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城市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梁启超所言:“城市者,人类文明之花也。”然而,城市的发展也伴随着诸多挑战。在现代中国,我们既见证了深圳、浦东等新区从无到有的辉煌崛起,也面临着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愿意承受城市生活的各种不便,依然选择聚集在城市中?答案在于城市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超过了其成本。
城市经济学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学研究人们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地理学则关注空间分布问题,回答“经济活动在哪里发生?”这一根本问题。城市经济学将两者结合,探索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的区位选择决策。
城市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可以通过以下表格来了解:

城市经济学将城市定义为在相对较小的地理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经济活动和基础设施的地区。换句话说,城市是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密度都显著高于周边地区的空间单元。这一定义不仅适用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也包括了各种规模的城市聚集区,从小城镇、县城到大型都市圈,甚至涵盖了城市群和城市带等更大尺度的空间结构。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口、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城市的空间边界并非总是清晰可见,通常可以通过人口密度、建筑密度、用地类型、经济联系等多维指标来界定。例如,联合国和中国国家统计局都采用了不同的人口密度和行政区划标准来统计城市人口和城市化率。
此外,城市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规模、功能和历史背景的城市在空间形态、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各具特色。例如,特大城市往往拥有发达的服务业和创新产业,而中小城市则可能以制造业、农业加工或旅游业为主。
中国的城市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层级结构,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不断演化: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通过高铁、公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实现了高度一体化,形成了“同城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城市的定义和分类不仅有助于理解城市现象,也为城市规划、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人类需要土地来生产粮食和其他资源,而居住在高密度城市中使人们远离了粮食生产的土地。在自然界中,没有其他生物会形成类似城市的聚集模式。蚂蚁、蜜蜂等社会性昆虫虽然也有“巢穴”,但其本质与人类城市截然不同。那么,城市为什么会存在?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分工和协作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经济、技术、社会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市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城市存在的经济基础:
农村地区必须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和城市居民。只有当农业生产率足够高,能够产生剩余粮食,才有可能支持一部分人口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城市化提供了坚实基础。1978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0.5%,到2020年这一比例降至25.1%。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释放了大量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原材料。没有农业剩余,城市就无法维持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经济活动。
城市居民必须生产商品或服务来与农村生产的粮食进行交换。城市的存在依赖于其能够创造高于农业的经济价值。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杭州的数字经济、苏州的精密制造业都体现了现代城市的生产能力。这些产业的高附加值产出使城市居民能够购买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城市还集聚了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高端服务业,推动了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城市的多样化产业结构和专业化分工,极大提升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正是因为城市能够不断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和就业岗位,才吸引了大量人口持续流入。
必须有有效的运输系统来促进粮食和城市产品的交换。没有高效的交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物资流通和人员往来就会受到极大限制。中国高铁网络的建设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京沪高铁使两地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促进了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除了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多种交通方式的完善,使得城市能够从更广阔的腹地获得资源和市场。交通运输不仅支撑了城市的粮食和原材料供应,也推动了信息、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扩散。
除了上述三个基本条件,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还受到制度、技术、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土地制度改革、市场机制完善、教育普及和科技创新,都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城市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集聚地,也是社会创新和文化交流的中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正在成为现代城市的新型“交通网络”,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融合。
因此,城市的存在是农业剩余、城市生产力和高效交通运输体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基本条件,有助于我们把握城市化的内在逻辑和未来发展趋势。
从图表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80年的19.4%快速上升到2020年的63.9%,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世界主要地区的城市化对比情况如下:
这些城市群不仅在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上遥遥领先,还在产业分工、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随着高铁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群内部的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协同发展成为中国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方向。

城市经济学建立在五个基本原理之上。这些原理构成了理解城市区位选择和空间经济现象的理论基础。
区位均衡是指没有人有激励搬迁的状态。价格(包括房价、工资等)会自动调整以消除搬迁的动机。
假设你和朋友同时看中两套房子,一套位于西湖边风景优美,另一套位于嘈杂的工业区。如果两套房价格相同,你们都会选择西湖边的房子。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因为竞争会推高西湖边房子的价格。
均衡价格机制确保了美好环境的溢价正好抵消了环境的优势,使人们最终对不同区位的选择无差异。
在中国的实践中,这一原理体现得十分明显:
自强化效应是指某种变化会引发同方向的进一步变化。在城市经济中,这种效应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产业集群和功能区。
考虑中关村的形成过程。最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聚集在海淀区,吸引了一些科技企业在附近设立研发中心。随着企业增多,该地区的科技氛围日益浓厚,进一步吸引更多科技企业和人才聚集。这种良性循环最终形成了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随处可见:
外部性是指某项交易的成本或收益被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承担或享受。城市中的外部性现象普遍存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在北京,私家车的使用产生了负外部性。每当一辆车进入拥堵的三环路,不仅司机自己承受拥堵之苦,还会让所有其他车辆的通行速度进一步降低。司机支付的汽油费和停车费并不包括他给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的时间成本。
当某个小区的业主精心维护自己的花园时,不仅自己的房产增值,整个小区的环境都会改善,邻居的房产价值也会上升。维护花园的业主承担了全部成本,但收益却被所有邻居分享。
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市场无法自动达到社会最优状态。负外部性会导致过度消费,正外部性会导致供给不足。
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来解决外部性问题:
规模经济是指平均生产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现象。规模经济的存在是城市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规模经济,分散生产会更有效率。
规模经济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
某些生产设备无法按比例缩小。比如,生产芯片需要建设无尘车间,无论日产一片还是一万片芯片,都需要同样规模的车间设施。中芯国际在上海的12英寸晶圆厂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只有达到一定的产量规模才能摊薄巨额固定成本。
在小规模生产中,一个工人要承担多项任务。在大规模生产中,每个工人可以专注于特定工序,提高熟练度和效率。富士康在深圳的iPhone组装线就是典型例子,每个工人只负责手机组装的特定环节,通过专业化分工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不同行业的规模经济程度差异很大:
在没有进入壁垒的市场中,企业会持续进入直到经济利润为零。经济利润是总收入减去包括机会成本在内的全部经济成本后的余额。
假设某位企业家在其他地方工作可以获得年薪60万元,同时投资100万元开办企业,这笔资金的机会成本(比如投资理财产品)是年收益8%。那么该企业的经济成本就包括60万元的时间成本和8万元的资金成本。只有当企业的会计利润超过68万元时,才存在正的经济利润。
零经济利润并不意味着企业亏损,而是意味着企业获得了维持经营的“正常利润”,但不足以吸引新企业进入市场。
在城市经济中,竞争具有空间维度的特殊性。每个企业在特定位置经营,其利润受到其他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这类似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企业在其周边区域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但新企业的自由进入会带来激烈竞争。
以北京的咖啡店为例:
通过这种空间竞争机制,市场最终会形成一种均衡状态:每个区位的企业都获得零经济利润,既有足够收益维持经营,又没有超额利润吸引更多企业进入。
城市经济学的五大基本原理揭示了城市空间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这些原理不仅解释了城市为什么会存在,还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内部的复杂经济活动是如何组织的。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深入理解这些经济规律对于制定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解决大城市的"城市病",还是推动中小城市的健康发展,都需要充分考虑市场力量的作用机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经济活动的核心载体。理解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城市发展规律,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