。这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因为鱼类从幼鱼成长到性成熟需要数年时间,种群要恢复到可以支持适度捕捞的水平,需要经历多个繁殖周期。

人口增长的调控

人类自身也是一个种群,人口数量的变化同样遵循种群生态学的基本规律。理解这些规律,对于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迅速,当时全国人口约8亿,并且呈现明显的增长型年龄组成,如果不加控制,人口数量将呈“J”型快速增长。然而,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人口增长超过环境容纳量,将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活水平下降。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21世纪,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年龄组成呈现向衰退型转变的趋势。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国家适时调整了人口政策,从“单独二胎”到“全面二胎”,再到“三胎政策”,旨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体现了人口政策根据种群动态变化而灵活调整的科学性。

小结

我们从种群的概念出发,系统学习了种群的基本特征和数量变化规律。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它受到出生率、死亡率、迁入率和迁出率四个因素的直接影响。年龄组成和性别比例是预测种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

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因生物类型而异:植物和活动能力弱的动物适用样方法,活动能力强的动物则常用标志重捕法。掌握这些方法对于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都非常重要。

种群数量的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在理想条件下,种群呈“J”型增长;在资源有限的实际环境中,种群数量增长遵循“S”型曲线,最终趋于稳定在环境容纳量(K值)附近。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包括食物、空间、气候、传染病、天敌以及人类活动等。

种群生态学的原理在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物保护、渔业资源管理、人口增长调控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理解种群数量的变化规律,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节练习

第一题：下列关于种群密度的叙述,正确的是

A. 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中的个体数量不会发生变化

B. 调查某地区东北虎的种群密度可以采用样方法

C. 出生率和迁入率会使种群密度增加,死亡率和迁出率会使种群密度减小

D. 种群密度越大,种群数量就越多

第二题：某研究小组调查一片草地中某种植物的种群密度,在1公顷的草地上随机选取10个样方(每个样方面积为1平方米),统计每个样方内该植物的数量,结果如下:12、15、10、13、14、11、16、13、12、14株。该植物在这片草地上的种群密度最接近

A. 13株/平方米

B. 130株/公顷

C. 1300株/平方米

D. 13000株/公顷

第三题：下列关于种群数量变化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 “J”型增长曲线表示种群在理想条件下的增长模式,自然界中很少出现

B. “S”型增长曲线反映了资源有限条件下种群数量的变化规律

C. 环境容纳量(K值)是固定不变的,不受环境条件影响

D. 当种群数量达到环境容纳量时,种群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基本相等

第四题：为调查某湖泊中某种鱼的种群数量,第一次捕获200条,全部做上标记后放回。一段时间后第二次捕获250条,其中有标记的50条。假设标记不影响鱼的存活和再次被捕获的概率,估算该湖泊中这种鱼的数量约为

A. 500条

B. 1000条

C. 2000条

D. 2500条

第五题：下列关于种群特征及其应用的叙述,正确的是

A. 年龄组成为增长型的种群,其数量一定会持续增加

B. 有害生物防治应该在其种群数量达到环境容纳量时采取措施,效果最好

C. 要保护濒危动物,最有效的措施是将其全部迁入动物园进行人工繁育

D. 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应使捕捞后种群数量维持在环境容纳量一半左右

第六题：科研人员对某自然保护区内一种草食性哺乳动物(甲)和一种肉食性哺乳动物(乙)的种群数量进行了连续10年的监测,结果如下表:

请回答:

(1) 甲种群和乙种群的数量变化呈现什么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2) 如果要调查甲种群的密度,应该采用什么方法?简述该方法的基本步骤。

(3) 从表中数据来看,这两个种群的数量变化属于“J”型增长还是“S”型增长?为什么?

(3) 判断:这两个种群的数量变化既不属于典型的“J”型增长,也不属于典型的“S”型增长,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周期性波动。

理由: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两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持续快速增长(不符合“J”型增长特征),也没有经历从缓慢增长到快速增长再到稳定的过程(不符合“S”型增长特征)。相反,它们的数量在10年间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模式。这种波动是种群数量达到或接近环境容纳量后,在K值上下波动的正常现象,是自然界中更常见的种群数量变化模式。这种波动主要受捕食关系、食物资源、栖息地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