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文丞相
作者 虞集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
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
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
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创作背景
写这首诗的时候，虞集回望的，是一段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南下，摧枯拉朽。祥兴二年（1279年），崖山一战，宋军全线溃败，陆秀夫抱着幼帝赵昺蹈海，十万军民随之殉国，南宋就此画上句点。而在这之前四年，文天祥已于广东海丰兵败被俘，被押送至大都。
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吉州庐陵人，曾官至右丞相，是那个年代站出来说“还可以打”的最后几个人之一。被俘之后，元朝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一概拒绝。在大都狱中，他写下了“过零丁洋”“正气歌”等诗文，以文字代刀，与命运对峙。至元十九年（1283年），他在大都从容就义，年仅四十七岁。
写这首挽诗的虞集（1272—1348），是元朝一位以诗文名世的汉族官员，号称元代文坛领袖之一。他出生于南宋覆亡前夕，文天祥就义时他约十一岁，恰好是懂事却又未能亲历一切的年纪，那段历史是他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背景。多年以后，他把心里积压的那份沉重写成这首诗，留给后人一个关于忠义的注解。
挽诗是古代用于悼念亡者的一种诗歌体裁，讲究以情入史、以典托哀。虞集这首诗典故密集，每一联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把文天祥一生的处境与精神，用极度凝练的语言压进了短短八句，是历代挽诗中被后人反复引用的名篇之一。
字词注释
金戈 长柄武器的一种，古代战场上常见的兵器，这里泛指刀枪兵器，代指文天祥起兵抗元、沙场征战的岁月。开篇以“金戈”起笔，带出了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
挽落晖 “落晖”是正在西沉的夕阳，象征着南宋王朝走向末路、无可挽回的最后阶段。“挽”字有拉住、留住之意，“挽落晖”便是竭力阻止这场覆灭——然而夕阳终究要落，一开篇便已奠定了悲壮而徒劳的基调。
徒 白白地、枉然。这一字是全诗中最有分量的字眼之一。它不是在否定文天祥的选择，而是在点明结局的无情——那一切气力，最终都没能改变什么。但正因为是明知徒劳而仍去做，那份“徒劳”才比任何成功更令人动容。
南冠 典出《左传·成公九年》。楚国人被俘时头戴楚式帽冠（南方样式），“南冠而执”，后世便以“南冠”代指被俘囚禁的人。这里指文天祥兵败被押往大都，身陷囹圄的处境。
北风吹 表面是自然界的北风，实则暗指来自北方的蒙古政权。“北风吹”是一种无法对抗的压迫，“南冠无奈”四字，是处境的无奈，却并非意志上的屈服，这一点须细细体会。
子房 张良，字子房，秦末汉初著名谋士。韩国被秦所灭后，张良立誓报仇，曾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以铁椎行刺秦始皇，未果。后来辅助刘邦建立汉朝，功成之后退隐。“子房本为韩仇出”，说张良起事的根源是家国之仇，用以类比文天祥誓死抗元的动因。
韩仇 秦灭韩国，张良身为韩国贵族，以灭国之恨为驱动，毕生以复仇为志。“韩仇”二字，点明了张良行事的根本动机，也让后文的类比更加清晰。
诸葛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蜀汉丞相。他清楚地知道汉室复兴已是难事，仍然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六出祁山，矢志不渝，最终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诸葛宁知汉祚移”，问的是：诸葛亮难道不知道汉朝气数已尽？他当然知道，这一问是在替文天祥作答——知道又如何，仍然要去做。
汉祚移 祚，国运、君位的传承。“汉祚移”即汉室政权气数将尽，无法挽回。诸葛亮在这样的处境下仍竭尽全力，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典型体现。
鼎湖龙去远 “鼎湖”是传说中黄帝铸鼎后飞升之地，后世以“龙御上宾”“鼎湖龙去”代指皇帝驾崩或王朝的覆灭。这里“龙去远”，是说南宋皇室已远去，山河易主，一去不返。
华表鹤归迟 出自辽东人丁令威学道成仙的传说。丁令威得道后化鹤飞归故乡，落于城门华表之上，望见故土已面目全非，感叹物是人非。“鹤归迟”，借指文天祥的忠魂迟迟难以归来，也暗含故国已亡、忠魂无处可栖的深沉悲凉。
新亭望 东晋初年，大批士人南渡后常聚于新亭（今南京附近），席间望向北方沦陷的故土，相对流泪，史称“新亭对泣”。这一典故后来成了亡国士人悲痛心情的代称。诗人说“不须更上新亭望”，意思是文天祥的回应，不是眼泪，而是行动。
读音说明
戈 读 gē，第一声，是一种古代长柄兵器，横刃，用于勾、啄。“金戈”连读，两字均为第一声，读来铿锵有力。朗读时可以在“金戈”处稍加力度，读出那种武器的重量感，与后面“落晖”的苍茫形成对照。
冠 “南冠”中读 guān，第一声，作名词，指帽子。不要读成 guàn（第四声），后者是动词，表示“把帽子戴上”的动作。两个读音的区分，关键在词性：名词读第一声，动词读第四声。“南冠无奈北风吹”中，“南冠”是名词，须读第一声。
祚 读 zuò，第四声，意为国运、君位的传承、福泽。这是一个在日常语言中几乎已经消失的字，但在古诗文讨论王朝兴衰时频繁出现。“汉祚移”的“祚”字，读时须沉稳，不要读快，配合“移”字的绵长语感，读出那种王朝气数流失的无奈。
鼎 “鼎湖”是专有名词，朗读时“鼎”字应读得厚重，配合“龙去远”三字，营造出那种帝王已逝、王朝远去的辽阔而沉郁的气氛。“鼎”字在古汉语里常与权力、社稷相关，读的时候带着这层含义，语气自然会更到位。
华 在“华表”中读 huá，第二声，不读 huà。“华表”是古代帝王宫殿、陵墓或城门前竖立的装饰性石柱，读 huá biǎo，是固定读法，须与“华丽”“中华”等词保持一致，不要受“华山”等读 huà 的习惯影响。
这首诗的朗读有一个整体的调子：前三联语气压抑沉郁，仿佛在诉说一段无可挽回的历史，声音不必高扬，要厚重、缓慢，留出呼吸的空间。到了尾联“不须更上新亭望，取义成仁在此时”，语气应当转为庄重而平静的肯定，不是激昂，而是沉着，像一块碑竖在那里的感觉。读这首诗，不是在哀泣，是在立碑。
诗歌赏析
这首诗共四联，每一联各司其职，层层递进，最终落到“取义成仁”四字上，完成了对文天祥一生最郑重的盖棺定论。
首联“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一开篇便以两组充满张力的意象并置：“金戈”与“落晖”，“南冠”与“北风”。金戈是力量与抗争，落晖是已无可挽回的消亡；南冠是囚徒的处境，北风是无法抗拒的强权。两句话，把文天祥一生最核心的矛盾写尽了——他有力，但对手更强；他有志，但时势已去。“徒”字是这一联的灵魂，它不是否定，而是悲叹：那一切气力，最终都白费了。然而白费得如此壮烈，偏偏比任何成功更令人动容。
颔联“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诗人引入两个历史上同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张良为韩国灭国之仇而出，诸葛亮明知汉祚将移仍竭力辅佐，两人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早已是忠义的代名词。诗人把文天祥放进这个序列，是在说：他不是孤例，他是这条精神脉络的延续，也是最后一环。“宁知”二字问得巧妙——诸葛亮难道不清楚汉室大势已去吗？他当然清楚。这一问，也是在替文天祥作答：知道又如何，仍然要去。
颈联“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是全诗画面感最强的一联，也是情感最沉的地方。“云暗鼎湖”，天色阴沉，南宋的龙脉已经远去，王朝的覆灭像那片压顶的厚云，遮住了所有光线；“月明华表鹤归迟”，月色皎洁，然而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故事里，物是人非，故乡已非故乡。文天祥的精魂或许终会归来，但那个他誓死捍卫的王朝，已不复存在了。这一联写的是两种“回不去”：皇朝回不去，忠臣也无处可归，沉郁之中，藏着一份彻骨的悲凉。
尾联“不须更上新亭望，取义成仁在此时”，是诗人给整首诗的最终定调。“新亭望”是亡国士人无能为力时的眼泪，那是一种停在悲痛里、无处可去的状态。诗人说“不须”，不是说不该悲，而是说文天祥已经超越了那种悲——他没有停在哭泣上，他用行动回应了这个时代。“取义成仁在此时”，这个“在此时”用得极妙，说的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就在这个时代，就在这个处境里，文天祥把那四个字变成了真实发生过的事。
这首诗的用典是密集的，但密集得有条理。首联用自然意象奠定基调，颔联各用一个历史人物做类比，颈联用两个传说中“归而不归”的意象深化悲凉，尾联点明主旨。四联层层递进，没有一处闲笔，是挽诗中结构最为严谨的范例之一。读懂每一个典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感受这四联合在一起时的那股劲——沉郁，厚重，最终归于庄严。
主题思想
这首诗写的是悼念，但悼念的方式不是哀泣，而是通过历史的映照与典故的叠加，最终完成对文天祥精神的历史定位。整首诗的重心，始终落在一件事上：一个人，在清醒地预见失败的前提下，仍然选择了那条最难走的路。
- 以“徒劳”凸显“分量”
“徒把金戈挽落晖”，那个“徒”字，字面上是白费力气，但在诗意层面，“徒劳”恰恰是文天祥精神中最令人震动的部分。他不是不知道结局，是知道了、看清了，还是举起了那把戈。一个人在清醒预见失败的前提下仍然选择去战斗，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勇气”，更接近一种对自身价值的彻底笃定。诗人用“徒”字，不是否定，是把那份沉重完整地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掂量。
- 历史脉络中的精神传承
诗中引入张良与诸葛亮，并非为了堆砌典故，而是在建立一条精神谱系。张良为韩国灭国之仇起事，诸葛亮明知汉祚将移仍坚守，两人都是在“胜算渺茫”甚至“注定失败”的情况下，以忠义为最终坐标行事的人。诗人以这两人比附文天祥，是在说：这样的选择，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文天祥是这条线上的延续，他的行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并非一时意气，而是一以贯之的精神传承。
- 儒家人格理想的真实践行
“取义成仁”出自《论语》，是儒家人格理想中最高的表达，被人引用了一千多年。但历史上真正用生命去践行这四个字的人，屈指可数，文天祥是其中一个。他让这句话从书本上的道理变成了可以被记录、被追溯的真实历史。诗人以这四字作结，不是在引经据典，而是在说：这个人做到了，做到了那件儒家一直在说、却很少有人真正做到的事。
读这首诗，容易被密集的典故带着走，只顾着对号入座，反而错过了诗人真正想说的话。不妨把所有典故都暂时放下，只留一句话：一个人，知道自己会死，还是选择赴死，只因为他相信那样做是对的。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件事。
那封没有写完的降书
文天祥被俘之后，元朝没有立刻处死他。恰恰相反，元世祖忽必烈非常欣赏他，数次派人劝降，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优厚：可以保全性命，可以封官赐爵，据说甚至曾许以丞相之位。劝降的使者来了一批又一批，有汉人降臣，有旧日同僚，有宗室贵族，其中甚至还有南宋末代皇帝的母亲全太后亲自写信相劝。全太后在信中说，投降吧，活着总比死了好，她自己都撑过来了。文天祥回信措辞恭敬，但意思只有一个：他不会降。
据说曾经有人在他面前铺开一张纸，让他写下降书，只要落笔，便可免死。文天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但写的不是降书，而是他在狱中一直在写的那些诗。那张纸，最终没有变成降书，却成了后人一再传抄的文字。
忽必烈最终亲自召见他，问他还有什么请求。文天祥只说了一句话：“愿赐一死。”忽必烈沉默良久，最终下令处斩。行刑那天，文天祥问清了行刑台的方向，向南跪拜，向着他一生守护的那片土地，而后从容就义。他死的那一年是1283年，距离南宋最终覆灭，不过四年。
虞集写这首挽诗，说的是：这个人值得被记住。不是因为他成功了，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成功，却还是去做了——而且做到了最后一步，一步都没有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