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我听说朋党这种说法,自古以来便有,所能期盼的,不过是人君能够辨别其中的君子与小人罢了。
大体上,君子与君子以共同的志道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以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小人并无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为什么呢?小人所喜好的是官职俸禄,所贪求的是钱财货物。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相互勾连结成朋党,那不过是虚伪的把戏;等到争相逐利,或者利尽情疏,便反过来互相残害,纵使是兄弟亲戚也无法相互保全。
所以我说小人并无真正的朋党,他们暂时结成的朋党,不过是虚伪的而已。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誉气节。用以修身,则志同道合,彼此相互增益;用以事奉国家,则同心协力,共渡时艰,始终如一,这才是君子的朋党。所以身为君主,只需罢黜小人的伪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便能大治了。
尧的时候,共工、驩兜等四个小人结成一个朋党,八元、八恺等十六位君子结成一个朋党。舜辅佐尧,退斥了四凶小人的朋党,举用了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治下的天下因而大治。等到舜自己即位为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朝为官,这二十二人共结一个朋党,舜全部加以重用,天下同样大治。
《尚书》上说:“纣王有臣民亿万,却各有亿万颗异心;周王有臣三千,却同出一心。”纣的时代,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是没有朋党了,然而纣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周便凭借他们而兴盛。东汉献帝时,将天下名士尽数逮捕囚禁,斥之为党人。等到黄巾贼起事,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将党人尽数释放,但已无法挽回了。唐朝晚年,朋党之论渐起,到昭宗时,朝中名士被尽数杀戮,有的甚至被投入黄河,还说:“这些人是清流,正好投进浊流。”唐朝就此灭亡了。
古往今来的君主中,能使臣民人人离心、不结朋党的,没有人超过纣王;能禁绝善人结为朋党的,没有人超过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没有人超过唐昭宗时代,然而这些做法无不导致国家的动乱覆亡。至于臣子之间相互称颂、彼此谦让而不猜疑,没有人超过舜的那二十二位臣子,舜也毫不疑虑地全部重用了他们。
然而后世之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蔽,而是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原因就在于他能辨别君子与小人。周武王时代,举国三千臣子共结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之众之大没有超过周朝的,然而周朝正是凭借他们而兴盛,这是因为善人再多也不嫌多。唉!那国家兴亡、天下治乱的历史轨迹,身为君主的人是可以引以为鉴的啊!
《朋党论》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所作的一篇政论文,以奏章的形式呈递给仁宗皇帝。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人,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仅在文学上建树颇丰,在政治上也是庆历变法的坚定参与者,与范仲淹志同道合,共同推动了这场短暂却影响深远的改革。
本文写作的背景,是庆历年间围绕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所引发的政治风波。保守派官员将欧阳修、范仲淹一派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四处攻讦。面对这一指控,欧阳修没有选择为自身辩白,而是正面接招——他不否认朋党的存在,而是从更高的立论角度将朋党区分为君子之真朋与小人之伪朋,以进为退,将“朋党”这顶帽子反戴回了对方头上。
这篇文章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援引了大量历史事实加以印证,是宋代政论文的代表作之一。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现实的政治针对性,更在于触及了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命题——人君识人用人之道与国家兴衰的根本关系。
欧阳修在写这篇文章时,并非仅仅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借题发挥,借“朋党”之论道出“辨别君子小人”这一关乎治国根本的道理。以政治压力为契机,写出了一篇流传后世的千古名论,这正是欧阳修文章境界之所在。
“朋党”,古义是指志同道合之人或利益相同者聚合而成的集团,在先秦两汉的语境中并不一定含有贬义,中性或略带特定意味,需视语境而定。现代汉语中“朋党”则几乎专指为谋取私利而相互勾结的派系,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本文正是要辨别“朋党”之名下的真伪优劣,理解这一古今义的差异,是读懂全文立论角度的关键所在。
“贼”,在“反相贼害”中用作动词,古义为伤害、残害,特指暗中相互陷害。现代汉语中“贼”通常作名词,指盗贼或有偷盗行为的人,动词义已基本消失。阅读古文时遇到“贼”字,须根据语境判断其词性,切勿一律以“小偷”来理解。
“清流”,在本文中指朝中正直清廉、不依附权贵的士人群体,是褒义词。唐末权臣将这些名士投入黄河,还讥讽他们是“清流”,极具嘲讽意味。现代汉语中“清流”语义已大为泛化,褒贬语境与古义有所不同,阅读时须结合语境辨别。
“目”,在“目为党人”中用作动词,意为称呼、视为、看作,整句是说“把他们称作党人”。现代汉语中“目”主要作名词,指眼睛,或用于“目的”“目标”等词,“视为、称作”的动词义已极为罕见。
“党”,在“暂相党引”中用作动词,意为相互拉拢、勾连,是名词活用为动词的典型用例。“党引”合用,意思是相互援引、互相包庇,在句中充当谓语。这类将名词临时赋予动词功能的现象,在文言文中十分常见,判断的方法是看该字在句中是否处于谓语位置、是否具有动作意义。
“朋”,本为名词,指同伴、朋友。“以同道为朋”与“以同利为朋”中,“朋”活用为动词,意为“结成朋党、互相交结”,强调的是一种主动建立关系的行为,而非静态的身份描述。这一用法使句子更为精炼,是文言文简练表达的体现。
“惟”,在“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中作副词,表示“只、仅仅”,传达出有限的期许,即唯一能寄望的事情不过如此。在“惟君子则有之”中,“惟”同样作副词,表示“只有”,强调范围的收缩与限定。“惟”字在文言中频繁出现,与“唯”通用,阅读时可互换理解。
“以”,全文中“以”字出现多次,用法各有不同。“以同道为朋”中“以”意为“凭借、依据”;“以之修身”中“以”意为“用来、用以”;“周用以兴”中“以”意为“凭借此”。判断“以”的具体用法,关键在于看其前后搭配的成分,结合句子整体语意加以判断,而不能以一种固定含义一概而论。
文言虚词的学习难在“一词多义”,尤其是“以”“而”“之”“惟”这几个高频虚词,每出现一次都需结合语境重新判断,绝不能用一种固定含义套用到底。养成“见词辨义、先看语境”的习惯,才是读懂文言文的正确方法。
全文共八个自然段,可以归纳为四个层次,各有其论述重心。
第一层(第一段)是全文的总纲,仅一句话,言简意赅。作者开门见山,承认朋党之说自古就有,随即将论述的重心转向“辨别”二字,暗示文章并不打算否认朋党的存在,而是要区分其真伪优劣,先声夺人,为下文铺路。
第二层(第二、三段)是全文的理论核心,围绕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区别展开阐述。小人的朋党以利益为纽带,利散则情断,因此是“伪朋”;君子的朋党以道义为根基,志同则心合,因此是“真朋”。由此推论,为人君者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方能使天下大治。这一层是整篇文章的立论基础,其余内容皆由此生发。
第三层(第四、五段)援引上古至唐末的历史事例,以事实印证前文的观点。尧舜以明智用贤而大治,纣王以离散人心而亡国,汉献帝以囚禁名士而倾覆,唐昭宗以诛杀清流而速亡。正反对比,历历在目,使抽象的道理有了具体可信的支撑。
第四层(第六、七、八段)是全文的收束,对历史正反两面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得出“能辨君子与小人”才是圣主之本的结论,并以“嗟呼!”作结,情感升华为一声历史的感叹,警策后世之君。
四个层次形成“提出论点—阐述原理—援引史实—归纳结论”的完整议论结构,这也是中国古代政论文常见的论证方式。理清这一结构,有助于把握全文的论证脉络,而不是孤立地逐段理解。
《朋党论》最值得细品的,是欧阳修处理这一政治难题的方式。面对“结党”的指控,换作一般人,或许会费力撇清关系,逐一辩解。欧阳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不否认,还进一步将“朋党”这个概念放大、深化,主动为其分类立说。这种以攻为守的写法,在政治文章中颇为高明,也使得这篇文章远比一般的辩白之文更有分量。
文章的论证建立在一个看似简单却颇具颠覆性的前提上:小人根本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个论断乍听之下有些出人意料,但欧阳修的逻辑相当扎实。小人结党,无非是利益驱动,利在则合,利去则散,本质上是一盘散沙,算不上真正的“朋”。君子结党,依据的是共同的价值取向,有道义维系,才能始终如一。这不仅是对朋党的重新定义,也是对“人心”与“利益”这两种社会凝聚力的深刻辨析。
历史例证的使用,是本文的另一大亮点。欧阳修选取的案例跨越数千年,从上古的尧舜,到亡于“反朋党”之策的纣、汉献帝、唐昭宗,覆盖面广,说服力强。尤其是他将三个反面案例并列罗列,一语点破:这些在历史上“最成功地消灭了朋党”的君主,恰恰是亡国最彻底的君主。这一对比以历史本身的逻辑来反驳对方,笔力雄健,令人信服。
欧阳修在文中从未点名攻击对手,也没有直接讥讽那些给他扣上“朋党”帽子的人,而是将所有的反驳都化入历史的叙述与逻辑的推演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文章风度,既彰显了君子之风,又使对方无从反驳,是古典政论文的上乘之作。
本文在议论的展开方式上,采用了先破后立、以立压破的策略。文章并没有从正面直接歌颂君子之朋,而是先从小人之朋的虚伪性入手,用分析揭穿其本质,再顺势引出君子之朋的特质,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写法使得“君子之朋”的可信度因“小人之朋”的反衬而大大增强,读来既有逻辑的力量,又不显干燥说教。
对比手法贯穿全文,构成文章的骨架。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对比,是文章的核心对比;舜、周武王与纣、汉献帝、唐昭宗的对比,则是以史实为文章注入血肉。两组对比相互呼应,前者从理论上确立是非标准,后者从历史上加以验证,相辅相成,论证结构严密而完整。
语言上,本文言辞简洁有力,排比与对偶的运用恰到好处。“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一句,以三组排比写出君子朋党的三重特质,整齐对称,读来铿锵有力;“莫如纣……莫如汉献帝……莫如唐昭宗之世”的排比递进,则将三个反面例子层层烘托,最终落在“然皆乱亡其国”的总括句上,形成有力的收束。
《朋党论》的写法,在于把一件眼前的政治是非,写成了一篇跨越千年的历史论文。欧阳修没有局限在自身的处境上说话,而是借历史的纵深给自己的论点撑起了厚重的底气。这种借古论今的写法,是中国古代政论文最有分量的表达方式之一,值得细细品味。
一、选择题
1. 下列对“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 小人没有朋友,只有君子才会结交朋友
B. 小人之间虽有利益勾结,却无真正意义上的朋党,只有君子才能结成真正持久的朋党
C. 小人不屑于结党,君子则主动拉帮结派
D. 欧阳修认为小人是孤立无援的,君子则抱团取暖
答案: B
解析: 欧阳修的论断并非说小人没有人际来往,而是指小人以利益为纽带结成的集团,利尽则散、互相残害,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朋”,是虚伪的。只有以道义相守的君子之间,才有真正稳固持久的朋党。A项混淆了“朋党”与“朋友”的概念;C项与原文所述相反;D项曲解原意。B项准确把握了文章的核心论点。
2.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中,“党引”的含义是
A. 引导党员学习
B. 互相拉拢、勾连以壮大派系
C. 相互向君主举荐、推介
D. 党羽跟从、服从上令
答案: B
解析: “党”在此处用作动词,意为结党、相互勾连;“引”意为援引、拉拢。“党引”合指小人之间在利益驱使下相互勾连、以壮大自己派系的行为。A项无中生有;C项“举荐”偏离语境;D项“服从命令”与原文逻辑不符。B项最为贴切。
3. 以下哪位君主的做法与“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最为契合
A. 商纣王
B. 汉献帝
C. 唐昭宗
D. 舜
答案: D
解析: 文中明确记载,舜辅佐尧时,退斥了四凶小人之朋,举用了八元、八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舜自为天子后,重用二十二位君子,天下亦大治。这正是欧阳修所主张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的历史典范。商纣、汉献帝、唐昭宗在文中均作为反面例子出现,与此相反。
4. 欧阳修写作《朋党论》的核心意图是
A. 为范仲淹等人的朋党行为进行辩护
B. 主张彻底消灭朋党,以求天下大治
C. 阐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劝谏君主善加辨别、任用贤人
D. 批判历史上所有曾经打压朋党的君主
答案: C
解析: 文章并不是简单为某派系辩护,也不是要消灭朋党,而是从理论上区分了君子之朋(真朋)与小人之朋(伪朋),以历史正反例证加以印证,最终落脚于劝谏君主能“辨君子与小人”,善用真朋、摒退伪朋,方能使天下大治。A项理解过于局限;B项与文章立场相反;D项夸大了批判对象的范围。C项最能概括全文的核心主旨。
二、阅读理解题
5. 欧阳修在论证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的区别时,采用了怎样的论证方法?请结合原文简要分析。
答案: 欧阳修主要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他先分析小人之朋的本质:小人以“禄利”“财货”为追求,同利则暂合,利尽则散,甚至反目成仇,兄弟亲戚亦不能相保,由此得出小人之朋为“伪朋”的结论。再论君子之朋: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此修身则相益,以此事国则共济,始终如一,是为“真朋”。两相对照,说明朋党之真伪,根本在于结合的动机是“义”还是“利”。
解析: 本题考查对论证方法的识别与分析。关键在于找出原文中君子与小人的对应描写,并归纳其各自结党的动机与结果,再指出二者形成的对比关系。答题时不宜只列举原文,还需用自己的语言说明对比的效果与意义,体现对文章逻辑结构的理解。
6. 欧阳修在文中以纣王、汉献帝、唐昭宗为反面例证,请结合原文分析,这三个例子共同说明了什么道理。
答案: 三个例子共同说明,打压、禁绝或诛杀君子之朋,是导致国家动乱覆亡的根本原因之一。纣王时臣民亿万而各怀异心,不结朋党,却亡于独夫之治;汉献帝囚禁天下名士、斥为“党人”,结果汉室在黄巾之乱中倾覆,悔悟已晚;唐昭宗将清流名士尽数诛杀或投入黄河,唐朝就此灭亡。三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以消除朋党为目的,却正因如此失去了可以倚重的君子群体,最终在动乱中无力回天。欧阳修以此警示人君:所谓“反朋党”,若反的是君子之朋,其结果必是乱亡。
解析: 本题考查对文中例证层次与逻辑关系的理解。须抓住三个例子的共同结果(皆乱亡其国)和共同做法(压制或消灭名士、清流之朋),并联系欧阳修的核心论点,说明这三例究竟在印证哪条道理。答题时不宜仅逐一列举史事,还需归纳其共同指向,方为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