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从来不是自发过程，需要具体的推动者和倡导者。这些力量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际。国内社会运动、公民团体、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倡导网络，都在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分析这些推动者的动员机制、组织形式和行动策略，可以更好地理解民主化进程中“人”的因素如何发挥关键作用。
“变革不会从天而降，它来自于无数普通人的勇气和坚持。”理解推动者与倡导者的作用，就是理解民主化如何从理念走向现实。
国内动员机制是民主化进程的内生动力。当社会中的个体感受到不公、压迫或权利受损时，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将零散的不满转化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这个过程涉及资源的动员、身份的建构以及机会的把握。
任何成功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
“动员结构”决定人们如何组织起来。工会、宗教组织、学生团体等都是重要的动员平台。在中国历史中，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都曾在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作用。五四运动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大学这一组织平台迅速动员起来。
“框架建构”涉及如何解释问题和提出诉求。有效的框架能够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清晰的叙事，让更多人产生共鸣。“反腐败”这一框架在许多国家都能引起广泛共鸣，因为腐败直接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政治机会结构”指外部环境是否为动员提供了有利条件。政权的分裂、经济危机、国际压力等都可能为社会动员打开窗口。1989年东欧剧变时，苏联政策的转变为各国民主运动提供了关键的政治机会。
在中国的实践中，基层动员机制有着独特的形式。村民自治制度值得关注。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在农村地区逐步推行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允许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参与村级事务的决策。
广东省某村在2010年代面临土地征用纠纷。村民们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这一合法平台，组织起来与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他们选举出代表，收集证据，提出诉求，最终获得了更合理的补偿方案。这展示了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民众如何通过合法的动员机制维护自身权益。
这说明，即使在威权体制下，基层动员机制仍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找到合法的组织平台，建构合理的诉求框架，并把握适当的时机。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动员的逻辑。传统动员依赖于面对面的接触和实体组织，而新媒体使得动员可以突破地理限制，以极快的速度扩散。
2010年代初期，中国微博上的公益维权活动展示了这种新型动员的力量。“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中，网民通过拍摄街头乞讨儿童的照片并上传到微博，帮助寻找被拐儿童。这个活动没有传统的组织领导者，完全依靠网络自发组织，但在短时间内吸引了数百万人参与，成功解救了多名儿童。
新媒体降低了参与门槛，使得“微动员”成为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行动的发起者。
然而，新媒体动员也面临挑战。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证，网络舆论容易被操纵，线上动员也难以转化为持久的线下组织。成功的当代动员往往需要将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既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又建立实体的组织网络。
社会运动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形式，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与传统的制度化参与不同，社会运动往往采取非常规的手段，通过示威、请愿、罢工等方式表达诉求和施加压力。
社会运动可以根据目标和策略分为不同类型。改革型运动寻求在现有体制内改善特定政策，环保运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属于此类。革命型运动则试图推翻现有政治秩序，建立新的制度。还有身份型运动，主要关注特定群体的权利和承认，妇女运动、少数民族权利运动属于此类。
在中国，环保运动是近年来最活跃的社会运动之一。2007年厦门反对PX项目是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环保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厦门市民通过“散步”这种温和但有力的方式，表达对在市区建设化工项目的反对。他们利用手机短信和网络论坛进行组织，成功吸引了数万人参与，最终促使政府暂停并重新评估该项目。
“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微弱，但当千万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时，就没有什么不可改变。”——厦门PX事件参与者
成功的社会运动通常具备几个共同特征。明确而合理的目标，不能太激进以至于不可能实现，也不能太模糊以至于无法评估。多样化的策略，需要结合温和与激进的手段，既要有街头抗议，也要有游说谈判。持续的组织能力，短暂的爆发式动员容易消散，只有建立持久的组织才能维持压力。有利的外部环境，媒体关注、精英分裂、国际支持等外部因素往往是运动成功的关键。
2013年中国的“母乳喂养快闪”活动是一个小规模但成功的社会运动。活动针对公共场所缺乏母婴室、哺乳妇女被歧视的问题，组织年轻母亲在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集体哺乳，呼吁社会关注和政府改善公共设施。这个运动目标明确、策略温和、组织有序，最终推动了多个城市改善母婴室设施，也提高了社会对母乳喂养的接受度。
社会运动不一定要推翻政府才算成功。在特定议题上改变政策、提高社会意识、改善制度环境，都是重要的成就。
民主与人权不仅是国内议题，也是国际议题。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动员网络在推动全球人权进步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网络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将不同国家的活动者、组织和政府连接起来，形成了跨国的倡导联盟。
国际动员网络的兴起有其历史背景。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和《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为人权的国际化奠定了规范基础。1970年代，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的发展，标志着跨国人权运动的成熟。19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跨国协调的成本，使得国际动员网络的规模和影响力迅速扩大。
国际动员网络的典型运作方式是“回旋镖效应”。当国内活动者无法直接影响本国政府时，他们会向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寻求支持。这些外部力量再对该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实现间接影响。拉美国家的人权组织在1980年代军事独裁时期，无法在国内自由活动，但他们通过与国际人权组织合作，将本国的侵权行为曝光于国际社会，引起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注和制裁，最终迫使独裁政权改善人权状况。
中国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1990年代后，中国逐步参与国际人权体系，签署了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也开始定期提交人权报告，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
2009年中国接受第一次普遍定期审议时，共收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数百条建议，涉及死刑、言论自由、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中国政府接受了其中的部分建议，如承诺减少死刑罪名、改善劳教制度等。虽然执行情况参差不齐，但这一机制至少建立了一个国际监督和对话的平台。
国际压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确实产生了影响。例如，劳教制度的废除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国际社会的长期批评。但国际动员网络的作用也有其局限。强大的主权国家可以抵抗外部压力，而且国际干预有时会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反而强化政府的强硬立场。
国际动员网络中的活动者使用多种策略来推动变革。“信息政治”通过收集和传播关于侵权行为的信息来引起国际关注。国际人权组织会派遣调查员实地考察，撰写详细的报告，向媒体和政府提供证据。
“象征政治”通过讲述受害者的故事、使用富有感染力的符号和语言来引发道义共鸣。国际特赦组织的“为良心犯写信”活动，让全球的支持者给政治犯写信，既表达支持，也向关押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这种个人化、具体化的叙事比抽象的人权概念更容易打动人心。
“杠杆政治”利用有影响力的行动者来施加压力。国际组织会游说强大国家的政府，促使它们在外交、贸易谈判中将人权问题纳入议程。欧盟在与许多国家的贸易协定中都包含了人权条款，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作为合作的条件。
“问责政治”让政府为违反国际承诺承担后果。当一个国家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国际组织就会监督其履行情况，对不履行的行为予以曝光和批评。这种策略利用的是政府对国际声誉的在意。
国际动员网络的有效性取决于多重因素：目标国家对国际声誉的在意程度、国内是否有呼应的力量、施压者是否具有可信度和持续性。
非政府组织是推动民主与人权的重要行动者。它们填补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空间，提供了公民自我组织的平台。从倡导政策变革到提供法律援助，从监督政府行为到培育公民意识，非政府组织在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非政府组织的类型多样，功能各异。服务型组织专注于提供具体服务，教育、医疗、扶贫等。倡导型组织致力于推动政策变革和社会改革，环保组织、人权组织属于此类。监督型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确保它们遵守法律和道德标准。还有支持型组织，为其他组织提供资金、培训、技术支持等。
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路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各类民间组织快速增长。根据官方统计，到2020年代初，中国已有数十万家社会组织，涵盖慈善、环保、教育、卫生等多个领域。
以壹基金为例，这是中国较为知名的公益基金会之一。成立于2007年，起初由演员李连杰发起。壹基金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和公益教育。2008年汶川地震后，壹基金迅速动员资源参与救援，展示了民间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能力。2011年转型为公募基金会后，壹基金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成为连接捐赠者与受益者的重要桥梁。
非政府组织推动民主化的机制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们是公民参与的学校。通过参与组织活动，普通人学会如何集体决策、如何妥协协商、如何遵守规则。这些技能和习惯正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民主时就指出，各类志愿性社团是民主的基础，因为它们训练了公民。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社会需求的表达者。在许多议题上，特别是涉及弱势群体或长期议题的领域，政府往往反应迟缓或忽视。非政府组织可以放大这些声音，将边缘化的议题带入公共讨论。例如，残障人士权益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但通过残障人士组织的持续倡导，无障碍设施、特殊教育等议题逐渐进入政策议程。
第三，非政府组织是政府的监督者。它们通过调查研究、信息公开申请、法律诉讼等方式，监督政府是否履行职责、是否违法侵权。这种监督是民主问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的一些法律援助组织通过代理案件、推动个案，逐步促进司法公正和法律改革。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面临独特的机遇与挑战。社会需求的增长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环境保护、老龄化、流动人口等问题日益突出，政府单靠自身难以应对，需要民间力量的补充。同时，政治环境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有着严格限制。
中国对非政府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既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又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这一制度提高了组织成立的门槛，也便于政府监管。2016年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境外组织的管理，要求它们在公安部门登记并接受监督。
尽管如此，非政府组织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环保组织在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监督企业排污等方面取得了成果。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等组织通过环境公益诉讼，推动了多起污染企业的整改。劳工组织虽然活动空间有限，但仍通过法律援助、调查研究等方式为工人权益发声。
“空间虽有限，但只要坚持专业、透明、理性，非政府组织仍能找到生存和影响的途径。”——中国某环保组织负责人
非政府组织的有效运作需要法律保障、资金支持和社会信任。过度限制会削弱公民社会，反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
在全球化时代，民主与人权倡导越来越具有跨国性。跨国倡导联盟将不同国家的活动者、组织和政府连接起来，形成了强大的网络效应。这种新型动员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也为弱小国家的民间力量提供了新的杠杆。
跨国倡导联盟通常围绕特定议题形成。反对地雷运动、气候变化行动、废除死刑运动等。这些联盟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各国的本土组织、同情的政府官员、学者、媒体等多元行动者。他们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联结起来，协调行动策略。
1997年的《渥太华条约》是跨国倡导成功的经典案例。该条约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国际反地雷运动”这一跨国联盟的努力。该联盟由1400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遍布90多个国家。它们通过收集地雷受害者的故事、制作纪录片、游说各国政府，成功地将地雷问题从军事议题转化为人道主义议题。仅用五年时间，就促成了条约的签署，创造了国际法的奇迹。
跨国倡导者拥有一套丰富的策略工具。除了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和问责政治，还有几种重要策略。
“命名与羞辱”策略通过公开点名批评侵权的政府或企业，利用其对声誉的重视来迫使改变。国际人权报告、黑名单、评级体系等都是这一策略的具体形式。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腐败感知指数”对各国政府形成了压力。
“跨国法律行动”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各国司法体系的互联，在一国无法获得正义的受害者可以在他国寻求救济。一些拉美国家的人权受害者在西班牙法院起诉本国的独裁者，利用“普遍管辖权”原则追究责任。
“消费者运动”在全球供应链时代，跨国企业往往成为倡导的目标。通过揭露企业的不当行为，动员消费者抵制，可以迫使企业改变政策，进而影响其所在国的政府。反对血钻石运动通过揭露钻石贸易与非洲武装冲突的关系，推动了“金伯利进程”认证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