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心理学时,有一个核心观念贯穿整个学科领域:一切心理活动本质上都是生物活动。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种情绪、每一个冲动,都伴随着相应的生物过程。人类的喜怒哀乐,都需要依托身体这个载体来实现。如果脱离了基因、大脑和神经系统,人的心理活动便无从谈起,正如失去双腿就无法奔跑一样。
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人体最为神奇的器官——大脑及其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大脑面临的终极挑战是理解自身的运作机制。它如何组织和协调内部的信息传递?遗传因素和环境经验如何共同塑造大脑的神经回路?当我们进行复杂的认知活动时,比如演奏一首钢琴曲、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或是回忆童年的美好时光时,大脑是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
人类对大脑产生意识和思维机制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黄帝内经》就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的观点,认为大脑是精神活动的主要场所。而在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对心与脑的关系也有过深入的讨论。孟子强调“心之官则思”,将思维活动归于心脏;而《内经》则明确指出“头者,精明之府”,体现了对大脑功能的深刻洞察。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能够明确地证实:大脑,而非心脏,才是爱情、思考和情感的生理基础。尽管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仍然用“心”来象征情感,但科学研究早已证明,是大脑在主导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从十九世纪初期一些错误的理论中我们也能汲取教训。那时候出现过一种叫做“颅相学”的伪科学理论,声称通过观察头颅的形状和凸起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和能力水平。这种理论一度在欧洲很受欢迎,甚至影响了一些社会决策。然而,当研究者们开始用科学方法验证这些说法时,很快就发现了其荒谬性。2018年,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现代脑成像技术证实,颅骨形状与大脑功能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彻底否定了颅相学的观点。 尽管颅相学存在根本性错误,但它确实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概念:大脑的不同区域确实负责不同的功能。这一观点虽然在当时缺乏科学依据,但后来被现代神经科学证实了其基本正确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对生物学与行为、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认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近百年来,致力于理解大脑生物学基础的研究人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提供了科学基础。
通过深入研究生物活动与心理现象之间的联系,生物心理学家们不断拓展我们对睡眠与梦境、抑郁症与精神分裂症、饥饿与性行为、压力与疾病等复杂现象的理解。这些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现代医学和心理健康领域的发展。
现代心理学研究让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一个由多层次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微小的细胞聚集形成胃、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这些器官又构成消化系统、循环系统、信息处理系统等更大的功能系统。而这些系统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个体又是家庭、文化和社会这一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
这种系统性认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正如《黄帝内经》所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真正理解人类行为,我们需要从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来综合分析这些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探索人类心理活动的奥秘时,我们采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最基础的神经细胞开始,逐步分析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再延伸到环境和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生物基础。同时,我们也从宏观角度考察思维和情感如何反过来影响大脑状态和身体健康。
处理所有这些复杂任务的人体信息系统,是由数以千亿计相互连接的神经细胞构建而成的。要深入理解人类的思想、行为、记忆和情绪,我们必须首先掌握神经元的工作原理和沟通机制。
生物学研究中一个令人欣喜的发现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信息处理系统在基本原理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如此显著,以至于在显微镜下很难区分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脑组织样本。正是这种跨物种的共通性,为神经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就像不同品牌的智能手机虽然外观各异,但都具备处理器、存储器、传感器等基本组件一样,不同动物的神经系统也遵循着相同的基本运作规律。这一原理让研究者能够通过研究相对简单的生物模型来理解复杂的人类神经系统。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通过线虫模型研究,成功阐明了记忆形成的分子机制,为理解人类学习记忆提供了重要线索。
尽管人类大脑比其他动物更加复杂精密,但从基本的神经传导原理到信息处理模式,都体现着生物进化中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这种认识为我们深入研究人类意识和行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神经元是如何传递信息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体现了生物系统“从简单到复杂”的精妙设计原理。人体的神经信息系统虽然极其复杂,但其构成要素——神经元或神经细胞——却遵循着相对简单而统一的运作模式。
根据功能特点,神经元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感觉神经元负责将来自身体各部位和感觉器官的信息传递到大脑和脊髓进行处理,就如同信息收集员一样;运动神经元则承担着将大脑和脊髓的指令传达到身体各组织的任务,类似于执行者的角色;而在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之间,中间神经元在大脑内部构建了复杂的信息处理网络,进行信息的整合、分析和决策。
人类认知能力的复杂性主要源于中间神经元系统的精密组织。整个神经系统中,感觉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各有数百万个,而中间神经元的数量则达到千亿级别,这种数量上的差异反映了大脑内部信息处理的复杂程度。
所有神经元都具有共同的基本结构特征,每个神经元都由细胞体和分支纤维组成。细胞体是神经元的控制中心,包含细胞核和大部分细胞器。从细胞体延伸出两类重要的突起:树突和轴突。树突如同细胞的“接收天线”,负责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信息并将其传导至细胞体;轴突则像“发射天线”,将处理后的信息从细胞体传递给其他神经元、肌肉或腺体。
树突通常较短且分支繁多,而轴突的长度变化极大。有些轴突可以延伸很长的距离穿越整个身体。例如,控制脚部肌肉的运动神经元,其轴突从脊髓一直延伸到足部肌肉,长度可达一米多。如果按比例来说,这就像一个乒乓球连接着一根两公里长的细线,这种极不成比例的结构充分说明了神经系统设计的精妙之处。
为了提高信号传输的效率,许多轴突被一层称为髓鞘的脂肪组织包裹,就像电线外面的绝缘层一样。这种髓鞘结构不仅能够保护轴突,更重要的是能够显著提高神经冲动的传导速度。髓鞘的形成过程大约持续到25岁,这个过程与神经系统效率、判断力和自控能力的逐步完善密切相关。当髓鞘发生退化时,就会出现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导致神经信号传导缓慢,最终影响肌肉控制能力。
神经冲动的传导速度因纤维类型而异,从最慢的每小时3公里到最快的每小时320公里不等。虽然最高速度看起来很快,但与电流在导线中的传输速度相比,仍然慢了300万倍。大脑活动以毫秒计算(千分之一秒),而计算机处理信息则以纳秒计算(十亿分之一秒)。
这种速度差异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当我们面临突发情况时,比如驾车时突然遇到行人横穿马路,从视觉感知到做出反应动作,大脑通常需要四分之一秒甚至更长时间。2022年,中国交通安全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正常驾驶员的平均反应时间为0.3-0.5秒,这个时间主要由神经信号传导的生物学限制决定。虽然人脑在复杂性方面远超计算机,但在执行简单响应任务时,速度却明显较慢。
当神经元受到感觉信号刺激或被邻近神经元的化学信号触发时,就会产生信息传递。此时,神经元会“放电”产生一个称为动作电位的冲动——一种沿着轴突传播的短暂电荷。
神经元通过化学过程产生电流,就像微型电池一样。这个过程涉及离子(带电荷原子)的交换。静息状态下,轴突内部含有较多负离子,外部含有较多正离子,形成内负外正的静息电位。
轴突膜具有选择性通透性,在静息时阻止钠离子等正离子进入细胞。当神经元被激活时,轴突膜通道开放,钠离子大量涌入,使该段轴突去极化,并引发下一段轴突的连锁反应,动作电位就这样沿轴突传播。
每次放电后,神经元需要经历短暂的不应期来恢复原有电荷分布,然后才能再次放电。在有髓鞘的神经元中,动作电位采用跳跃式传导,大大提高了传导效率。 这种电化学过程可以每秒重复数百次,体现了神经系统的精密性和高效性。
每个神经元都是一个微型的信息处理和决策单元,能够对来自成百上千个其他神经元的信号进行复杂的计算和整合。这些输入信号可以分为两大类:兴奋性信号和抑制性信号。兴奋性信号就像是促使神经元活动的“推动力”,而抑制性信号则起到“制动”作用。
神经元是否产生动作电位,取决于兴奋性和抑制性信号的综合效果。只有当兴奋性信号超过抑制性信号并达到阈值时,神经元才会产生动作电位。这就像投票决策,只有赞成票明显超过反对票并达到法定票数时,决议才能通过。
动作电位一旦产生,就会沿轴突传播到末梢,与其他神经元、肌肉或腺体形成连接。 神经冲动遵循“全或无”法则——一旦刺激超过阈值,反应强度不会因刺激增强而改变,就像电灯开关只有开关两种状态。
那么如何区分不同强度的刺激?答案在于群体反应模式。强刺激会激活更多神经元并增加放电频率,就像烟花表演通过增加数量和频率来营造不同强度的视觉效果。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网络如此精密复杂,即使借助显微镜也很难清晰地分辨出一个神经元在哪里结束、另一个在哪里开始。早期的科学家曾经认为,神经元的轴突直接与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组织结构。然而,英国生理学家谢灵顿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神经冲动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时间延迟。他推断在信号传递过程中必然存在某种短暂的中断,并将神经元之间的接触点命名为“突触”。
现代科学研究证实,神经元轴突末梢与接收神经元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极其微小的间隙,这个被称为突触间隙的空间宽度还不到百万分之一毫米。西班牙解剖学家卡哈尔对这种神经元之间的“近距离接触”感到惊叹,他诗意地将其比作“原生质之吻”。这种精妙的结构设计就像两个人保持着刚好不接触的距离进行对话一样,既保持了独立性,又实现了有效沟通。
那么,神经元究竟如何实现这种“隔空对话”,在微小的突触间隙中传递信息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堪称现代神经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当动作电位抵达轴突末梢时,会触发一类特殊化学物质的释放,这些物质被称为神经递质。在极短的时间内——大约万分之一秒,神经递质分子跨越突触间隙,精确地结合到接收神经元表面的特定受体位点上,这种结合过程如同钥匙与锁孔的完美契合。神经递质与受体结合的瞬间,会打开接收端神经元膜上的微小通道,带电离子随即流入或流出,从而激发或抑制接收神经元产生新的动作电位。随后,在一个被称为“再摄取”的过程中,发送信号的神经元会重新吸收多余的神经递质分子,为下一次信号传递做好准备。
在探索神经信息传递机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已经发现了数十种不同类型的神经递质,同时也产生了更多亟待解答的科学问题。这些神经递质是否只在特定的大脑区域发挥作用?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记忆能力和认知功能?我们能否通过药物治疗或饮食调节来增强或减弱这些影响效应?
现代神经科学研究揭示了神经递质在调节抑郁与愉悦情绪、饥饿感与思维活动、成瘾行为与治疗康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人类复杂的心理现象提供了生物学基础。让我们首先了解神经递质如何影响我们的动作控制和情感体验。特定的神经传导通路 在大脑中可能只使用一两种神经递质,而特定的神经递质往往对行为和情绪产生特定的影响效应。不同神经递质的功能特性和相关疾病表现如下表所示:
乙酰胆碱是研究最深入的神经递质之一,在学习记忆和肌肉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当它释放到肌肉受体时,肌肉收缩;若传递被阻断,则导致瘫痪。
科学家发现大脑存在阿片类受体后,提出了关键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锁”?答案是大脑能产生天然的“钥匙”——内啡肽。这些“内源性吗啡”在疼痛或剧烈运动时释放,解释了跑步者愉悦感、针灸镇痛效果,以及重伤患者初期疼痛麻木等现象。
2019年中国马拉松赛事蓬勃发展,全国举办各类路跑赛事超过1800场,参与人数达到700万人次。许多长跑爱好者都报告过在跑步过程中体验到的愉悦感和成就感,这正是内啡肽发挥作用的典型表现。同样,中医针灸技术在疼痛管理方面的显著效果,也从神经生物学层面得到了科学解释——针灸刺激能够促进内啡肽的释放,从而产生天然的镇痛作用。
既然内啡肽能够减轻疼痛并改善情绪状态,那么为什么不通过人工方式增加大脑中的阿片类物质,从而增强大脑自身的“愉悦化学反应”呢?然而,这种做法存在严重的生物学风险。当大脑长期接受外源性阿片类物质时,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产生自身的天然内啡肽。一旦停用外源性物质,大脑就可能面临内啡肽严重缺乏的状况,导致极度的不适感。这体现了生物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则:过度干预身体自身的神经递质产生机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药物和其他化学物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突触处的大脑化学平衡:要么放大神经递质的活性,要么阻断其正常功能。激动剂分子能够模仿天然神经递质的作用,或者阻止神经递质的再摄取过程。例如,某些用于疼痛管理的药物能够通过放大正常的愉悦或舒适感觉来产生暂时的治疗效果。

相反,一些有毒物质则会产生危险的阻断效应。黑寡妇蜘蛛的毒液会在突触处释放大量乙酰胆碱,结果导致肌肉剧烈收缩、抽搐,甚至可能致命。2020年,中国疾控中心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中,肉毒杆菌毒素中毒就是通过阻断乙酰胆碱释放而引起肌肉瘫痪的典型案例。 拮抗剂的作用机制与激动剂相反,它会阻断神经递质的正常功能。肉毒杆菌毒素就是一种典型的拮抗剂,这种毒素可能在不当保存的食物中形成 ,通过阻断乙酰胆碱的释放而导致肌肉瘫痪。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医学将肉毒杆菌毒素的这种作用机制转化为有益的治疗手段——肉毒素注射能够通过使面部肌肉暂时瘫痪来减少皱纹的产生。
另一类拮抗剂的作用原理更加巧妙:它们与天然神经递质足够相似,能够占据受体位点并阻断其正常效应,但又不足以激活受体产生反应。这种机制如同投币机中的假币——能够插入投币孔,但无法启动机器运转。传统草药学中的一些植物毒素就具有这种特性 ,能够占据并阻断乙酰胆碱受体位点,使神经递质无法正常作用于肌肉。这种阻断效应会导致严重的肌肉功能障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神经递质系统的精密运作为药物治疗和毒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正常的神经递质分子如钥匙般精确契合其受体位点,激动剂药物则通过结构相似性模仿天然神经递质的作用(如某些镇痛药物模拟内啡肽的效应),而拮抗剂则通过占据受体位点但不激活受体的方式阻断正常的神经传递过程。
生命活动的核心是信息处理:收集信息、做出决策、执行指令。这一切都依赖于神经系统这个高效的电化学信息网络。神经系统分为两部分:中枢神经系统(大脑和脊髓)负责信息整合和决策,周围神经系统负责信息传递。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轴突束缚成神经纤维束形成神经,如视神经将100万根轴突整合成信息传输线,将视觉信息送至大脑。神经系统通过三类神经元协调工作:感觉神经元收集信息,运动神经元执行指令,中间神经元整合处理信息。
周围神经系统分为躯体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两部分。躯体神经系统负责骨骼肌的自主控制,如阅读时的翻页动作。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内脏器官和腺体功能,包括心跳、消化、腺体分泌等,通常自动运行维持身体平衡。
自主神经系统又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在面临压力时激活机体:加速心跳、提高血压、升高血糖、减慢消化,使身体为行动做好准备。 副交感神经系统则发挥相反作用:降低心率、减少血糖,让机体回归平静状态,保存能量。两者协调配合,维持身体内环境的动态平衡。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许多人经历了长期的焦虑和压力状态。这种情况下,交感神经系统长时间处于激活状态,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消化功能紊乱等症状。通过深呼吸、冥想等放松技巧,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身体恢复到平衡状态。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自主神经系统在应对环境变化中的重要作用。
从单个神经元的简单“对话”演化出中枢神经系统的复杂性,体现了生物系统“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奇迹。 大脑成就了我们的人性特质——思维、情感和行为。约800亿个神经元,每个与约10000个其他神经元连接,形成约8000万亿个突触连接点。仅一粒沙子大小的脑组织就包含约10万个神经元和10亿个突触。
2021年,中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峰值运算速度达每秒5.49万万亿次浮点运算,但在处理复杂认知任务时,仍无法与人脑的并行处理能力相媲美。 神经元聚集形成神经网络工作群体。就像人们建设城市而非均匀分布在乡村一样,神经元倾向于与邻近神经元建立连接,实现短距离、高速度的信息传递。
学习本质上是通过反馈机制强化神经连接的过程。以学习古筝为例,随着练习深入,相关神经连接不断强化完善。这体现了神经科学重要原理:“同时激活的神经元会建立更紧密的连接。”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神经网络学习的绝佳案例。2022年的调查显示,全国学习古筝的青少年达到300万人,学习书法的学生超过500万人。这些学习过程都涉及复杂的神经网络重塑:从最初的动作生疏到技巧娴熟,反映了大脑神经连接在反复练习中逐步优化的过程。

脊髓是连接大脑与身体的信息高速公路。上行神经纤维将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下行纤维将大脑的运动指令传达给身体。脊髓反射是其工作原理的最佳体现——无需大脑参与的自动反应。 最简单的脊髓反射由感觉神经元、中间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构成。当手指触碰热水时,热刺激通过感觉神经元传至脊髓中间神经元,立即激活运动神经元,手在大脑感知疼痛前就已缩回。这解释了为什么反射动作似乎是自发的。
中国传统武术中的“身体记忆”与脊髓反射相通。太极拳练习者经过长期训练后,很多动作反应会绕过大脑的有意识控制,直接通过脊髓反射完成。 脊髓高位损伤会导致损伤部位以下失去感觉和运动能力。虽然患者可能仍有膝跳反射,但却感受不到敲击,因为感觉信息无法传达到大脑。近年来,中国在脊髓修复技术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现代康复医学通过功能性电刺激、机器人辅助训练等技术手段,帮助患者最大程度恢复功能。

在了解神经系统的电化学信息传递后,我们来认识第二套信息系统——内分泌系统。内分泌腺体分泌激素,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各种组织,调节我们对性、食物和攻击行为的兴趣。
内分泌系统与神经系统关系密切,但有显著差异:神经系统传递信息如即时通讯般快速(几分之一秒),内分泌系统则像邮政信件般缓慢(数秒至更久),但效应更持久。这解释了为什么不愉快情绪会持续存在,我们需要时间“冷静下来”。
面临危险时,自主神经系统指令肾上腺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提高心率、血压和血糖,为身体提供应对威胁的能量。
脑垂体是内分泌系统的“主腺体”,只有豌豆大小却影响巨大,由下丘脑控制。它释放的激素影响生长发育,并调节其他腺体的激素分泌。这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大脑→脑垂体→其他腺体→激素→大脑,体现了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的密切协作。
从神经元“对话”到激素调节网络,每个层面都体现着生命系统的智慧。这些知识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本质,也为心理健康维护和疾病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渴望窥探活体大脑的工作机制。早期医学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初步认识:《黄帝内经》记录了头部受伤影响身体的现象,现代临床发现大脑一侧损伤导致身体对侧瘫痪,后脑损伤影响视觉,左前脑损伤导致言语障碍。
如今科学家能通过电刺激、化学刺激或磁刺激激活大脑不同区域;能“窃听”单个神经元或数十亿神经元的“交谈”;还能以彩色图像展现大脑的能量消耗。这些观察“思考中的大脑”的技术,对心理学的推动作用如同显微镜对生物学、望远镜对天文学一样重要。
此时此刻,您的大脑思维活动正在产生着各种可以被探测到的生物信号,包括电信号、代谢信号和磁信号,这些都为神经科学家观察大脑工作状态提供了宝贵的窗口。现代微电极技术已经精密到能够探测单个神经元的电脉冲活动。举个例子,当我们轻抚一只猫的胡须时,科学家现在可以精确定位这一感觉信息在猫大脑中的传递路径和处理区域。
人类大脑中数千亿个神经元的电活动以规律的波形模式在大脑表面传播扩散。脑电图技术便是将这些微弱的电波信号放大并记录下来的重要工具。通过脑电图来研究大脑活动就如同通过倾听引擎的轰鸣声来了解汽车的运转状态一样。当研究者反复呈现特定刺激并使用计算机过滤掉与该刺激无关的脑电活动时,就能够识别出由该刺激引发的特异性电波反应模式。
这种技术在中国的临床应用已经相当成熟。2022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利用高精度脑电图技术成功诊断了一名年仅6岁的癫痫患儿,通过分析其脑电波异常模式,医生能够精确定位癫痫灶的位置,为后续的精准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脑电图监测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神经医学诊断的重要手段。
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切斯特菲尔德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看人不能只看外表,还要看透人心。”现代神经成像技术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透视”活体大脑的超凡能力。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通过显示大脑各区域对其化学燃料——葡萄糖的消耗情况来反映大脑活动状态。活跃的神经元就像“葡萄糖消费大户”,当受试者接受少量放射性标记的葡萄糖注射后,扫描设备能够追踪这些“思维燃料”的去向,从而定位放射性信号的分布。这种技术就像天气雷达显示降雨分布一样,通过“热点”区域显示大脑在进行数学计算、观察面部表情或白日梦时哪些区域最为活跃。
磁共振成像技术则采用了不同的工作原理:将头部置于强磁场中,使大脑分子中的原子按照特定方向排列旋转,然后通过无线电波脉冲短暂扰动这些原子。当原子恢复正常旋转状态时,会释放出信号,从而提供大脑软组织的精细图像。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应用范围很广,不仅可以扫描大脑,也能用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检查。这项技术已经揭示了许多重要发现:具有绝对音感的音乐家左脑半球的神经区域比普通人更大,而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中存在异常扩大的脑脊液填充区域。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磁共振成像的特殊应用,不仅能显示大脑结构,还能揭示大脑功能活动。大脑活动活跃的区域血流量会相应增加。通过比较相隔不到一秒钟的多次扫描图像,研究者能够观察到大脑在执行不同心理功能时的“点亮”过程,即含氧血流的增加。例如,当受试者观看一个场景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能够探测到血液涌向大脑后部负责处理视觉信息的区域。这些大脑活动变化的“快照”为我们理解大脑如何进行功能分工提供了全新的洞察。
2021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成功绘制出中国人群特异的大脑语言功能区图谱,为中文阅读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如今学习神经科学,就如同麦哲伦探索海洋时研究世界地理一样激动人心。我们正处于大脑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脊髓是连接大脑与身体的信息通道。上行纤维传递感觉信息,下行纤维传递运动指令。脊髓反射是其工作原理的最佳体现——无需大脑参与的自动反应。
最简单的反射通路由感觉神经元、中间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构成。当手触碰热水时,热刺激通过感觉神经元传至脊髓中间神经元,立即激活运动神经元,手在大脑感知疼痛前就已缩回。这解释了为什么反射动作似乎是自发的。
脊髓高位损伤会导致损伤部位以下失去感觉和运动能力,虽然反射仍存在,但患者无法感知。近年来中国在脊髓修复技术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现代康复医学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帮助患者最大程度恢复功能。
脑干是大脑最古老的区域,从脊髓进入颅骨后开始形成。延髓控制心跳和呼吸等基本生命活动,脑桥负责协调运动功能。动物实验显示,即使切断脑干与上方大脑的联系,动物仍能呼吸、奔跑和攀爬,但无法有目的地寻找食物。 脑干是神经纤维的“交叉点”,大脑每侧的神经纤维在此与身体对侧建立连接。
网状结构是脑干内部的神经元网络,负责过滤感觉输入并调节觉醒状态。1949年,莫鲁兹和马古恩发现电刺激网状结构能使睡眠中的猫立即清醒,而断开网状结构连接则导致昏迷。这一发现为现代睡眠医学和意识监测技术奠定了基础。
坐落在脑干顶部的是丘脑,这是一对卵形结构,共同构成了大脑的感觉信息交换中心。丘脑接收来自除嗅觉以外所有感觉器官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路由传递到负责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处理的高级脑区。我们可以把丘脑比作北京或上海的交通枢纽——就像这些城市的高铁站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乘客分流到不同目的地一样,丘脑将各种感觉信息分配到大脑皮层的相应处理区域。丘脑还接收来自高级脑区的反馈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延髓和小脑,形成完整的信息循环回路。
从脑干后部延伸出来的是棒球大小的小脑,拉丁语意思是“小大脑”,它的两个褶皱状半球确实像一个微缩版的大脑。小脑支持一种特殊类型的非言语学习和记忆功能,帮助我们判断时间、调节情绪、辨别声音和质地差异。更重要的是,小脑协调我们的自主运动。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马龙以完美的时机和角度扣杀致胜球时,他的小脑功不可没。如果小脑受到损伤,人们会出现行走困难、平衡失调或握手不稳等症状,动作变得僵硬和夸张。
酒精对小脑的影响导致行走缺乏协调性,这在交通安全检查中经常被用作判断醉酒的重要指标。中国交警在路边进行的“直线行走测试”正是基于这一生理原理,通过观察驾驶员的步态协调性来评估其是否饮酒。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通过这种简单的协调性测试,有效减少了酒驾事故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大脑功能都是在没有任何有意识努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我们的大脑在意识觉察范围之外处理着大部分信息。我们能够意识到大脑工作的结果(比如当前的视觉体验),但却无法感知大脑是如何构建这些视觉图像的。无论我们是睡着还是清醒,脑干都在默默管理着维持生命的各项功能,这样就释放了大脑的高级区域去进行思考、交谈、做梦或回味记忆。
位于大脑古老结构与大脑皮层两半球之间“边界”地带的是边缘系统。边缘系统的海马体负责处理记忆功能,如果动物或人类因手术或外伤失去海马体,就会完全丧失形成新的事实记忆和情景记忆的能力。现在让我们重点了解边缘系统与情绪反应(如恐惧和愤怒)以及基本动机(如饮食和性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
边缘系统中有两个蚕豆大小的神经核团——杏仁核,它们在调节攻击性和恐惧情绪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939年,心理学家克吕弗和神经外科医生布西通过手术破坏了恒河猴大脑中包含杏仁核的区域,结果令人惊讶:原本脾气暴躁的猴子变得异常温顺。 电刺激实验进一步证实了杏仁核的作用。刺激家猫杏仁核的特定部位时,猫会摆出攻击姿态,弓背嘶叫,瞳孔放大,毛发竖立。但如果轻微移动电极位置,同一只猫反而会恐惧地蜷缩起来。
这些实验证实了杏仁核在愤怒和恐惧情绪中的作用,包括对这些情绪的感知和情绪记忆的处理。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国运动心理学专家利用对杏仁核功能的理解,帮助花样滑冰运动员通过特定的心理训练技术调节比赛前的紧张情绪。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大脑功能定位的问题。攻击性和恐惧行为涉及大脑多个层次的神经活动,杏仁核只是让这些行为产生的整体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下丘脑位于丘脑下方,是调控身体基本功能的指挥中心,负责调节饥饿、渴觉、体温和性行为。它既监测血液化学成分,又接收大脑其他部位的指令,通过激素调节脑垂体,体现了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的相互作用。
1954年,麦吉尔大学的奥尔兹和米尔纳意外发现了大脑的“奖赏中心”。他们原本想将电极植入大鼠网状结构,却错误地放置在下丘脑区域。这只大鼠不断返回被刺激的位置,寻求更多刺激。
后续实验显示,大鼠会疯狂按压踏板进行自我刺激——每小时多达7000次,甚至愿意穿越带电地板获得这种刺激。研究人员在多种动物中发现了类似的奖赏中心,揭示了一个触发多巴胺释放的奖赏系统,奖励生存必需的活动如进食、饮水和性行为。
人类同样具有边缘系统愉悦中心。神经外科医生通过植入电极治疗暴力患者,患者报告感到轻微愉悦感。2023年,北京天坛医院利用深度脑刺激技术治疗严重抑郁症,通过刺激奖赏回路显著改善患者情绪状态。
一些研究者认为,酒精依赖、药物滥用等成瘾性疾病可能源于奖赏缺乏综合征——大脑自然愉悦系统的遗传性缺陷,导致人们渴求能提供快感或缓解负面情绪的物质。
古老的大脑网络维持着基本的生命功能,并支持记忆、情感和基本驱动力。而大脑内部更新的神经网络——即占大脑重量85%的两个大脑半球——形成了专门的工作团队,使我们能够感知、思考和说话。覆盖这些半球的大脑皮层就像树皮一样,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的神经细胞组成的薄薄表面层。它是您大脑的思维王冠,是身体终极的控制和信息处理中心。
随着我们在动物进化阶梯上的上升,大脑皮层不断扩展,严格的遗传控制逐渐放松,生物体的适应性随之增强。青蛙和其他皮层较小的两栖动物主要依靠预先设定的遗传指令运作。哺乳动物更大的皮层提供了增强的学习和思考能力,使它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使我们与众不同的人类特质主要源于大脑皮层的复杂功能。
2022年,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脑计划”研究显示,人类大脑皮层的神经元密度和连接复杂性远超其他灵长类动物,这为我们理解人类独特的语言能力、抽象思维和创造性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
如果我们能够打开人类的头颅观察大脑,会看到一个褶皱密布的器官,形状有些像超大核桃仁。如果将这些褶皱展开,大脑皮层的面积大约相当于一张特大披萨的大小。大脑皮层包含了约200-230亿个神经细胞和300万亿个突触连接。 支撑这些神经细胞的是数量多达九倍的胶质细胞。神经元就像蜂王,胶质细胞则是工蜂,提供营养和绝缘髓鞘,引导神经连接,并清理离子和神经递质。对爱因斯坦大脑的尸检分析发现了比普通人更高浓度的胶质细胞。
每个大脑半球都分为四个脑叶:额叶(位于前额后面)、顶叶(位于头顶和后部)、枕叶(位于头部后方)和颞叶(在双耳上方)。四个脑叶中的每一个都执行多种功能,而许多功能都需要多个脑叶的相互配合。 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的大脑在处理汉字和英文时会激活不同的脑区组合,体现了语言文化对大脑功能分工的深刻影响。
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工体现了神经系统进化的智慧。早期解剖学家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来命名大脑结构,这些词汇实际上是对结构特征的生动描述:比如“cortex”意为“树皮”,“cerebellum”意为“小大脑”,“thalamus”意为“内室”。
一个多世纪以前,对部分瘫痪或失语患者的尸检显示了大脑皮层的受损区域。但这种相对粗糙的证据并未说服研究者们相信皮层的特定部分执行特定的复杂功能。毕竟,如果语言和运动控制在整个皮层中分散分布,那么几乎任何区域的损伤都可能产生相同的效果。就像电视机断了电源线会黑屏一样,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已经将图像“定位”在了电源线中。
现代神经科学研究在定位相对简单的大脑功能方面取得了更大成功。1870年,德国医生弗里奇和希茨格对狗的大脑皮层施加轻微电刺激时有了重要发现:他们能够使狗身体的特定部位产生运动。这种效应具有选择性:只有刺激额叶后部一个弧形区域时才会引起运动,这个区域大致从一侧耳朵延伸到另一侧耳朵,横跨大脑顶部。更重要的是,刺激左或右半球这一区域的不同部分会引起身体对侧特定部位的运动。弗里奇和希茨格发现了现在被称为运动皮层的大脑区域。
对于脑外科医生和患者来说幸运的是,大脑本身没有感觉受体。基于这一认识,神经外科先驱弗斯特和彭菲尔德能够在数百名清醒患者身上通过刺激不同的皮层区域并观察身体反应来绘制运动皮层地图。他们发现,需要精密控制的身体部位(如手指和嘴部)在皮层中占据最大的区域。
从大脑皮层的功能地图中可以看出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分配给身体各部位的皮层区域大小与该部位的物理尺寸并不成正比。相反,大脑为敏感区域和需要精确控制的部位分配更多的皮层组织。因此,手指在皮层中的表征区域比上臂要大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用嘴唇亲吻而不是用脚趾接触——嘴唇的敏感度和控制精度远超脚趾。
这种不成比例的分布反映了人类进化过程中对精细操作能力的需求。2023年,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通过对钢琴家和书法家的脑成像研究发现,长期从事精细动作训练的人群,其手指对应的运动皮层区域明显扩大,证实了大脑的可塑性特征。 西班牙神经科学家德尔加多通过一系列实验深入展示了运动行为的神经机制。在对一名患者的研究中,他刺激左侧运动皮层的特定点位,成功引发患者右手握拳动作。当要求患者在下次刺激时保持手指张开状态时,尽管患者全力以赴,手指仍然不由自主地握紧。患者无奈地说:“医生,看来您的电流比我的意志力更强。”这一经典实验生动地证明了运动皮层对随意运动的直接控制作用。
近年来,科学家们已经能够通过反复测量特定手臂运动前的运动皮层活动,在猴子手臂移动前十分之一秒就准确预测其运动方向。这些发现为新一代假肢技术(人工身体部件替换)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通过类似的“大脑窃听”技术,我们是否能够帮助瘫痪患者移动机械臂或控制光标来写邮件、浏览网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三只猴子的运动皮层中植入了100个微型记录电极。当猴子使用操纵杆移动光标跟踪红色目标(以获得奖励)时,研究人员将大脑信号与手臂动作进行匹配。然后,他们编程计算机监测这些信号并在没有猴子帮助的情况下操作操纵杆。当猴子仅仅想到某个动作时,这台“读心”计算机就能移动光标,其熟练程度几乎与寻求奖励的猴子相当。在后续实验中,两只猴子被训练控制一个能够伸手抓取食物的机器人手臂。
2021年,中国浙江大学脑机接口团队成功帮助一位高位截瘫患者通过意念控制机械臂完成握手、递水等复杂动作,标志着我国在脑机接口技术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项突破为全球数百万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带来了康复希望。 更进一步的研究不仅记录了直接控制猴子手臂的运动神经元信号,还捕获了参与运动规划和意图形成的大脑区域活动。在实验中,当猴子等待提示信号以伸手触及屏幕上八个不同位置中的某个位置(以获得果汁奖励)时,计算机程序记录了这个规划-意图大脑区域的活动。通过将这种神经活动与猴子随后的指向动作进行匹配,读心研究人员现在能够编程光标响应猴子的思维活动。真正实现了“猴子动念,计算机行动”的奇迹。
植入式电极阵列目前尚未达到永久有效的水平,但这些研究为肢体瘫痪患者未来能够使用自己的大脑信号控制计算机和机器人假肢带来了希望。
既然这项技术在运动大脑区域有效,为什么不用它来捕获一个人能想到但无法说出的词语(例如中风后的情况)?加州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理查德·安德森推测,研究人员可以在语言区域植入电极,“让患者思考不同的词汇,观察细胞以不同方式放电。通过建立数据库,当患者想到某个词时,将信号与数据库进行比较,就能预测他们正在思考的词语。然后将这个输出连接到语音合成器,这与我们在运动控制方面的做法完全相同。”
200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首个针对瘫痪患者的神经假肢临床试验。第一位患者是一名25岁的瘫痪男子,他仅凭借植入运动皮层的阿司匹林大小的芯片(含100个微电极记录活动),就能够用意念控制电视、在计算机屏幕上绘制图形和玩电子游戏。
2022年,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在美国开展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取得重要进展,一位瘫痪患者成功通过意念控制打字,每分钟可输入40个字符。与此同时,中国在脑机接口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清华大学、中科院等机构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运动皮层负责向身体发送指令,那么哪里接收来自身体的感觉信息呢?彭菲尔德发现了感觉皮层——位于顶叶前部、紧邻运动皮层后方的区域。刺激这个区域的不同部位,患者会感到相应身体部位被触摸。 与运动皮层类似,身体越敏感的部位在感觉皮层中占据的区域越大。嘴唇的投射区域远大于脚趾,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用嘴唇而非脚趾来感知细微触觉。
除触觉外,皮层还有其他感觉区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皮层中负责感觉输入和肌肉输出的区域,但这些只占人类大脑皮层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区域——联合区域,负责整合信息,将感觉输入与记忆联系起来,是思维活动的核心。 对联合区域进行电刺激不会产生明显反应,这导致了“人类只使用10%大脑”的错误观念。实际上,联合区域并非闲置,而是负责解释、整合感觉信息并做出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复杂心理功能并非精确定位于单一区域,而是不同大脑区域协同活动的结果。记忆、语言和注意力都体现了大脑各区域间的精妙配合。
人类大脑是一个非凡的适应性系统,不仅受到基因程序的影响,更在经验的雕琢下不断重塑自身。通过现代脑成像技术的观察,我们发现经过长期训练的古筝演奏家,其大脑中负责处理琴弦音响的听觉皮层区域明显大于常人。这种现象揭示了大脑的一个重要特性——可塑性,即大脑在受到损伤后进行自我修复和功能重组的能力。
与皮肤伤口可以自然愈合不同,受损的神经元通常无法再生。如果脊髓完全断裂,患者往往面临永久性瘫痪。某些大脑功能被预先分配给特定区域,一旦这些区域在早期发育中受到损伤,相关功能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 然而,大脑组织确实具备在损伤后进行重新组织的能力。儿童时期的大脑可塑性最为显著。约束性诱导疗法正是利用这一特性,通过限制健全肢体的活动,强制使用功能受损的手臂或腿部,从而重塑大脑功能。
2019年,北京天坛医院康复医学科收治了一位58岁的中风患者,他原本是一名书法家。中风后右侧肢体瘫痪,完全无法握笔。医生采用约束性诱导疗法,将他的左手固定,强制其反复练习用右手完成简单动作。经过数月训练,这位患者的右手逐渐恢复了精细动作能力,不仅重新学会了写字,甚至能够再次创作书法作品。
大脑的可塑性对视觉或听觉障碍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当某种感觉功能缺失时,原本负责该功能的大脑区域会被其他感觉系统征用。盲人在用手指阅读盲文时,原本的视觉皮层开始处理触觉信息。对于以手语为母语的聋人来说,原本负责听觉处理的颞叶区域会转而处理来自视觉系统的信号,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聋人具有增强的周边视觉能力。
严重损伤后的大脑可塑性表现尤为明显。当左半球缓慢生长的肿瘤干扰语言功能时,右半球可能会代偿性地接管部分语言处理任务。失去手指后,原本接收该手指输入的感觉皮层区域会开始接收来自相邻手指的信号,使这些手指变得更加敏感。
一个更为神秘的现象涉及所谓的“幻肢感觉”。在感觉皮层的功能地图中,手部区域恰好位于面部和手臂区域之间。当抚摸截肢者的手臂时,患者不仅能感受到手臂上的触觉,还会在已不存在的“幻肢”手指上产生感觉。这是因为原本终止于相邻区域的感觉纤维“入侵”了手部区域空出的大脑区域。
2020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接诊了一位在地震中失去右腿的患者。令人惊奇的是,由于足部感觉区域在大脑皮层中紧邻生殖器区域,这位患者报告说在亲密关系中会在“幻肢脚部”产生强烈的感觉体验,而且这种感觉比过去更加强烈,因为它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生殖器区域。
长期以来,科学界认为成年哺乳动物大脑无法产生新神经细胞。然而,近年研究发现成年小鼠和人类确实能产生新脑细胞,猴子大脑每天形成数千个新神经元。
科学家在人类胚胎中发现了能发育成任何脑细胞类型的干细胞。这引发了令人振奋的可能性:能否在实验室培养这些神经干细胞并注入受损大脑?2021年,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成功培养出可定向分化的人类神经干细胞,为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开辟新途径。
儿童大脑可塑性极强。即使手术或外伤摧毁儿童大脑一部分,甚至切除整个半球,大脑也会让其他区域承担工作进行补偿。儿童年龄越小,剩余半球接管被切除半球功能的机会越大。
2022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为一名6岁难治性癫痫患儿成功实施左侧半球切除术。术后孩子癫痫完全控制,在康复训练下逐渐恢复语言和运动能力,展现了儿童大脑非凡的可塑性潜能。
现代神经科学的发展让我们对人类大脑最为奇妙的特征之一有了深入认识——大脑左右两个半球的功能分工。这一发现不仅革新了我们对大脑工作机制的理解,更为心理学和医学领域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个多世纪以来,临床证据不断表明大脑两侧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这种半球功能专门化现象在脑损伤患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左半球的意外伤害、中风和肿瘤可能严重影响阅读、书写、言语表达、数学推理和语言理解能力,而右半球的类似损伤很少产生如此戏剧性的影响。
到1960年代,许多研究者将这些差异解释为左半球是“优势”或“主要”半球的证据,而安静的右半球则被视为“从属”或“次要”半球。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所谓的“次要”右半球实际上远没有那么局限。这一发现的故事构成了心理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
1961年,洛杉矶神经外科医生菲利普·沃格尔和约瑟夫·博根提出假设:严重癫痫可能由异常脑电活动在两个半球间“弹跳”放大造成。他们决定切断连接两半球的胼胝体来阻止这种现象。 基于心理学家罗杰·斯佩里等人在猫和猴子身上的成功实验,外科医生们实施了手术。结果令人惊喜:癫痫发作几乎完全消失,患者的人格和智力基本未受影响。一位患者醒来时甚至开玩笑说自己有“撕裂性头痛”。 2023年,北京天坛医院为一位21岁难治性癫痫患者成功实施改良半球间连接切断术,术后癫痫得到有效控制,认知功能保持完好。
斯佩里和加扎尼加对裂脑患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两个半球的互补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人类视觉系统独特的“交叉配线”结构使研究者能够将信息单独发送到患者的左半球或右半球。当受试者盯着一个固定点时,研究人员可以向其左侧或右侧闪现刺激信号。
在大脑完整的正常人身上,接收信息的半球会立即将消息传递给对侧的“伙伴”。但是,接受过裂脑手术的患者情况则完全不同。负责在两个半球之间传递信息的“电话线缆”——胼胝体已经被切断,这使得研究者能够分别“询问”每个半球的反应。
胼胝体是连接两个大脑半球的大型神经纤维束,它承载着两个半球之间的信息交流。当这条重要的信息高速公路被切断后,每个半球就必须独立工作,无法与对侧进行即时的信息交换。这种独特的医学状况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机会,让他们能够深入观察大脑左右两侧的不同职能。
在一项经典实验中,加扎尼加要求患者盯着屏幕中心点,然后闪现“心·脑”这个词汇。“心”字出现在左视野(传递到右半球),“脑”字出现在右视野(传递到左半球)。 当询问患者看到什么时,他们回答“脑”字。但要求用手指向所看到的词汇时,左手(右半球控制)却指向了“心”字。每个半球都报告了它所看到的内容,右半球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达,但能通过行动表明它的认知。
类似地,当向右半球闪现勺子图片时,患者无法说出看到了什么,但能用左手从隐藏物品中准确选出勺子。此时如果实验者说“正确!”,患者会困惑地回答:“正确?我根本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这是因为说话的左半球对右半球的认知感到困惑。 2021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用中文字符重现了类似实验,向患者左视野呈现“书”字、右视野呈现“本”字时,患者口头报告“本”字,但左手会准确选择“书”字,证实了大脑半球分工的普遍性。
一些接受过裂脑手术的患者在术后会被左手的“独立行为”所困扰。左手可能会在右手扣纽扣时解开纽扣,或在右手将商品放入购物车后又将其放回货架。正如斯佩里所指出的,分裂脑手术确实让患者拥有“两个分离的心智”。 当“两个心智”产生分歧时,左半球会巧妙地合理化它无法理解的反应。如果患者遵循发送给右半球的指令(“站起来走路”),左半球并不知道这个指令,不明白患者为什么突然开始走路。当被问及原因时,善于解释的左半球会即兴编造:“我要到房间里去拿杯茶水。” 这一发现让加扎尼加得出结论:有意识的左半球是一个“解释器”,会即时构建理论来解释我们的行为。

人类视觉系统的信息传递遵循特定的神经通路规律。来自视野左半部分的信息会传递到右半球,而来自视野右半部分的信息则传递到左半球(通常控制言语功能)。需要注意的是,每只眼睛都会接收来自左右视野的感觉信息。在大脑完整的个体中,任一半球接收到的数据都会通过胼胝体迅速传递给另一半球。但是,在胼胝体被切断的患者中,这种信息共享就无法进行了。
2022年,清华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利用先进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详细绘制了中国人群中视觉信息传递的神经网络图谱。他们发现,在处理汉字信息时,左右半球之间的信息交换模式与处理英文字母时存在显著差异,这为理解不同语言文字系统对大脑功能影响提供了重要证据。
研究发现左半球主导理性决策和语言处理,倾向于忽略负面信息;右半球则擅长直觉反应、视觉感知和情绪识别,在临摹图画、识别面部和情感表达方面表现突出。 与人体其他成对器官不同,大脑两半球功能互补而非重复,形成了高效的分工合作系统。
对于拥有完整大脑的正常人群,每个半球是否也承担着不同功能?研究表明确实如此。 脑电波、血流量和葡萄糖消耗量显示:执行知觉任务时右半球活动增加,说话或计算时左半球活动增加。 最戏剧性的证据来自脑外科手术前的检查。为确定语言中枢位置,外科医生向供应左半球血液的颈动脉注射镇静剂。当药物流入左半球动脉时,患者右臂软弱下垂并失去语言能力;当药物进入右半球动脉时,左臂下垂但仍能说话。
聋人的手语功能由哪个半球支持?研究发现,聋人和听力正常者一样,都主要使用左半球处理语言——无论是手语还是口语。左半球中风同样会影响聋人的手语表达能力。对大脑而言,语言就是语言,形式并不重要。
2023年中国的脑成像研究证实,中国手语的处理主要集中在左半球的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与汉语口语的神经基础高度相似。
左半球擅长快速、字面性的语言解释,而右半球在推理方面更出色。例如,用“脚”启动时,左半球会快速识别相关词“跟”;但面对“脚”、“哭”、“玻璃”这样的词组,右半球能更快找到远程关联词“切”。在解决洞察力问题时——如“什么词可以与靴子、夏天和地面搭配?”——右半球比左半球更快识别出答案“营”。
右半球还负责语音表达的语调和重音调节,并协调自我意识。右半球损伤的患者可能否认自己的残疾,难以在镜子中认出自己,或将自己的肢体归属于他人。研究显示,当人们在变形照片中认出自己时,右脑会突然活跃;而磁刺激干扰右脑活动时,这种自我识别能力就会受损。 这些发现表明,看似相似的两个半球实际上各有专长,共同构成了统一而专门化的大脑系统。
人类的惯用手现象为我们理解大脑组织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这种看似简单的行为习惯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神经科学原理,反映了大脑半球功能分工的演化历程。
史前洞穴绘画和化石证据表明,右撇子偏好很早就出现了。超声观察发现,90%以上的胎儿吮吸右手拇指,说明这种偏好在文化影响前就已形成。 这种右手偏好是人类和黑猩猩、倭猩猩独有的特征,其他灵长类动物左右手使用更为平均。 2022年北师大研究发现,出生后两天内三分之二的婴儿偏好头部右转,5个月后这些婴儿几乎都用右手抓取物品。这表明基因或产前因素影响惯用手形成。
虽然左撇子在阅读障碍、过敏症患者中比例较高,但伊朗大型研究显示,左撇子在大学入学考试的所有学科中都超越了右撇子。
左撇子在音乐家、数学家、运动员、建筑师和艺术家中更常见。中国著名左撇子包括钢琴家郎朗、画家齐白石等。2023年残奥委统计显示,精细技巧项目中左撇子运动员获奖比例明显高于自然比例。
尽管左撇子在日常生活中面临不便(如右手设计的工具),但成为左撇子的利弊大致相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基因完全相同的双胞胎也不一定共享惯用手特征,表明其形成机制极为复杂。
通过对大脑生物学基础的深入探索,我们认识到心理现象本质上也是生物现象。从神经元到意识的转化过程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大脑的电化学活动如何产生思想、情感和记忆?
正如罗杰·斯佩里所言,意识从大脑离子活动中涌现,但不能简单归结为离子活动本身。心理学虽然植根于生物学,但《葛底斯堡演说》的意义不能简化为神经活动,道德责任只有在理解心智为“整体系统”时才有意义。
大脑与心智构成统一的整体系统:大脑创造并控制心智,心智反过来影响大脑。这种相互作用体现了生物系统的复杂性。随着中国脑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从“中国脑计划”到脑机接口技术,我们正在为破解大脑奥秘贡献智慧。 本节揭示了心理活动的生物学基础——从神经元传导到大脑功能分工,从信息传递到化学调节。要真正理解人类心理活动,必须综合考虑基因、大脑结构、神经传递和环境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这为理解正常心理功能和治疗心理障碍提供了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