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肺炎双球菌看起来小得几乎没有“性格”:它既不会说话,也没有复杂的器官。可同样是这种细菌,有的能在小鼠体内造成肺炎,有的却不能。更奇怪的是,把一种已经被杀死的细菌和另一种活细菌混在一起,活细菌竟会获得原先没有的性状,而且这种改变还能传给后代。
像是有一份看不见的说明书,从一个细胞交到了另一个细胞手里。谁在保存这份说明书?又是谁让后代仍然“照着它做”?本章不急着背结论,而是沿着科学家做过的实验,一步一步找到答案:绝大多数生物的遗传物质是 DNA;DNA 上碱基的排列顺序储存着遗传信息。

亲代的性状能在子代身上延续,说明细胞里必定有一种物质能保存遗传信息。它至少要做到三件事:信息不能轻易丢失;细胞增殖或个体繁殖时,信息能被准确地复制;信息还要能传给子代,并在适当条件下表现为性状。
孟德尔用豌豆实验提出了“遗传因子”的设想,后来人们又发现基因位于染色体上。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染色体主要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究竟哪一种才是遗传物质?蛋白质种类多、结构复杂,曾一度是热门候选;DNA 的结构看似较简单,却同样不能被排除。要在两者之间作出判断,不能凭“看起来更复杂”,而要让它们分别接受实验检验。
“基因在染色体上”不等于“蛋白质就是遗传物质”。染色体是 DNA 的主要载体,也含有蛋白质;要判断遗传物质的本质,必须追问:哪一种物质能把遗传信息传递下去,并使相应性状稳定出现?
肺炎双球菌有两种常用类型。S 型菌表面有荚膜,菌落光滑,能使小鼠患病;R 型菌没有荚膜,菌落粗糙,通常不能使小鼠患病。格里菲思的四组实验像四次排查:先分别观察活 S 型菌、活 R 型菌和加热杀死的 S 型菌;最后再把“加热杀死的 S 型菌”和“活 R 型菌”混合。
前面三组都不难理解:活 S 型菌使小鼠死亡;活 R 型菌不使小鼠死亡;加热杀死的 S 型菌也不使小鼠死亡。真正让人停下来的,是第四组——小鼠死亡,而且能从小鼠体内分离到活的 S 型菌。已经死亡的 S 型菌不可能重新繁殖,那么活 R 型菌显然获得了某种可遗传的改变。

格里菲思把这种现象称为转化:一种类型的细菌在某种物质的作用下,转变成了另一种类型。请注意他的结论边界:实验说明加热杀死的 S 型菌中存在“转化因子”,能使 R 型菌转化为 S 型菌;它还没有直接说明转化因子就是 DNA。科学推理最可贵的地方,恰恰是结论只走到证据允许它走到的地方。
把“混合后小鼠死亡”直接说成“DNA 使小鼠死亡”,跳得太远。更可靠的推理链应当这样搭建:
先确认活 S 型菌、有荚膜且有毒性;活 R 型菌、无荚膜且无毒性。这样,实验中的性状差异有了清楚的参照。
再确认加热杀死的 S 型菌本身不能致病。这样可以排除“原来的 S 型菌复活并繁殖”这一解释。
将加热杀死的 S 型菌与活 R 型菌混合后,小鼠死亡,并分离出活 S 型菌。这说明活 R 型菌获得了形成荚膜、表现为 S 型的可遗传变化。
因此只能暂时把未知物质命名为“转化因子”。下一步任务是把细菌中的不同成分逐一分开检验,找出这个因子究竟是谁。
格里菲思实验的关键证据是“分离出活 S 型菌”。如果只看到小鼠死亡而没有检查小鼠体内的细菌类型,就无法有力说明 R 型菌已经发生了可遗传的转化。
格里菲思留下的难题是:S 型菌中既有 DNA,也有蛋白质、RNA 等多种物质。艾弗里等人从 S 型菌中提取出各类成分,用不同的酶有针对性地处理,再观察 R 型菌还能不能转化为 S 型菌。这个设计的锋利之处在于:每次尽量只去除一种候选物质,其他条件保持相同。
结果很清楚:用蛋白酶处理后,转化仍能发生;用 RNA 酶处理后,转化仍能发生;只有用 DNA 酶处理、破坏 DNA 后,R 型菌不再转化为 S 型菌。被破坏的物质一旦缺席,转化现象就消失,DNA 因而成为最关键的解释。

艾弗里实验的结论是:DNA 才是使 R 型菌发生稳定转化的物质;由此可知,DNA 是肺炎双球菌的遗传物质。这不是“哪个成分最多就选哪个”,而是对照实验给出的因果判断:当 DNA 完好时可以发生转化;当 DNA 被特异性破坏时,转化不能发生。
题目:有人说“蛋白酶处理后仍能发生转化,所以蛋白质不是遗传物质”。这句话的实验逻辑是什么?
T2 噬菌体的结构很简单:外面是蛋白质外壳,里面是 DNA。它侵染大肠杆菌后,细菌会合成许多新的噬菌体。也就是说,如果能追踪“哪一种成分进入细菌并出现在后代噬菌体中”,就能再次检验遗传物质的身份。
研究者巧妙地给两种候选物贴上不同的“示踪标签”。DNA 含有磷而不含硫,于是用放射性同位素 32P 标记 DNA;T2 噬菌体的蛋白质外壳含有硫而 DNA 不含硫,于是用 35S 标记蛋白质外壳。这里的标记不是为了让物质改变功能,而是为了让它在仪器中“留下踪迹”。

实验分成两组进行。带 35S 的噬菌体侵染细菌后,经过搅拌,蛋白质外壳被从细菌表面甩开;离心后,放射性主要在上清液中。带 32P 的噬菌体侵染细菌后,离心后放射性主要在沉淀物中。沉淀物是较重的细菌,说明进入细菌并指导子代噬菌体形成的是 DNA,而不是蛋白质外壳。
两类实验证据相互照应:肺炎双球菌实验从“转化是否发生”判断 DNA 的作用;噬菌体实验从“哪种成分进入细胞并指导子代噬菌体形成”判断 DNA 的作用。它们共同支持 DNA 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对绝大多数生物来说,DNA 是遗传物质;有些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RNA。因而在高中生物的准确表述中,常说 DNA 是主要的遗传物质,而不是不加条件地说“所有生物的遗传物质都是 DNA”。
题目:在赫尔希和蔡斯实验中,如果检测到 35S 主要分布在上清液中、32P 主要分布在沉淀物中,分别说明了什么?
DNA 的中文全称是脱氧核糖核酸。组成 DNA 的基本单位是脱氧核苷酸。每个脱氧核苷酸都由三部分组成:一分子磷酸、一分子脱氧核糖和一分子含氮碱基。DNA 中的碱基有四种:腺嘌呤(A)、胸腺嘧啶(T)、鸟嘌呤(G)和胞嘧啶(C)。
别把“碱基有四种”误读成“DNA 只有四种信息”。它就像只用有限的字母也能写出无数不同的句子:真正决定遗传信息的是脱氧核苷酸的排列顺序。不同 DNA 分子中碱基的数量和排列顺序可以不同,因此能够储存丰富多样的遗传信息。

DNA 通常由两条反向平行的脱氧核苷酸长链盘旋而成双螺旋。可以把它想成一架旋转的梯子:两侧的“扶手”由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连接,构成基本骨架;中间的“梯级”是成对的碱基。碱基配对不是随意的,A 总是与 T 配对,C 总是与 G 配对,这叫作碱基互补配对原则。A 与 T 之间形成两个氢键,C 与 G 之间形成三个氢键。

双螺旋结构有三层值得反复体会的意义。第一,脱氧核糖—磷酸骨架和碱基互补配对使 DNA 的结构较稳定,信息不容易散失;第二,四种碱基的排列顺序不同,使 DNA 具有多样性和特异性;第三,两条链互补配对,为后面学习 DNA 复制时“以一条链作模板形成另一条链”提供了结构基础。
在双链 DNA 分子整体中,由于 A 与 T 配对、C 与 G 配对,A 的数量等于 T 的数量,C 的数量等于 G 的数量;嘌呤(A、G)总数等于嘧啶(T、C)总数。这个结论不能不加条件地套到某一条单链上。
题目:某双链 DNA 分子中,A 占全部碱基的 30%。求 T、C、G 分别占多少。
题目给的是“双链 DNA 分子中全部碱基”的比例,因此可以使用 A=T、C=G 的整体关系。
A 为 30%,所以 T 也为 30%。此时 A 与 T 合计为 60%。
剩余的 40% 由 C 和 G 平分,因此 C 为 20%,G 也为 20%。
碱基比例计算先看对象:若题目给的是双链 DNA 整体,可直接用 A=T、C=G;若只给一条单链的比例,不能把同一条链内的 A 和 T 直接画等号,而要利用它与互补链之间的对应关系。
DNA 很长,却不是每一段都负责同一件事。高中生物中,基因通常是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性状开关”,而是一段带有特定遗传信息的 DNA 序列。多数生物的基因位于 DNA 分子上;有些病毒的基因在 RNA 分子上。

在真核细胞中,DNA 与蛋白质结合形成染色体,染色体上的 DNA 分子包含许多基因。基因与性状之间也不是“一个基因直接变出一个颜色”那样的魔法关系:基因中的遗传信息能够通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发挥作用;蛋白质可以是结构成分,也可以是酶,由此影响生物体的结构和生命活动,进而表现为性状。

以豌豆花色为例,可以把推理写成一条链:某基因携带的信息影响相关蛋白质(如参与色素形成的酶)的合成;蛋白质能否正常发挥作用影响色素的形成;色素多少最终表现为花的颜色。这样就不会把“基因”“蛋白质”“性状”混成一个概念。下一章我们将进一步追问:DNA 上的碱基序列,究竟怎样被细胞读出并指导蛋白质合成?
记住两个层次:DNA 是主要的遗传物质,负责储存遗传信息;基因是 DNA 上有遗传效应的片段。不能把“一个 DNA 分子”与“一个基因”简单画等号,也不能把“一个基因”直接等同于“一个性状”。
科学家先在肺炎双球菌实验中发现转化现象,随后用酶处理的对照实验把转化因子锁定为 DNA,再用噬菌体同位素标记实验进一步支持 DNA 能进入细菌并指导子代噬菌体形成。证据链因此指向同一个结论:DNA 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DNA 由四种脱氧核苷酸组成,通常形成两条反向平行、碱基互补配对的双螺旋长链。稳定的骨架和互补配对让信息便于保存,碱基的多样排列让信息足够丰富。基因通常是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它通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影响性状。带着这条“DNA—遗传信息—蛋白质—性状”的线索,我们就能自然走向下一章:遗传信息如何复制,又如何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