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经济

在新疆吐鲁番旁边的广袤戈壁滩上，一块色彩鲜明的招牌格外显眼，上面写着“深圳市对口帮扶新疆（吐鲁番）产业园”。步入园区，你会发现这里聚集了来自广东的电子装配企业、服装加工工厂，甚至还有广东本土特色的餐饮连锁品牌。园区内部无论是管理方式、薪资体系、还是生产标准，都和深圳本地的工厂别无二致，展现出高度的现代化和规范化，给人一种仿佛置身南中国沿海工业区的错觉。而园区外数公里之外，则依然是当地的传统村庄，葡萄长廊交错分布，居民延续着与外部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和生产方式。

这个产业园区正是“飞地经济”的一个典型缩影。它在地理空间上属于吐鲁番，但在经济联系、管理模式和产业体系上却与深圳紧密相连——像一块“飞”出去的经济版图，成为两地合作、高效对接资源要素的桥梁。

什么是飞地经济

“飞地”（Enclave）这个词，原本在政治地理学里指的是一块被其他国家或地区领土包围的孤立领土——比如从波兰版图中凸出来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或者夹在南非国土之间的莱索托。

“飞地经济”借用了这个概念，指的是跨越行政区划边界的经济合作模式：一个地区（输出地）将产业、资本、管理模式“飞”到另一个地区（承接地），双方在那块飞地上共同开发建设，税收、GDP统计等经济指标在两地之间按约定分成。

这听起来像绕口令，但它解决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地理矛盾：发达地区有钱、有技术、有企业，但土地贵、劳动力贵；欠发达地区有土地、有劳动力、甚至有资源，但缺乏资金和管理经验。行政边界的存在，使这种互补关系本来很难顺畅对接。飞地经济通过建立一块“共管飞地”，把两地的比较优势在一个物理空间内叠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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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经济的三种主要模式

飞地经济在中国发展出了多种具体形式，适应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政策目标。

模式一：对口帮扶型飞地

最典型的是东部发达省份对西部、东北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产业园。中央政府将东西部省份配对，要求发达省份在帮扶省份建设产业园，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的资金、企业和管理输出。广东帮扶新疆、浙江帮扶西藏、江苏帮扶青海，都属于这种模式。

模式二：跨省自愿合作型飞地

非政策强制，而是两地政府协商共建的产业园区。典型案例是浙江与安徽合作的“浙皖产业合作区”，或者广东东莞企业转移到广西百色的工业园。这类飞地的核心逻辑是市场驱动：东部企业受本地成本压力主动迁出，西部地区提供低价土地和劳动力，两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税收分享上协议合作。

模式三：国际合作型飞地

一国在他国建设的产业园区，本质上也是飞地逻辑的跨国延伸。中国近年在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如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巴基斯坦瓜达尔自由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都是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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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宿迁园

苏州宿迁工业园区被认为是中国飞地经济实践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该园区的设立，不仅展示了飞地模式的基本原理，也为后续各地仿效提供了模板。

苏州工业园区本身是全国范围内最成功的产业园区之一。几十年来，这里积累了丰富的招商引资经验，拥有完善的园区管理体系和先进的工业配套服务，成为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标杆。但随着城市化和产业升级推进，苏州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新增工业用地指标非常有限，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因成本上涨和用地受限而被动迁离的局面。

与此同时，位于苏北的宿迁市则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宿迁土地价格仅为苏州的几分之一，劳动力供应充足，具备吸引产业承接的自然条件。但由于缺乏成熟的产业园区开发与管理经验，缺乏招商网络和品牌号召力，长期以来难以吸引大规模、优质投资项目落地。

在这一背景下，苏州和宿迁两地政府展开合作。经过深入谈判，他们创新性地采用“飞地”经济模式共建宿迁园区。其合作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这种合作机制带来了多赢的局面。对于“被溢出”的苏州企业来说，他们转移至宿迁后依然属于“苏州工业园区体系”下，既能享受原有高标准的园区服务，又不用完全脱离熟悉的管理和运营网络，减少了异地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摩擦。宿迁本地工人因此获得了大量优质岗位，能参与大企业的生产并获得系统性的技能培训，有助于地方人力资本提升。两地政府通过税收和发展红利实现共赢，地方财政和区域发展动力有效叠加。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宿迁飞地经验为各地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行政资源整合、利益分享机制等提供了生动样板。它既打破了固有的“地以市管、税以地归”理念，也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要素优化流动提供了现实可操作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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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经济打破了什么

飞地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创新性的“空间新模式”，其核心在于挑战了“行政边界=经济边界”的传统地理观念和行政惯例。过去，经济活动存在以下特点：

• 经济活动、GDP归属、税收缴纳、土地审批权等与行政区划高度绑定
• 各地之间形成“行政壁垒”，地方政府倾向于将优质产业、企业和资源留在本辖区
• 地方政府通常对于“流出”资源防备，对“外来”投资保持警惕甚至排斥

这样导致了：

1. 区域间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受到严重限制
2. 各地难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飞地经济通过建立一种“利益分享协议”机制，巧妙地软化了这些行政边界的刚性——比如“你的土地，我的企业，我们共建共享、按协议分配产出”。企业和资金可以“飞”出去，政府由于能在产出和税收里分得一杯羹，也更有动力积极支持外来投资和区域合作，而非一味守住“经济主权”的藩篱。这种机制不仅有利于调动两地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也为困境中的地区争取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飞地经济带来了对空间组织模式的再认识。它通过政策和利益安排，打通了原本泾渭分明的行政区界限，让经济活动的地理布局更加弹性和自由。企业可以根据成本、资源、区位等因素，在跨区空间中灵活配置生产要素，这直接提升了区域整体资源的最优配置效率。

飞地经济最深层的地理意义，在于它首次以制度创新的方式证明了“地理优势可以被重新组合”：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管理能力，能够和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在一种“第三空间”中叠加出协同效应，产生远超单独行动的经济效益。这推动了区域协调和共同发展，也为我国大规模区域合作和要素流动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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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经济的现实挑战

飞地经济不是万能的，它在实践中面临着几个结构性难题。

企业认同感的分裂是第一个问题。对于落地飞地的企业来说，它们在地理上身处承接地，却在文化和管理上认同输出地。这种分裂在早期尚可维持，但随着时间推移，企业的本地化需求（与当地政府沟通、了解当地市场、融入当地社区）和原籍管理体系之间的张力会逐渐显现。

利益分配争议是第二个问题。飞地的GDP和税收分成，需要两地政府持续协议维护。一旦输出地或承接地更换领导班子，原有协议可能面临重新谈判，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预期成本。

技术转移的有限性是第三个问题。飞地通常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往往仍留在输出地。承接地在短期内能获得就业和税收，但长期要实现真正的“产业升级”，需要超越飞地模式，建立自己的创新能力。

从飞地到区域一体化

飞地经济是区域均衡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真正理想的区域发展，是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飞出去一块地”的点状突破。

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比飞地经济更高层级的区域协同模式——它们试图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通过统一市场规则、互认资质证书、共享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消除行政区划对经济活动的分割。飞地经济是这个方向的低成本预演，它积累了跨地合作的经验，也验证了“分享比独占更能做大蛋糕”这一经济地理逻辑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