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科技日新月异,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但令人深思的是,我们似乎依然无法摆脱暴力的阴霾。从古代的刀光剑影到现代的枪炮声声,从个人冲突到国际战争,攻击性行为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章节。
某天你走在街上,突然看到两个人因为一点小摩擦而大打出手;或者在网络上,因为观点不同而恶语相向的网友们;再或者新闻里播报的各种暴力事件。这些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有攻击性?这种攻击性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应对它?
据统计,全世界每天用于军费和武器的开支超过30亿美元,这笔钱本可以用来解决贫困、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这个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人类社会对暴力和冲突的巨大投入。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暴力的身影无处不在。二十世纪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教育程度最高的世纪,同时也是最血腥的世纪。据学者统计,这一百年间各种战争和种族灭绝事件夺去了约1.1亿人的生命,足以组成一个超过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人口总和的“死亡之国”。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攻击性”这个词。有人说某个销售员很有“攻击性”,意思是他积极主动、充满干劲;有人说某个学生学习很有“攻击性”,指的是他勤奋努力、不轻言放弃。但在心理学研究中,攻击性有着更为精确的定义。
攻击性行为是指个体故意实施的、旨在对他人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
这个定义有几个关键要素值得我们仔细分析。首先是“故意实施的”,这意味着意外事故不能算作攻击行为。比如你在拥挤的地铁里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脚,这不算攻击;但如果你因为愤怒而故意踩别人的脚,那就是攻击行为了。
其次是“旨在造成伤害”,这个“伤害”不仅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一记耳光是攻击,一句恶毒的话语同样也是攻击。甚至有时候,故意忽视某人、散布谣言或者在背后说坏话,这些看似“软性”的行为,只要是出于伤害他人的意图,都可以归入攻击的范畴。
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那些虽然会造成痛苦但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的行为并不算攻击。比如医生给病人开刀手术,虽然会带来痛苦,但目的是治病救人,所以不能算作攻击行为。同样,父母适度管教孩子,老师严格要求学生,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不能简单地归类为攻击。
心理学家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人类的攻击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理解这两种攻击类型的区别,对于我们认识攻击行为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敌意性攻击就像是被点燃的火药桶,瞬间爆发,来势汹汹。这种攻击源于愤怒、仇恨或其他强烈的负面情绪,攻击者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对方受到伤害,没有其他更深层的目的。
路怒症的司机,当他被别的车辆强行加塞时,怒火中烧,猛按喇叭,甚至下车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在那个瞬间,他的目标很单纯,就是要“教训”对方,让对方“付出代价”。这种攻击往往是冲动的、情绪化的,攻击者通常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大部分的杀人案件都属于敌意性攻击。据统计,约有一半的杀人案件源于争吵,其他的则来自感情纠纷或酗酒吸毒后的斗殴。这些行为都是情绪失控的结果,属于典型的“热血攻击”。
相比之下,工具性攻击更像是一把锋利但冰冷的手术刀,精准而高效。这种攻击虽然也会造成伤害,但伤害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成其他目标的手段。攻击者通常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周密,表现出某种“冷血”的特征。
确定要达成的目标(如获取金钱、权力或其他利益)
评估各种可能的手段,认为攻击是最有效的方式
制定详细的攻击计划
冷静地执行攻击行为
恐怖主义活动往往就是工具性攻击的典型例子。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都有着明确的政治或宗教目标,比如迫使某个政府撤军、获得舆论关注或推进某种政治议程。攻击者并非出于个人仇恨,而是将暴力视为实现更大目标的策略工具。
同样,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商业间谍、甚至某些校园霸凌,都可能带有工具性攻击的特征。攻击者的逻辑很“务实”:通过伤害他人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理解攻击行为的这种分类并不意味着为任何形式的暴力辩护。无论是敌意性攻击还是工具性攻击,都是不当的行为,都会给受害者和社会带来伤害。我们分析这些类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从而找到更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攻击类型在现实中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有时候一个攻击行为可能同时包含敌意性和工具性的成分。比如一个因为被羞辱而实施报复的人,他既有情绪上的冲动(敌意性),也有恢复自己面子的目的(工具性)。
在深入探讨攻击行为的具体机制之前,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学问题:人性本来就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问题不仅是哲学家们争论了几千年的话题,也是理解攻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天生就有善良的本性,恶行是后天环境所致。他曾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意思是每个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不忍心看到他人受苦。按照这种观点,攻击性行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后天习得的不良行为。
而与孟子同时代的荀子却持相反观点,提出“人性本恶”的理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善良的行为需要通过教育和社会规范来培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攻击性可能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文明和道德来加以约束。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 荀子
类似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体现。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除了孟荀之争,还有告子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认为人性如白纸,可以随意书写。而法家韩非则强调人性自私,主张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人的恶性。
这些哲学思辨虽然抽象,但对我们理解攻击行为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攻击性是人类的本能,那么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管理和引导这种本能;如果攻击性主要是后天习得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多地关注环境因素和教育方式。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真相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人类确实有攻击的生物学基础,但这种基础如何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换句话说,攻击性既不是完全天生的宿命,也不是纯粹后天的产物,而是先天因素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个认识为我们接下来探讨攻击行为的各种理论奠定了基础。我们将看到,无论是强调生物学基础的理论,还是关注环境因素的理论,都在试图解答同一个根本问题:人类的攻击性究竟从何而来?
要理解人类的攻击性行为,我们首先需要探讨一个根本性问题:攻击性是否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生物本性之中?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时也是复杂的。
现代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在人类和动物的大脑中确实存在着控制攻击行为的神经网络。这些网络就像汽车的油门和刹车系统一样,既能激发攻击行为,也能抑制攻击冲动。
科学家们通过实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他们刺激动物大脑中的特定区域时,温顺的动物会变得凶猛异常;而当他们抑制这些区域时,凶猛的动物会变得温顺如羊。更有趣的是,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给一只强势的猴子大脑中植入了电极,并把控制开关交给了一只平时被它欺负的弱小猴子。结果,这只弱小的猴子学会了在强势猴子欺负它时按下开关,瞬间让对方变得温顺起来。
在人类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有一名女性患者在大脑杏仁核区域接受电刺激治疗时,突然变得极其愤怒,甚至用吉他砸向医生,险些击中医生的头部。这说明人类大脑中确实存在着控制攻击行为的“开关”。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其大脑前额皮质的活动往往比正常人要低14%左右。前额皮质就像大脑的“理性控制中心”,负责抑制冲动行为。当这个区域功能不足时,人就更容易做出攻击性行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在愤怒时能够保持理性,而有些人却会失控。
除了大脑结构,基因也在攻击性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科学家们发现,攻击性确实可以通过基因遗传。动物实验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研究人员通过选择性繁殖,用了26代的时间,成功培育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小鼠品种——一种极其凶猛,另一种极其温顺。
在人类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同卵双胞胎在攻击性方面的相似度远远高于异卵双胞胎。更令人震惊的是,对于那些犯罪记录的双胞胎研究显示,如果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有犯罪记录,那么另一个有犯罪记录的概率高达50%;而异卵双胞胎的这一概率只有20%。
但是,基因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宿命。研究发现,只有当“攻击基因”与童年创伤经历相结合时,才更容易导致成年后的攻击行为。换句话说,是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模式。
除了大脑和基因,体内的化学物质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攻击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睾酮激素。 睾酮被称为“男性荷尔蒙”,它不仅影响男性的生理特征,也与攻击行为密切相关。研究发现:
睾酮水平高的人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监狱中那些因为有预谋暴力犯罪而入狱的罪犯,其睾酮水平明显高于因为非暴力犯罪入狱的罪犯。而在正常人群中,睾酮水平高的男性也更容易参与打架、吸毒等危险行为。
年龄与攻击性的关系。人们常说“年轻气盛”,这不仅是文化观念,也有生物学基础。男性的睾酮水平在25岁左右达到高峰,之后逐年下降,而暴力犯罪率的年龄分布也呈现出相同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由年轻男性实施的。
有趣的是,睾酮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高睾酮水平会促进攻击行为,而成功的支配或攻击行为又会进一步提升睾酮水平。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比如,研究发现体育比赛后,获胜方球迷的睾酮水平会上升,而失败方球迷的睾酮水平会下降。这种现象在中超联赛、CBA篮球赛等国内赛事中同样存在。
另一个重要的化学物质是血清素。与睾酮相反,血清素水平低与攻击行为正相关。血清素就像大脑的“镇静剂”,有助于控制冲动。当血清素水平过低时,人们更容易对挫折和挑衅做出过激反应。
说到影响攻击性的化学物质,我们不能忽视酒精的作用。酒精对攻击行为的促进作用几乎是人尽皆知的:
酒精促进攻击的机制是多重的:它降低了人的自我控制能力,让人更加专注于眼前的挑衅,同时在很多文化中,人们已经形成了“酒后行为可以被原谅”的心理预期。
除了生物学因素,心理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攻击性来源:挫折。假设你在炎热的夏天排队买冰淇淋,眼看就要轮到你了,突然有人插队到你前面。在那一瞬间,你是否感到一股怒火涌上心头?这就是挫折-攻击理论想要解释的现象。
上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多拉德提出了著名的挫折-攻击假说:“挫折总是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按照这个理论,当我们的目标行为被阻挡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而挫折感又会激发攻击性行为。
这个理论看似简单,却能解释很多日常现象。比如: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心理学家们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挫折并不总是导致攻击,有时候人们会选择其他的应对方式,比如退缩、寻求帮助或者转移注意力。
心理学家伯克维茨对原始理论进行了重要修正。他认为,挫折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攻击,而是产生愤怒情绪,而愤怒需要合适的“引爆点”才会转化为攻击行为。
这就像是点燃火药需要火花一样。挫折让我们内心积累了“火药”(愤怒),但还需要外部的“火花”(攻击线索)才能引发爆炸(攻击行为)。这些“火花”可能是:
遭遇挫折(目标被阻挡)
产生愤怒情绪
遇到攻击线索或进一步挑衅
实施攻击行为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引发攻击的往往不是绝对的贫困或剥夺,而是相对的剥夺感。这就是著名的“相对剥夺理论”。
什么是相对剥夺感?简单地说,就是“别人有的我没有”的感觉。研究发现,一个人是否感到被剥夺,主要取决于他与谁比较,而不是他的绝对生活水平。
这个理论能够解释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
相对剥夺感在现代社会尤其突出。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更容易看到他人的生活状况,这种对比往往会加剧相对剥夺感。看到朋友圈里别人的豪车、名包、度假照片,很多人会产生“为什么我没有”的想法,进而产生挫折和愤怒。
有趣的是,当我们不能或不敢直接攻击挫折来源时,往往会将攻击行为转移到其他目标身上。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替代攻击”现象。
最经典的例子是这样的连锁反应:老板批评了员工,员工回家后对妻子发脾气,妻子对孩子严厉斥责,孩子踢了家里的狗,狗去咬邮递员。每个人都在寻找比自己更弱小、更安全的攻击目标。
替代攻击的对象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这种机制在很多社会现象中都能看到。比如,经济困难时期,弱势群体往往成为替罪羊;体育比赛失利后,球迷可能会攻击裁判或对方球迷;工作压力大的人可能会在家庭中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
除了生物因素和挫折,还有一个重要的攻击来源:模仿学习。正如我们通过观察和模仿学会说话、走路一样,我们也可能通过相同的方式学会攻击行为。这就是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
班杜拉最著名的实验是关于儿童攻击行为的研究。在这个实验中,一群学龄前儿童被分为两组:
实验结果令人深思:观看攻击行为的儿童在后续测试中表现出了显著的攻击性模仿行为,而未观看攻击行为的儿童即使在挫折情境下也保持了相对平和的行为模式。
这个实验清楚地表明:攻击行为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而且这种学习不需要直接的奖励或惩罚。仅仅是看到他人的攻击行为,就足以让观察者习得这些行为模式。
社会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是解释家庭环境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那些在童年时期经常目睹父母争吵、打架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使用暴力。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孩子天生就有暴力倾向,而是他们从小就学会了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当遇到冲突时,用攻击来解决。对他们来说,暴力不是异常行为,而是“正常”的沟通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统计数据并不意味着童年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很多在困难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最终都成为了善良、非暴力的成年人。关键在于,除了负面模型之外,他们还接触到了什么样的正面影响。
除了家庭,更广泛的文化环境也在塑造着人们对攻击行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
在某些文化中,攻击性被视为男性气概的象征。比如,在一些传统的“荣誉文化”中,如果一个男人受到侮辱而不进行反击,会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男性更容易将攻击视为维护尊严的必要手段。
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比如,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对待冲突的态度上就存在差异。传统上,北方游牧民族更崇尚武力和个人荣誉,“马上得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南方农耕地区更重视和谐与礼让,“和气生财”、“以德服人”的理念更为普遍。这种文化差异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
社会学习理论还强调,攻击行为之所以会被学习和保持,是因为它往往能够带来某些“奖励”:
当一个孩子发现用打人的方式能够让别人让出他想要的玩具时,他就学会了“暴力是有效的”这一课。当一个青少年发现欺凌他人能够让自己在同伴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时,他就更可能继续这种行为。
理解攻击行为的学习机制对于预防暴力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攻击是学会的,那么非攻击的解决方式同样也可以学会。通过提供正面的榜样,教授有效的沟通技巧,以及建立奖励非暴力行为的环境,我们可以帮助人们学会更好的解决冲突的方式。
分析这三大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攻击性确实是个复杂现象。它既有深层的生物学根基,又受到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掌握了这些不同的机制,我们就能更好地思考如何预防和干预攻击行为。
理论说完了,现在来看看实际问题:什么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动手打架?哪些因素最容易点燃暴力的导火索? 每个人或许都有攻击的潜能,但这种潜能会不会变成真正的行动,关键看当时的环境。就像火药得有火星才会爆炸,攻击行为也需要特定的触发条件。
疼痛可能是最古老、最直接的攻击触发器。当你意外地被别人踩到脚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怒,甚至想要反击。这不是巧合,而是我们大脑中一种古老的自动反应。 科学家阿兹林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给关在笼子里的老鼠施加电击时,这些平时温顺的小动物会立即互相攻击,仿佛对方就是造成它们痛苦的罪魁祸首。更有趣的是,电击越强,攻击就越激烈。
这种“痛苦-攻击”反应在很多动物身上都能观察到,包括小鼠、仓鼠、负鼠、浣熊、猴子、狐狸、海龟、鸟类,甚至蛇类。这些动物在受到痛苦刺激时,会攻击任何出现在它们面前的目标,无论是同类、异类,还是毫无生命的物体。 在人类身上,这种反应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研究者让参与者将一只手放在冰冷的水中(这会产生痛苦感),结果发现这些人随后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更愿意给他人施加不愉快的噪音刺激。
这种痛苦-攻击反应可能是一种进化适应机制。在自然界中,痛苦往往意味着受到攻击,因此立即反击可能是最好的生存策略。虽然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反应往往是不合适的,但这种古老的程序仍然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中。
“天气热,脾气也跟着热”——这句俗语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有科学依据。大量研究表明,高温确实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发生率。
研究人员发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统计规律:
为什么高温会促进攻击行为?研究者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
气候变化专家预测,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仅在美国就可能每年增加5万起严重的攻击案件。这个预测让我们意识到,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也可能是社会问题。
“以暴制暴”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为模式之一。当一个人受到攻击时,他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反击,这就形成了攻击行为的连锁反应。
心理学实验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让参与者玩一个反应时间游戏,告诉他们获胜者可以给失败者电击。实际上,每个参与者都在和一个电脑程序对战,研究人员可以控制“对手”给参与者的电击强度。
结果发现,当参与者受到更强的电击时,他们也会给“对手”更强的电击,呈现出明显的“以牙还牙”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报复往往会逐级升级——如果对方给我3级电击,我可能会回敬4级电击,然后对方可能会给我5级电击。
这种攻击-反攻击的循环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
理解攻击的连锁反应对于冲突解决具有重要意义。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关键是在冲突的早期阶段就采取干预措施,防止小冲突演变成大暴力。
人类的情绪体验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易变。心理学家沙赫特和辛格的经典实验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同样的生理唤醒状态可以被我们的大脑“标记”为完全不同的情绪。 在他们的实验中,研究人员给参与者注射了肾上腺素(会引起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生理反应),然后让他们与不同情绪状态的人待在一起。结果发现,那些与愤怒的人在一起的参与者会感到愤怒,而与快乐的人在一起的参与者会感到快乐。 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我们处于高度唤醒状态时(比如刚运动完、刚看完刺激的电影、或者刚经历了紧张的事件),我们更容易将这种唤醒状态误认为愤怒,从而做出攻击性行为。
心理学家伯克维茨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仅仅是看到武器,就足以增加人们的攻击性。这被称为“武器效应”。 在一个经典实验中,研究人员让愤怒的参与者在一个房间里给另一个人施加电击(作为“学习实验”的一部分)。房间里要么放着两把手枪和一把来复枪(声称是之前实验留下的),要么放着羽毛球拍。
结果发现,看到武器的参与者给出的电击明显更强。更重要的是,这种效应只在参与者已经被激怒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武器本身不会让平静的人变得暴力,但会让已经愤怒的人变得更加暴力。 伯克维茨对这一发现的解释是:“扣动扳机的是手指,但扳机也在扣动手指。”换句话说,武器的存在会激活我们大脑中与攻击相关的神经网络,让我们更容易做出攻击行为。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武器出现在环境中
激活大脑中与攻击相关的概念和情绪
降低对攻击行为的抑制
在遇到挑衅时更容易做出攻击反应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环境因素往往不是单独作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放大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拥挤的酒吧里,几个喝了酒的年轻人,再加上一点小摩擦,就可能酿成严重的暴力事件。 理解这些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不是为了给攻击行为找借口,而是为了更好地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通过改善环境条件、减少攻击性刺激、教授更好的情绪管理技巧,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攻击行为的发生率。
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我们不能改变人性,但我们可以改变环境。”
在信息时代,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媒体内容所包围:电视剧、电影、网络视频、电子游戏、社交媒体内容等等。这些看似虚拟的内容会对我们的现实行为产生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远。 从1960年到1990年代初,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逮捕率足足增长了四倍!这个数字让人吃惊,也让研究者们开始琢磨: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暴力的急剧增长?酒精消费量并没有明显上升,基因这些生物因素更不可能在几十年内发生大变化。最后,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重要变化上:媒体内容越来越暴力化和色情化。
色情产业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领域,其年收入甚至超过了职业足球、篮球和棒球的总和。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些内容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获取。调查显示,男性观看这类内容的频率是女性的数倍。
现代色情内容与几十年前的相比,暴力成分显著增加。研究发现,现代成人视频中普遍存在暴力情节,这些内容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看者的性观念和行为模式。
扭曲的现实认知
色情暴力内容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所传递的错误信息。在这些内容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节:女性一开始拒绝男性的性要求,甚至试图反抗,但最终却“沉醉其中”,表现出强烈的享受。这种情节模式在很多非色情的影视作品中也很常见——男主角强吻反抗的女主角,女主角先是推拒,但很快就“被征服”了。
有学者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一组男大学生观看含有轻度性暴力内容的影片,另一组看普通电影。一周后,通过看似无关的测试来了解他们对女性暴力的接受度。结果很说明问题:看过暴力内容的那组男性,明显更容易接受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更严重的是,研究发现持续观看这类内容会产生“脱敏效应”。最初让人震惊的暴力场面,在反复观看后会变得“习以为常”。男性观看者在看过一系列暴力色情内容后,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同情心会显著降低,认为受害者的伤害程度“没那么严重”。
现实中的攻击行为增加
相关研究和实际犯罪统计数据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关联:
电视可能是现代社会最强大的社会化工具。在许多国家,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电视,而且往往不止一台。平均而言,电视每天在家庭中播放约8小时,个人平均观看约3小时。更重要的是,电视观看往往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并持续终生。
电视暴力的普遍性
1994年至1997年的全国电视暴力研究对主要电视网和有线频道的10000个节目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
这意味着什么?孩子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暴力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严重脱节。暴力被美化、无害化,甚至娱乐化。
有学者计算,到小学毕业时,普通儿童已经在电视上目睹了约8000起谋杀和100000起其他暴力行为。到了2005-2006年的电视季,美国黄金时段的暴力内容比1998年增加了75%,平均每小时出现4.41起暴力事件。
观看暴力与攻击行为的关联
大量研究表明,观看电视暴力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持续且一致的关联:
同期比较研究:多国学者的研究一致发现,经常观看暴力内容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行为。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直接的身体攻击上,也表现在间接的攻击行为中,比如散布谣言、孤立他人等。
长期跟踪研究:有学者对875名8岁儿童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追踪调查。结果令人深思:8岁时经常观看暴力节目的孩子,在19岁时更可能表现出攻击性行为,但19岁时的攻击性却无法回推预测儿童时期的观看习惯。这证实了暴力内容对行为的影响,而非攻击性格导致偏好暴力内容。
更令人震惊的是,到30岁时,那些在童年时期观看最多暴力内容的人更可能有犯罪记录。
电视暴力影响行为的机制
为什么观看虚拟的暴力会导致现实中的攻击行为?研究者发现了几个重要机制:
生理唤醒:观看暴力内容会增加观看者的生理唤醒水平,而这种唤醒容易转化为攻击冲动
去抑制效应:在班杜拉的实验中,成人攻击充气娃娃的行为降低了儿童对攻击的抑制,让他们觉得攻击是可以接受的
认知启动:观看暴力内容会激活大脑中与攻击相关的概念和记忆,让人更容易以攻击性的方式解读他人的行为
模仿学习:儿童(甚至成人)会模仿他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具体攻击行为
如果说观看暴力是被动接受,那么玩暴力电子游戏就是主动参与。这种差异可能让电子游戏对攻击行为产生更强的影响。
现代电子游戏的特点
现代电子游戏,特别是暴力游戏,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会放大其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军事组织早就认识到了暴力游戏的“训练”价值。他们使用类似的模拟训练系统来帮助士兵克服对开火杀敌的天然抗拒。如果这些系统能够训练士兵杀敌,那么民用的暴力游戏会对普通玩家产生什么影响呢?
研究发现的一致性效应
学者们对几十项暴力电子游戏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了五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增加生理唤醒:玩暴力游戏后,玩家的心率和血压都会上升
增加攻击性思维:玩过暴力游戏的大学生更容易认为一个刚被追尾的司机会做出攻击性反应(如使用粗鲁语言、踢车或打架)
增加攻击性情绪:玩家会感到更多的挫折感和敌意,尽管这些负面情绪在游戏结束后几分钟内会逐渐消退
增加攻击性行为:玩暴力游戏后,儿童和青少年会对同伴表现出更多攻击性,与老师发生更多争执,参与更多打架。重要的是,即使控制了性格和气质等因素,这种效应依然存在
减少亲社会行为:玩过暴力游戏的人对走廊里呻吟求助的人反应更慢,更不愿意帮助同伴,在金钱决策任务中更倾向于剥削而不是信任和合作对方
游戏暴力程度与影响的关系
研究发现,游戏的暴力程度越高,其影响也越大。在一个关于《真人快打》游戏的实验中,研究者让参与者在不同的血腥程度设置下进行游戏(从无血到高血腥),结果发现血腥程度越高,玩家游戏后的敌意和生理唤醒水平就越高。
这一发现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电子游戏正变得越来越暴力和逼真。新的研究发现,较新的暴力游戏比较老的游戏产生更大的攻击性影响。
对“宣泄假说”的反驳
一些游戏开发商和倡导者声称,玩暴力游戏可以让人“发泄”攻击性冲动,从而减少现实中的暴力行为。但研究证据明确反驳了这种观点。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练习暴力会滋生暴力,而不是减少暴力。这就像老笑话说的:‘如何到达音乐厅?练习,练习,再练习。’‘如何成为一个愤怒的人?答案是一样的:练习,练习,再练习。’”
个人层面的防护
理解媒体暴力的影响机制对个人和家庭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层面的思考
媒体暴力的研究还引发了更深层的社会思考:
“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影像时代。虽然人类历史上有过更血腥的时期,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暴力影像所包围。我们被精心编排的残酷场面的浪潮所淹没。” —— 媒体研究学者格伯纳
这种对暴力的持续暴露不仅影响个人行为,也在塑造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当暴力被日常化、娱乐化时,我们作为社会可能会变得对真实的暴力更加麻木和宽容。
希望的曙光
但我们也不应过于悲观。历史证明,媒体内容是可以改变的,社会观念也是可以改变的:
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认识到媒体内容不是中性的娱乐,而是具有真实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产品。通过提高媒体素养,促进负责任的内容创作,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媒体环境。
如果说个人的攻击行为已经足够令人担忧,那么群体中的攻击行为则更加令人胆寒。历史告诉我们,一些最残酷的暴力事件往往不是个人单独实施的,而是由群体集体实施的。从古代的屠城到现代的种族清洗,从校园霸凌到网络暴力,群体似乎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够让原本善良的个人变成暴力的参与者。 这种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人在群体中会表现得与独自一人时完全不同?群体究竟如何放大和扭曲了个人的攻击倾向?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街头。起初,他们只是在聊天、喝酒,气氛还算轻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开始抱怨社会不公,有人开始指责某个群体,然后有人提议“去教训教训他们”。在群体的鼓动下,原本可能永远不会单独实施暴力的个人,却参与了集体的暴力行为。 这种现象的心理机制是什么?研究发现,群体环境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分散”效应。
心理学家盖贝林和曼德进行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他们让一些参与者直接对他人施加电击,让另一些参与者则是建议施加电击的强度。结果发现,那些只是提供建议而不直接实施的人,反而建议了更强的电击。 这个实验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当我们不需要直接承担行为后果时,我们更容易做出极端的决定。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可以告诉自己:“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大家都在这么做”、“我只是跟着大家”。这种心理让人更容易跨越道德底线。
在现代社会,这种责任分散现象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网络暴力事件中,每个参与者都觉得自己“只是发了一条评论”,但成千上万条这样的评论汇聚在一起,却可能摧毁一个人的生活。
群体对攻击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去个体化”现象。当人们融入群体时,个人的身份感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群体认同感。这种转变往往会带来行为上的显著变化。
匿名性的力量
心理学家津巴多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让一些大学生穿上白色的实验服,戴上头套(类似于三K党的装扮),然后让她们对陌生人施加电击。结果发现,这些匿名的参与者比那些能够被识别身份的参与者施加了更长时间、更强烈的电击。 这个实验说明,匿名性能够显著降低人们的道德约束。当我们觉得自己“不会被认出来”时,平时的道德标准似乎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群体规范的替代作用
更重要的是,当个人身份感消失后,群体的规范会取代个人的道德标准。如果群体的规范是暴力的,那么个人就会表现得暴力;如果群体的规范是帮助他人的,那么个人就会表现得助人为乐。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群体中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一个平时温文尔雅的人,在足球流氓群体中可能会变得极其暴力;而同样的人在志愿者群体中却可能表现出极大的爱心。
社会心理学家马伦对1899年到1946年间发生的60起私刑事件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规律:参与私刑的人数越多,暴力行为就越残酷。
这种现象可以用几个心理机制来解释:
群体中还有一种被称为“社会传染”的现象,指的是情绪和行为在群体中的快速扩散。这种扩散往往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
研究发现,群体做出的攻击性决定往往比个人做出的决定更加极端。这种“群体极化”现象在很多社会事件中都能看到,从体育赛事后的骚乱到政治示威中的暴力冲突。
理解群体暴力的心理机制,有助于我们找到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方法:
识别群体暴力的早期征象(情绪激化、群体极化等)
及时引入理性声音,打破群体的情绪传染
分散群体,减少群体规模和密度
强调个人责任,恢复个人的道德自觉性
纵观历史,一些大规模的群体暴力事件都不是个人行为的简单累加,而是具有复杂社会动员机制的集体现象。无论是远古时代的部落冲突,还是近现代的种族仇杀,都体现出群体暴力的共同特征。
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是: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种族灭绝不是杀人罪的复数形式。”大规模的群体暴力有其独特的社会和心理机制,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理解和预防。
理解群体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不是为了给群体暴力找借口,而是为了更好地预防这种现象。当我们了解了群体心理的运作机制后,就能更好地识别潜在的危险征象,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群体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和道德判断,我们的社会才能避免群体暴力的悲剧重演。
在深入了解了攻击性行为的各种成因和机制之后,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减少和预防攻击行为?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每个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心理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有效的方法和策略。但在探讨这些方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误解——关于“宣泄”的迷思。
“有什么气就发出来,别憋在心里”、“找个方法发泄一下就好了”——这样的建议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相信,积压的愤怒就像水坝里的水一样,如果不及时释放,就会越积越多,最终冲垮堤坝。这种观点被称为“宣泄理论”,认为通过表达或发泄攻击性情绪可以减少其强度。 这种理论看起来很有道理,也很符合人们的直觉。一些心理治疗师甚至建议来访者通过打沙袋、大声呐喊或进行激烈运动来“释放”攻击性。一些电子游戏的支持者也声称,玩暴力游戏可以帮助人们“发泄”攻击冲动,从而减少现实中的暴力行为。 然而,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宣泄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宣泄理论的实验检验
心理学家布什曼进行了一个直接检验宣泄理论的实验。他邀请一些被激怒的参与者进行以下三种活动之一:
然后,研究者给这些参与者一个机会对激怒他们的人进行“报复”(通过给对方播放刺耳的噪音)。 结果令人震惊:那些一边击打沙袋一边想着激怒他们的人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最强的攻击性。而什么都不做的参与者,反而是最不具攻击性的。 布什曼的总结非常生动:“用发泄来减少愤怒就像用汽油来灭火。”
为什么宣泄会适得其反?
宣泄之所以不仅无效,反而有害,原因有几个:
强化攻击行为模式:当我们通过攻击行为(即使是对无生命物体)来“发泄”时,实际上是在练习和强化攻击行为。正如俗话说:“熟能生巧”——练习攻击会让我们更擅长攻击。
增加生理唤醒:击打、呐喊等行为会增加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心率、血压等),而高唤醒状态会让我们更容易做出攻击行为。
认知合理化:当我们进行“宣泄”活动时,我们的大脑会寻找理由来合理化这种行为,这往往会强化我们对攻击目标的负面看法。
更危险的是,相信宣泄理论的人在愤怒时更可能选择攻击性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这种信念会让人们在本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处理愤怒的时候,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
除了行为上的宣泄,还有一种常见的“宣泄”方式是心理上的反刍——不断地回想令人愤怒的事件,反复咀嚼自己受到的委屈和不公。很多人相信这样做可以帮助自己“想开”或者“释放”负面情绪。但研究表明,这种心理反刍不仅不能减少愤怒,反而会加剧愤怒情绪。
布什曼和同事进行了一个实验:在参与者被故意激怒后,一半人被要求写一篇关于校园风景的文章(分散注意力),另一半人被要求写一篇关于自己作为研究参与者经历的文章(引导反刍)。随后,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对一个新的“冒犯者”进行报复。 结果发现,那些被引导进行反刍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更强的攻击性,他们给“冒犯者”准备的辣椒酱剂量是分散注意力组的两倍。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道理:当我们不断地回想令人愤怒的事件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重新激活和强化愤怒情绪。每一次回想都像是在伤口上撒盐,让愤怒变得更加强烈。
既然宣泄和反刍都不是好办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愤怒情绪呢?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几种有效的策略:
认知重评
这是最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之一。它的核心是改变我们对引起愤怒事件的认知评价。
比如,当有人在路上超车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研究表明,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冲突情境,可以显著减少愤怒和攻击冲动。
分散注意力
当愤怒情绪涌现时,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这可以是:
深呼吸和放松技巧
当我们愤怒时,身体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通过深呼吸、肌肉放松等技巧,我们可以降低生理唤醒水平,从而减少攻击冲动。
表达但不攻击
虽然攻击性的宣泄是有害的,但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是有益的。关键是用“我”的信息而不是“你”的信息:
既然攻击行为可以通过社会学习获得,那么非攻击的行为同样可以通过学习来培养。这为我们提供了减少暴力的重要思路。
奖励非攻击行为
研究发现,当我们对儿童的合作、分享、帮助行为给予关注和奖励,而对攻击行为予以忽视时,攻击行为会显著减少。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成年人。
提供积极的行为模型
如果攻击行为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获得,那么积极的亲社会行为同样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获得。这意味着:
教授具体的冲突解决技能
仅仅告诉人们“不要暴力”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教给他们具体的技能。这些技能包括:
识别冲突的早期征象
暂停并进行情绪调节(深呼吸、数数等)
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
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
虽然奖励比惩罚更有效,但适当的惩罚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是必要的。然而,惩罚要想有效,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及时性:惩罚必须紧跟在不当行为之后,延迟的惩罚效果很差。
一致性:相同的行为必须每次都受到相同的惩罚,不一致的惩罚会让人感到困惑和不公。
适度性:惩罚的强度应该适中,过轻没有效果,过重可能产生反效果。
结合积极强化:惩罚必须与对正确行为的奖励相结合。
但是,惩罚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这就是为什么死刑并不能有效地威慑杀人犯——大多数杀人行为都是在激情状态下实施的,行为者根本不会考虑后果。
研究表明,那些从小接受社会情感学习(SEL)课程的儿童,在成年后的暴力行为发生率显著降低。这些课程教授儿童如何识别和管理情绪、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虽然人类的攻击倾向可能是天性的一部分,但文化和社会环境对其表达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观念是可以改变的:
这些变化证明,通过教育、法律改革、文化倡导和社会运动,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有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暴力不是人类的宿命,它是一个可以解决的公共健康问题。”说得对。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得承担起责任,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一起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这篇文章带我们走了一趟“人性探险”之旅。我们发现,攻击性确实有生物学基础,但更多时候是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在作怪。媒体暴力、群体效应这些看似遥远的东西,其实都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但最重要的发现是:攻击性虽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表达方式完全可以改变。懂得了攻击行为的机制,我们就能更好地预防和应对。学会了情绪管理和冲突解决的技巧,我们就能用更好的方式处理人际矛盾。
理解人性的阴暗面,不是为了让人绝望,恰恰相反,是为了给人希望。只有诚实面对人性的复杂,才能找到真正管用的解决办法。只有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我们才能一起创造更和谐的社会。 正如古人所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与人性中的暴力倾向作斗争时,理解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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