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心理健康时,常常会遇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精神疾病到底是什么?它们是真正的疾病,如同肺结核或流感一样,有着明确的生物学基础?还是说,它们只是人们对异常经历的正常反应?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不是纯粹的疾病模式,也不是简单的心理反应。精神障碍其实是生物易感性与生活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一颗种子需要合适的土壤和环境才能发芽一样。要想真正理解和控制这些心理问题,我们需要同时掌握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双重视角。
异常行为形式多样,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列出了数百种障碍。我们重点探讨两大类精神障碍:情绪障碍(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它们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也是生物心理学研究重点。
当一个人说自己感到“抑郁”时,他可能只是表达一种暂时的沮丧或失望。但真正的重度抑郁症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它就像一个无形的牢笼,将患者困在其中,让他们失去感受生活美好的能力。
重度抑郁症患者就像突然失去了味觉的人无法品尝食物美味一样,他们失去了感受快乐的能力。根据诊断标准,患者会连续数周感到悲伤和绝望,伴随着能量极低、感觉毫无价值、萌生自杀念头、睡眠障碍、注意力难以集中,以及几乎不能从任何事物中获得快乐。
最值得注意的是,快乐感的缺失比悲伤情绪的增加更能可靠地反映抑郁症的存在。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让参与者随身携带一个会在随机时刻响起的提示器,记录当时的情绪状态。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报告不愉快经历的次数与正常人相当,但他们报告愉快经历的次数却远低于平均水平。
在中国,约有百分之五的成年人在某一年内经历过临床意义的抑郁症。儿童期抑郁症男女发病率相当,但过了十四岁之后,女性患抑郁症的概率明显高于男性。
数据显示,虽然儿童期男女抑郁症发病率相当,但青春期后女性患病风险显著增加,在成年期达到男性的近两倍。
抑郁症很少是一次性的疾病,它更像是会反复发作的偏头痛。大多数患者会经历多次抑郁发作,中间穿插着情绪正常的时期。第一次抑郁发作通常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患者通常能够指出引发第一次发作的具体压力事件。
但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随着抑郁发作次数的增加,患者越来越难以找到明确的触发因素。这就像大脑“学会”了如何抑郁,并且变得越来越熟练。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一旦学会了,就很难忘记。这种现象与癫痫和偏头痛的发作模式惊人地相似:发作次数越多,下次发作就越容易被触发。
当我们观察一个家庭时,常常会发现某些性格特征或倾向在不同世代间传递。抑郁症也是如此,它在家族中的聚集现象提示着遗传因素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双胞胎和被收养儿童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抑郁症确实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性。然而,尽管研究人员已经识别出多个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但没有任何一个基因单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就像制作一道复杂的菜肴,需要多种调料的协同作用,而非某一种调料的决定性影响。 为什么没有发现具有强关联性的抑郁症基因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我们谈论“抑郁症”时,实际上可能将至少两种不同的综合征混在一起了。
早发性抑郁症患者的亲属中,不仅抑郁症发病率高,而且焦虑症、注意缺陷障碍、酒精或大麻滥用、强迫症、贪食症、偏头痛和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率也明显升高。这提示早发性抑郁症可能与广泛的神经系统易感性有关。 相比之下,晚发性抑郁症患者的亲属则更多表现出循环系统问题。这种差异暗示着不同类型的抑郁症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生物学基础。
在抑郁症研究中,有一个曾经轰动一时的发现值得我们深入了解。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控制血清素转运蛋白的基因,这种蛋白质调节神经元回收血清素的能力。研究中,科学家们识别出这个基因的两种类型:“短型”和“长型”。
通过追踪八百四十七名年轻成人五年来的压力事件和抑郁症发展,研究者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对于携带两个短型基因的人,随着压力事件数量的增加,患抑郁症的概率大幅上升;而对于携带两个长型基因的人,压力事件只是轻微增加抑郁风险;携带一个短型和一个长型基因的人则表现出中等程度的风险增加。
这个发现的意义重大:单独的基因变异并不直接导致抑郁症,但它可能会放大个体对压力事件的反应。这就像有些人的皮肤对阳光更敏感一样——同样的阳光照射,有些人安然无恙,有些人却容易晒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无法重现的情况?可能的解释包括:测量变量的准确性问题(特别是压力的测量),以及基因检测方法的技术局限性。科学研究需要更精准的测量工具和更严格的验证过程。
除了遗传因素外,抑郁症还可能由多种其他生物学因素引发,这些因素就像潜伏的“内奸”,在特定条件下破坏大脑的正常功能。
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是,某些病毒感染可能与抑郁症有关。博尔纳病病毒原本是一种感染农场动物的病毒,会导致动物出现躁动活动期与不活动期交替的现象,类似于人类的双相情感障碍。 研究发现,在接受检测的人群中,所有检测出博尔纳病病毒阳性的人都患有重度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虽然这些病毒阳性者只占抑郁症患者的很小比例,但在正常人群中却完全没有发现该病毒。
激素变化是另一个重要的生物学触发因素。我们都知道压力会增加抑郁风险,而压力会导致皮质醇等应激激素水平升高。产后抑郁症为我们提供了激素影响的清晰例证。
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女性会经历某种程度的产后抑郁。妊娠晚期应激激素水平达到峰值,而卵巢激素在分娩前后经历剧烈变化。实验证实,当人为地降低雌二醇和孕激素水平时,有产后抑郁史的女性会立即出现新的抑郁症状,而没有此类病史的女性则不会。
类似地,年龄较大的男性睾酮水平下降与抑郁风险增加也存在关联。这些发现提示我们,激素系统与情绪调节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
正常情况下,快乐情绪与左前额叶皮质活动增加密切相关。然而,大多数抑郁症患者表现出左半球活动减少、右半球活动增加的不平衡模式,而且这种不平衡在症状缓解后仍然持续存在。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方法:当要求某人完成认知任务时(比如“说出尽可能多的以'胡'开头的词”),观察他们的眼球运动方向。大多数人在进行语言任务时会向右凝视,但抑郁症患者更倾向于向左凝视,这暗示着右半球占主导地位。
在心理药物学的发展史上,许多重要发现都源于意外。就像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抗疟疾成分时意外发现了青蒿素的神奇功效一样,早期的精神科药物大多是在寻找其他疾病治疗方法时意外发现的。
第一种抗抑郁药物伊普罗尼嗪德最初是用来治疗肺结核的,直到医生们注意到它能够缓解抑郁症状。类似地,氯丙嗪这种第一个抗精神病药物原本也是用于其他目的,直到医生发现它能够减轻精神分裂症症状。
偶然观察阶段:医生在治疗其他疾病时发现药物的精神症状改善效果
试验验证阶段:系统性测试这些药物对精神症状的效果
机制探索阶段:研究药物如何影响大脑化学物质
靶向开发阶段:基于理解的机制设计更加特异性的药物
这种发展模式反映了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往往先发现治疗方法,然后才理解其作用机制。这就像古代中医使用草药治病,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化学成分和作用原理,但确实能够治愈疾病。
现代抗抑郁药物主要分为几大类,每一类都有其独特的作用机制和适应症:
三环类抗抑郁药是最早的一类,得名于其化学结构中的三个环。这类药物通过阻断神经元对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重新摄取来发挥作用,就像在神经元之间的“回收站”上设置障碍,让这些神经递质在脑中停留更长时间。 但是,三环类药物就像一把钝刀,虽然能够切到目标,但也会误伤无辜。它们不仅影响目标神经递质,还会阻断组胺受体、乙酰胆碱受体和某些钠离子通道,导致嗜睡、口干、排尿困难和心律不规则等副作用。
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是在三环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精确的“武器”。代表药物如氟西汀(百优解),专门阻断血清素的重新摄取。这类药物的副作用比三环类轻微,但有效性相当。
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则是双靶点作用的药物,如度洛西汀和文拉法辛,同时阻断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重新摄取。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它们不是阻断神经递质的回收,而是阻断分解这些神经递质的酶,就像关闭垃圾处理厂,让有用的物质不被过快清除。但是,使用这类药物的患者必须避免含有酪胺的食物(如奶酪、葡萄干等),因为两者结合会导致血压危险性升高。
除了这些主要类型外,还有一些非典型抗抑郁药,如主要影响多巴胺系统的安非他酮。另外,许多人使用圣约翰草这种草药制剂,它的有效性与标准抗抑郁药相当,但可能影响其他药物的代谢,需要谨慎使用。
传统观点认为,抑郁症是由于大脑中血清素等神经递质不足造成的。但现实远比这种简化的解释复杂得多。从血液代谢产物来看,抑郁症患者的神经递质释放量基本正常,甚至某些研究显示血清素释放量还有所增加。 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简单地降低血清素水平(通过剥夺其前体色氨酸),大多数人并不会出现抑郁症状。这就像如果抑郁症真的是由于“血清素缺乏”引起的,那么人为降低血清素应该会让所有人都变得抑郁才对。
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大多数抑郁症患者这种重要蛋白的水平都低于正常值,而这种因子对于神经可塑性、学习以及海马区新神经元生成都至关重要。长期使用抗抑郁药物会逐渐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产生,改善学习能力和新神经元形成。这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正好与药物的行为效果时间相符。
这种机制也解释了为什么抗抑郁药物能够帮助抑郁症患者(他们可能需要用新的思维模式替代旧的消极思维),但对正常人却没有明显的情绪提升效果。
关于抗抑郁药物是否真的有效,答案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要检验一种药物是否真正有效,必须与安慰剂进行对比试验。许多研究发现,相当多的患者仅仅服用安慰剂就能得到改善,这可能是因为自然康复或者心理期待效应。
对于轻至中度抑郁症患者,抗抑郁药物与安慰剂的效果差异微乎其微,只有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才表现出明显优于安慰剂的效果。
上图清晰地展示了一个重要发现:只有在重度和极重度抑郁症中,抗抑郁药物才显示出比安慰剂更明显的优势。
心理治疗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所有严重程度的抑郁症,心理治疗的效果与抗抑郁药物大致相当,但有几个重要优势:首先,心理治疗对于那些童年遭受虐待或忽视的患者,以及有多重心理障碍的患者效果更好;其次,心理治疗更容易产生持久效果,降低治疗结束后的复发风险。
如孔子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药物治疗如同给人以鱼,能够快速缓解症状,但心理治疗更像是教人以渔,让患者掌握应对抑郁的长期技能。
对于那些对药物和心理治疗都反应不佳的患者,医学界开发了其他一些治疗方法。这些方法虽然看似激进,但为绝望中的患者提供了新的希望。
电休克疗法是精神医学中颇具争议的治疗方法。由于过去的滥用,它曾经名声狼藉,让人谈之色变。 但现代的电休克疗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患者在接受治疗前会被给予肌肉松弛剂和麻醉剂,确保整个过程舒适安全。治疗通常隔日进行,持续约两周时间。 电休克疗法的最大优势是见效快速,通常比药物治疗快得多。主要副作用是记忆丧失,但将电刺激限制在右半球可以显著减少这种影响。更重要的是,记忆损伤通常只持续几个月,并非永久性的。
然而,电休克疗法的一个严重缺陷是高复发率。在电休克治疗缓解抑郁后,常常需要通过药物、心理治疗或定期电休克来维持效果。 类似的新技术包括重复经颅磁刺激,通过强磁场刺激大脑表面的神经元。这种方法对抑郁症有中等程度的疗效,虽然机制尚不清楚,但提供了一个无创的选择。
几乎所有抑郁症患者都存在睡眠问题,且通常先于情绪变化出现。抑郁症患者的睡眠模式类似于健康人向西跨越几个时区:能够入睡但会过早醒来且无法重新入睡,并在睡后四十五分钟内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
更实用的方法是调整就寝时间,让患者比平时更早入睡。即使仍会在清晨早醒,但已获得充足睡眠,能缓解大多数患者的抑郁症状。
定期进行非剧烈运动,如每天快走半小时以上,已被证明对抑郁症有积极影响。中国传统的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不仅锻炼身体,更注重心境调节,体现了“身心合一”的理念。现代科学证实,适度身体活动确实能改善心理健康。
如果说单纯的抑郁症像是被困在情绪的深渊中无法自拔,那么双相情感障碍就像是坐上了情绪的过山车,在抑郁的深谷和躁狂的顶峰之间剧烈摆动。这种疾病曾被称为躁郁症,生动地描述了患者在两个极端之间的痛苦挣扎。
躁狂不是简单的快乐或兴奋,而是一种病态的高亢状态。患者表现出无休止的活动、极度兴奋、狂欢般的情绪、过度自信、滔滔不绝的言语和失去抑制,可能做出危险决定,比如挥霍无度、鲁莽投资或发生不当性行为。
躁狂状态就像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系统突然失效,所有冲动和想法都失去控制。脑成像研究显示,躁狂期大脑葡萄糖利用率显著升高,如同一台全速运转却没有调节器的发动机。
根据躁狂症状的严重程度,双相情感障碍被分为两种类型:
双相情感障碍第一型:患者经历完全的躁狂发作,症状严重到足以危害自己和他人。
双相情感障碍第二型:患者经历的是较轻的躁狂状态,被称为轻躁狂,主要表现为焦虑或烦躁,而非典型的兴高采烈。
除了情绪症状外,大多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还存在注意力缺陷、冲动控制差和语言记忆损害等认知问题,这些症状往往被情绪症状的戏剧性表现所掩盖。
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倾向比单纯抑郁症更为明显。双胞胎研究和收养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研究人员已经定位了两个似乎会增加双相情感障碍第二型风险的基因,同时发现某些容易导致重度抑郁症的基因也会增加双相情感障碍的风险。 但是,就像抑郁症一样,这些基因只是增加风险,而非决定命运。没有任何单一基因与双相情感障碍有强烈的关联性,这提示我们这是一个多基因、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疾病。
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历史充满了意外发现。最初研究人员认为尿酸可能有助于缓解躁狂和抑郁,将尿酸与锂盐混合以帮助溶解后给患者服用。结果确实有效,但后来发现真正的有效成分是锂,而非尿酸。
锂盐至今仍是双相情感障碍的首选治疗药物,能够稳定情绪,防止患者陷入躁狂或抑郁的极端状态。但锂盐的使用需要非常精确的剂量控制——剂量太低无效,剂量太高则有毒性。这就像走钢丝一样,需要精确的平衡。
除了锂盐,丙戊酸钠和卡马西平等抗惊厥药物也被证明有效。如果这些药物效果不够理想,医生有时会添加抗抑郁药物或抗精神病药物。但使用抗抑郁药物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它们可能会触发从抑郁向躁狂的转换。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药物都能阻断一种叫做花生四烯酸的脑化学物质的合成,这种物质在大脑炎症过程中产生。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确实表现出与炎症相关的基因表达增加。而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海鱼能够对抗花生四烯酸的作用,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每周至少食用一斤海鱼的人患双相情感障碍的风险降低。
睡眠节律在双相情感障碍中扮演重要角色。患者在抑郁期往往长时间卧床,而在躁狂期则早醒,比大多数人更早达到活动高峰,睡眠相对较少。 初步研究表明,帮助患者在安静黑暗的房间内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可以减少情绪波动的强度。这就像为一个摆动过度的钟摆设置阻尼器,虽然不能完全停止摆动,但能减少摆动的幅度。
正如古人所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规律的作息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来说不仅是生活习惯,更是重要的治疗手段。
在地球的极地附近,冬季漫长而黑暗。人们发现,在这些地区,有一种特殊的抑郁症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出现和消失,这就是季节性情感障碍。
季节性情感障碍是在特定季节反复出现的抑郁症,在离赤道越远的地区越常见。与其他抑郁症不同,这类患者的睡眠和体温节律是延迟的——比正常时间更晚变得困倦和清醒,这与大多数抑郁症患者的提前节律形成对比。许多患者携带调节生物节律基因的突变,生物钟容易受光照变化影响。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思维、感知和行为都会发生显著改变。患者可能会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或者坚信一些明显不符合现实的想法。 他们的思维过程变得支离破碎,在与他人交流时可能会突然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毫不相关的话题,让听者感到困惑。更令人心痛的是,患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异常,真诚地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精神分裂症最初被称为“早发性痴呆”,后来布鲁勒在1911年引入了“精神分裂症”术语,指情感与理智的分离,而非人格分裂。
根据诊断标准,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在日常功能方面出现恶化(工作、人际关系、自我照料等)至少六个月,并且表现出以下症状中的至少两种: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被分为两大类:
正性症状是指正常人不应该有的行为表现,包括妄想、幻觉、混乱的言语和行为。这些症状就像在正常的现实画面上添加了不应该存在的元素。
负性症状则是指正常人应该有的行为表现缺失,包括情感表达减少、言语贫乏、社交退缩。这类似于从正常的现实画面中删除了重要的元素。
负性症状通常比正性症状更持久,也更难治疗。它们让患者逐渐失去与世界的联系,陷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诊断精神分裂症前必须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症状的疾病,包括:药物滥用(安非他明、可卡因等)、脑部损伤、听力缺陷导致的妄想、亨廷顿舞蹈症以及营养异常等。这一复杂过程强调了精神分裂症诊断的困难性。
全世界约有百分之一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患精神分裂症。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国家报告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在下降。这可能是诊断标准变化的结果,也可能反映了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保护性因素。 精神分裂症在所有种族群体和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但在城市中比农村地区更常见,在美国和欧洲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常见。高糖和饱和脂肪的饮食会加重精神分裂症,而富含鱼类的饮食则有助于缓解症状。
研究人员记录了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几个令人困惑的现象:
这些现象提示精神分裂症可能涉及比我们目前理解的更复杂的生物学机制。
如果精神分裂症像亨廷顿舞蹈症那样是一种简单的遗传病,我们应该能够通过检查特定染色体来预测谁会患病。但现实远比这复杂得多。精神分裂症确实有遗传基础,但这种遗传方式就像一个复杂的拼图,需要多个基因片段共同作用才能形成完整的图案。
双胞胎研究为我们理解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性提供了重要证据。你与某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亲缘关系越近,你自己患这种疾病的可能性就越大。同卵双胞胎的一致性约为百分之五十,远高于异卵双胞胎,这强烈支持遗传因素的作用。
但这里有两个值得深思的发现:
首先,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一致性也只有百分之五十,而不是百分之百。这意味着基因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环境和其他因素同样重要。就像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会长出不同的植物。
其次,异卵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比普通兄弟姐妹更高。异卵双胞胎与兄弟姐妹有相同的遗传相似性,但环境相似性更高,包括胎儿期环境。这提示环境因素,特别是早期发育环境,可能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重要。
当被收养的孩子患上精神分裂症时,这种疾病在其亲生亲属中比在收养家庭中更常见。一项丹麦研究发现,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直系亲生亲属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收养亲属中没有一例。 表面上看,这似乎强烈支持遗传假说。但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怀孕的精神分裂症母亲不仅传递基因给孩子,还提供胎儿期环境。许多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在怀孕期间吸烟、饮酒、使用其他药物,饮食营养也可能不良。她们在怀孕和分娩期间出现并发症的比例也不成比例地高。
科学家们已经识别出十几个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分裂症基因,它控制树突棘的产生和海马区新神经元的生成。其他相关基因主要影响大脑发育、谷氨酸突触传递,以及海马和前额叶皮质之间的连接。
然而,研究人员在不同人群中重复这些发现的成功率很低。一项涉及近两千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对照组的大规模研究发现,以往研究中确定的十四个相关基因,没有任何一个与精神分裂症有统计学显著关系。
这种不一致性引发了思考:如果精神分裂症依赖于单一基因,考虑到自然选择的压力,这种基因很难在百分之一的人群中保持存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均寿命较短,生育子女数量平均不到其他人的一半,而且他们的兄弟姐妹也没有通过多生育来补偿。
一个有希望的假设是,许多精神分裂症病例源于新的基因突变。虽然单一基因突变很罕见,但正常的大脑发育需要数百个基因协同作用,其中任何一个发生突变的可能性就不那么罕见了。更常见的是基因缺失——在生殖过程中某个基因片段的丢失。
这个假设认为,大量基因中任何一个的新突变或缺失都会破坏大脑发育,增加精神分裂症的风险。自然选择淘汰这些突变的速度与新突变产生的速度保持平衡。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年龄较大父亲的孩子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更高。女性生来就拥有一生中的所有卵子,但男性终生持续产生新精子,随着时间推移,突变的可能性会累积。
目前研究界普遍接受神经发育假说:精神分裂症始于胎儿期或新生儿期神经系统发育异常。这些早期问题使大脑容易受到后期其他干扰的影响,包括高度应激的经历,最终导致大脑解剖的轻微异常和行为的重大障碍。 支持证据包括:多种胎儿期或新生儿期困难与后来的精神分裂症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明显源于早期生活的轻微大脑异常;早期发育异常在成年期损害行为是可信的。
胎儿期和新生儿期环境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风险在以下情况下升高:母亲怀孕期间营养不良、早产、低出生体重、分娩并发症、母亲怀孕早期遭受极度压力,以及幼儿期头部受伤。
如果母亲是血型阴性而婴儿是血型阳性,婴儿的血型阳性因子可能触发母亲的免疫反应。这种反应对第一个血型阳性婴儿较弱,但对后来的妊娠更强烈,对男婴比女婴更强烈。第二胎及以后出生的血型不合男婴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大约是正常的两倍。
出生季节效应提供了产前影响的另一个线索。冬天出生的人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比其他季节出生的人略高5%-8%,这种趋势在远离赤道的纬度尤其明显。
动物研究显示,细胞因子对大脑发育的某些影响起初看起来很轻微,但随着个体接近成年期逐渐损害大脑发育。母亲的感染也会引起发烧,仅仅38.5摄氏度的发烧就会减缓胎儿神经元的分裂。 某些儿童期感染也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有关。弓形虫病原体只在猫身上繁殖,但也可以感染人类。如果它感染婴儿或儿童的大脑,会损害大脑发育并导致记忆障碍、幻觉和妄想。童年时期养过猫的人更可能在成年后患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液中弓形虫抗体的比例比一般人群高。
符合神经发育假说,一些(虽然不是全部)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轻微的大脑解剖异常,这些异常因人而异。平均而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灰质和白质比正常人少,脑室(大脑内充满液体的空间)比正常人大。 最一致的发现是左颞叶和额叶区域的体积减小。这些区域的异常包括与其他大脑区域的连接较弱,以及在需要注意力和记忆的任务中活动低于正常水平。可以预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依赖前额叶皮质的任务上表现较差。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人的左半球稍微大于右半球,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这种不对称性减少或消失。精神分裂症患者左半球的整体活动低于正常水平,左撇子的比例也比一般人群高。所有这些结果都提示大脑发育过程中出现了微妙但重要的变化。 重要的是,这些大脑异常不是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结果。许多研究都仔细限制在从未服用过抗精神病药物的患者身上,因此这些缺陷是精神分裂症本身的特征,而不是治疗的副作用。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抗精神病药物出现之前,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今天,由于药物治疗和门诊治疗的发展,精神病院的拥挤程度大大减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精神科医生发现氯丙嗪(商品名冬眠灵)能够缓解大多数患者的精神分裂症正性症状。随后研究人员在两个化学家族中发现了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吩噻嗪类(包括氯丙嗪)和丁苯酞类(包括氟哌啶醇)。
这些药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们都阻断多巴胺突触。更重要的是,每种药物阻断多巴胺受体的能力与其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有效性直接相关。阻断多巴胺受体最有效的药物需要最小的剂量就能控制精神分裂症症状。
支持多巴胺假说的进一步证据来自药物滥用的观察:大量反复使用安非他明、甲基安非他明或可卡因会诱发物质诱发的精神病性障碍,其特征包括幻觉和妄想——精神分裂症的正性症状。这些药物都增加或延长多巴胺突触的活动。
多巴胺异常可能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全部故事。谷氨酸假说认为,问题部分在于谷氨酸突触活动不足,特别是在前额叶皮质。在许多大脑区域,多巴胺抑制谷氨酸释放,或者谷氨酸刺激抑制多巴胺释放的神经元。因此,多巴胺增加与谷氨酸减少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精神分裂症与前额叶皮质和海马区谷氨酸释放低于正常水平以及受体数量减少有关。类似的异常出现在已知因家族背景和早期行为而被认为患精神分裂症高风险的人身上。
谷氨酸假说的有力支持来自苯环己哌啶的影响。这种药物抑制谷氨酸受体,低剂量时产生醉酒和言语不清,大剂量时产生精神分裂症的正性和负性症状,包括幻觉、思维障碍、情感丧失和记忆缺失。
传统的抗精神病药物虽然能够控制正性症状,但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大脑有几条多巴胺通路具有不同功能。药物通过作用于从中脑投射到边缘系统的神经元产生治疗效果,但也阻断投射到基底神经节的多巴胺神经元,后者的阻断产生迟发性运动障碍——以颤抖和其他不自主运动为特征,这些症状会逐渐发展并且患者之间差异很大。
某些被称为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新药能够缓解精神分裂症而不产生运动问题。最常见的包括氯氮平、阿米舒必利、利培酮、奥氮平和阿立哌唑。它们对负性症状的治疗效果比老药更好。
与传统药物相比,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对多巴胺受体的影响较小,但更强烈地拮抗血清素受体。它们还增加谷氨酸的释放。简而言之,精神分裂症既不是单基因疾病,也不是单一神经递质疾病。
精神医学仍有诸多未解之谜。许多药物对不同精神障碍都有效:抗精神病药物能治疗抑郁症,抗抑郁药能缓解焦虑症,这提示这些疾病可能有共同的生物学基础。
另一个谜团是,为什么同卵双胞胎精神分裂症的一致性只有约百分之五十?为什么相同的治疗对某些人非常有效,对其他人却完全无效?
尽管谜团重重,治疗方法在不断改进,我们对这些疾病的理解也在深化。
正如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心理健康探索路上,科学家们将继续努力,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和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