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扮演着两种角色。作为科学家,他们发展和检验理论来解释周围的世界。作为政策顾问,他们运用理论来帮助改善世界。前面的重点是科学性的探讨。 我们已经看到供给与需求如何决定商品的价格和销售数量,各种事件如何移动供需曲线并改变均衡价格和数量,我们还发展了弹性概念来衡量这些变化的幅度。
本部分我们聚焦于政策分析。我们将仅仅使用供给与需求工具来分析各种类型的政府政策。正如你将看到的,这种分析会产生一些令人惊讶的洞察。政策往往会产生其制定者未曾预料或预期的效果。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经常通过各种政策来干预市场运行。当我们看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实施房租指导价政策时,当我们听说政府再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时, 当我们发现某些商品因为税收政策而价格变化时,这些都是政府运用政策工具影响市场结果的例子。
政策制定者通常出于良好的动机制定各种政策。他们可能认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对买方或卖方不公平,因此试图通过政策来纠正这种“不公平”。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政策可能会产生它们自己的问题。
比如,当政府认为房租过高、普通市民难以承受时,可能会实施租金管制政策,限制房东能够收取的最高租金。当政府认为工人工资过低、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时,可能会制定最低工资法,规定企业必须支付给工人的最低工资水平。 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如何呢?
我们首先考虑直接控制价格的政策。租金管制法规定房东可以向租户收取的最高租金,最低工资法规定企业可以向工人支付的最低工资。价格控制通常是在政策制定者认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对买方或卖方不公平时制定的。
虽然价格控制政策往往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良好愿望,但它们也可能产生自己的不公平问题。这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一样,药物可能治好某种症状,但也可能产生副作用。关键是要权衡利弊,选择最优的治疗方案。
比如,限制房租上涨确实能让现有租客受益,但可能会导致房屋供应减少,让更多人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提高最低工资确实能让部分工人受益,但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减少雇佣,增加失业率。
在讨论价格控制之后,我们将考虑税收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使用税收来为公共目的筹集收入,同时影响市场结果。虽然我们经济中税收的普遍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的影响却并不明显。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当政府对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征税时,这个税收负担究竟是由企业承担还是由工人承担?答案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清楚。
你可能会直觉地认为,既然税收是向企业征收的,那么负担就应该由企业承担。但现实可能并非如此。企业可能会通过降低工资来转嫁税收负担,最终还是由工人承担了这部分成本。或者,企业可能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税收,最终由消费者买单。
要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运用供给与需求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正如前面我们所展示的,供需分析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市场的基本运行机制,更能帮助我们预测和评估各种政策的实际效果。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看到如何运用供需框架来分析租金管制、最低工资法、各种税收政策等具体措施。通过这种分析,我们不仅能理解这些政策的直接效果,更能识别它们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
掌握了政策分析的方法,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新闻中的各种经济政策,预测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甚至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无论你将来是成为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还是普通公民,这种分析能力都将帮助你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明智的判断。
为了了解价格控制如何影响市场结果,让我们再次审视市场机制。正如之前章节所述,如果商品在没有政府管制的竞争市场中销售,价格会自动调整以平衡供给与需求:在均衡价格下,买方想要购买的数量恰好等于卖方想要销售的数量。
让我们以奶茶市场为例。假设均衡价格是每杯15元。但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个自由市场的结果感到满意。消费者协会可能抱怨15元的价格太高,让普通学生和上班族难以承受。与此同时,奶茶店主联合会可能抱怨15元的价格——“恶性竞争”的结果——太低,压低了成员的收入。
这些利益集团都会游说政府通过直接控制奶茶价格的法律来改变市场结果。由于任何商品的买方总是希望价格更低,而卖方希望价格更高,两个群体的利益是冲突的。如果消费者协会游说成功,政府就会对奶茶价格实施价格上限。如果奶茶店主联合会成功,政府就会实施价格下限。
当政府受到消费者游说并对奶茶市场实施价格上限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情况一:价格上限不起约束作用
如果政府将价格上限设定为每杯20元,而市场均衡价格是15元,那么价格上限就不起约束作用。市场力量自然会使经济达到均衡,价格上限对价格或销售数量没有影响。
情况二:价格上限起约束作用
更有趣的情况是政府将价格上限设定为每杯10元。由于均衡价格15元高于价格上限,上限就成为市场的约束条件。供给与需求的力量试图将价格推向均衡水平,但当市场价格达到上限时,法律禁止其进一步上涨。因此,市场价格等于价格上限。
在10元的价格下,奶茶需求量(比如每天1250杯)超过了供给量(750杯)。出现了短缺:500个想以现行价格购买奶茶的人无法如愿。
面对这种短缺,某种配给奶茶的机制会自然产生:
排队机制:愿意早到并排队等候的买家能买到奶茶,不愿等待的人买不到。在一些热门奶茶店,我们确实看到了这种现象——顾客为了买到限价的网红奶茶而排长队。
人情关系:卖家可能根据个人偏好配给奶茶,只卖给朋友、亲戚或特定群体。
隐性条件:一些店家可能要求顾客同时购买其他商品才能买到限价奶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价格上限的动机是帮助奶茶买家,但并非所有买家都从这项政策中受益。一些买家确实支付了更低的价格(虽然可能需要排队),但其他买家根本买不到奶茶。
这个奶茶市场的例子展现了一个普遍结果:当政府对竞争市场实施有约束力的价格上限时,会出现商品短缺,卖家必须在众多潜在买家中配给稀缺商品。
价格上限下形成的配给机制往往是不理想的: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了世界石油市场的原油价格。由于原油是生产汽油的主要投入要素,油价上涨减少了汽油供给。加油站前的长队成为常态,驾车者经常需要等待数小时才能买到几升汽油。
什么导致了加油站前的长队?大多数人责怪OPEC,认为如果OPEC没有提高原油价格,汽油短缺就不会发生。但经济学家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限制石油公司汽油定价的政府管制。
在OPEC提高原油价格之前,汽油的均衡价格低于价格上限,因此价格管制没有效果。但当原油价格上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最终,管制汽油价格的法律被废除。立法者开始理解,他们对美国人在加油站排队等候浪费的大量时间负有部分责任。今天,当原油价格变化时,汽油价格可以调整以使供需达到均衡。
租金管制是价格上限的一个常见例子。在许多城市,地方政府对房东可以向租客收取的房租设置上限。这项政策的目标是通过让住房更负担得起来帮助低收入群体。
经济学家经常批评租金管制,认为这是帮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极其低效方式。有经济学家甚至说,租金管制是“除了轰炸之外摧毁一个城市的最好方式”。
租金管制的不良后果对普通民众来说不太明显,因为这些后果会在多年后才显现。在短期内:
在短期内,租金管制确实会造成短缺,但由于供需缺乏弹性,初始短缺相对较小。主要效果是降低租金。 长期情况截然不同,因为随着时间推移,租赁住房的买卖双方对市场条件的反应更强烈:
因此,长期内供需都变得更富有弹性。当租金管制将租金压低到均衡水平以下时,公寓供给量大幅下降,需求量大幅上升,结果是住房严重短缺。
要全面理解租金管制的影响,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最开始介绍的的经济学原理之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在自由市场中,房东努力保持建筑清洁安全,因为优质公寓能获得更高价格。 相比之下,当租金管制造成短缺和等候名单时,房东失去了回应租客关切的激励。既然无论如何都有人排队等候,房东为什么要花钱维护和改善房产呢? 最终,租客得到了更低的租金,但也得到了更低质量的住房。
政策制定者经常通过实施额外管制来应对租金管制的后果。例如,各种法律要求房东提供最低标准的居住条件。但这些法律难以执行且成本高昂。 相比之下,当取消租金管制并让住房市场由竞争力量调节时,这些法律就不那么必要了。在自由市场中,住房价格会调整以消除导致不良房东行为的短缺。
这个分析揭示了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教训:善意的政策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理解这些机制有助于我们设计更好的政策,真正实现帮助弱势群体的目标。
为了研究另一种政府价格控制的效果,让我们回到奶茶市场。现在假设政府被奶茶店主联合会的请愿所说服,这些店主认为15元的均衡价格太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设立价格下限。
价格下限和价格上限一样,都是政府试图将价格维持在均衡水平以外的尝试。价格上限对价格设置法定最高限,而价格下限设置法定最低限。
当政府对奶茶市场实施价格下限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情况一:价格下限不起约束作用,如果政府在均衡价格为15元时设置12元的价格下限,那么由于均衡价格高于下限,价格下限不起约束作用。市场力量自然使经济达到均衡,价格下限没有效果。
情况二:价格下限起约束作用,当政府设置20元的价格下限时,由于15元的均衡价格低于下限,价格下限就成为市场的约束条件。供需力量试图将价格推向均衡,但当市场价格触及下限时,就不能再下降。市场价格等于价格下限。 在20元的价格下,奶茶供给量(比如每天1200杯)超过需求量(800杯)。一些想以现行价格销售奶茶的人无法卖出。因此,有约束力的价格下限造成过剩。
正如价格上限导致的短缺会产生不良的配给机制一样,价格下限导致的过剩也会产生问题。那些能够迎合买家个人偏好的卖家——也许是由于私人关系或其他因素——可能比其他卖家更容易销售商品。 相比之下,在自由市场中,价格充当配给机制,卖家可以按均衡价格销售他们想要的全部数量。
我们在本内容最开始讨论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好方式。 这个原理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通常反对价格上限和价格下限。 对经济学家来说,价格不是某种随意过程的结果,而是供给和需求曲线背后千百万企业和消费者决策的结果。
价格承担着平衡供需、协调经济活动的重要工作。当政策制定者通过法令设定价格时,他们模糊了通常指导社会资源配置的信号。
如果政府规定所有餐厅的菜价都必须统一,那么消费者就无法通过价格来判断哪家餐厅的菜品更受欢迎、哪种菜式更稀缺。 餐厅也失去了通过调整价格来反映成本变化和市场需求的能力。整个餐饮市场就会失去效率。
经济学十大原理的另一条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确实,政策制定者控制价格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结果不公平。 价格控制往往是为了帮助穷人:租金管制法试图让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住房,最低工资法试图帮助人们脱贫。
然而,价格控制经常伤害它们试图帮助的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可以通过控制价格以外的方式实现。 政府可以通过为贫困家庭支付部分租金来使住房更负担得起。与租金管制不同,这种租房补贴不会减少住房供给量,因此不会导致住房短缺。
这些政策比简单的租金管制更有效,因为它们不会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同时仍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工资补贴在不阻止企业雇佣工人的情况下提高了工薪贫困者的生活水平。
虽然这些替代政策往往比价格控制更好,但它们并不完美。租房和工资补贴需要政府支出,因此需要更高的税收。正如我们将在之后看到的,税收本身也有成本。
价格控制虽然出发点良好,但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更好的做法是通过补贴等手段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保持市场价格机制的正常运作。但任何政策都有成本,关键是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所有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使用税收为道路、学校、国防等公共项目筹集收入。 由于税收是如此重要的政策工具,而且在许多方面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将在这个课程中多次回到税收研究。这里,我们开始研究税收如何影响经济。
为了给我们的分析搭建舞台,想象一个地方政府决定举办年度奶茶节——有游行、烟花和政府官员演讲。为了筹集活动资金,市政府决定对奶茶销售征收每杯5元的税。
当这个计划公布后,两个游说团体开始行动:
要分析这些提议,我们需要解决一个简单但微妙的问题:当政府对商品征税时,谁实际承担了税收负担?是购买商品的人?销售商品的人?还是买卖双方分摊税收负担?如果是分摊,什么决定了负担如何分配?
税收归宿这个术语指的是税收负担如何在构成经济的各种人群中分配。
我们首先考虑对商品卖方征收的税。假设地方政府通过法律,要求奶茶店每卖一杯奶茶就向政府缴纳5元。这项法律如何影响奶茶的买卖双方?
第一步:确定哪条曲线受影响
税收的直接影响是对奶茶销售者。由于税收不是针对买方征收的,在任何给定价格下,奶茶的需求量都相同;因此,需求曲线不变。相比之下,对销售者的税收使得在任何给定价格下,奶茶生意的利润都降低了,所以它移动了供给曲线。
第二步:确定曲线移动方向
因为对销售者的税收提高了生产和销售奶茶的成本,它减少了每个价格水平的供给量。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或等价地向上移动)。 我们可以精确确定移动的大小。对于任何奶茶市场价格,销售者的有效价格——他们缴税后保留的金额——要低5元。例如,如果奶茶的市场价格碰巧是20元,销售者实际收到的有效价格就是15元。 无论市场价格如何,销售者供应奶茶的数量就好像价格比实际价格低5元一样。换句话说,要诱使销售者供应任何给定数量,市场价格现在必须高出5元来补偿税收的影响。因此,供给曲线向上移动正好等于税收的大小(5元)。
第三步:比较新旧均衡
确定了供给曲线如何移动后,我们现在可以比较初始均衡和新均衡。图表显示奶茶的均衡价格从15元上升到18元,均衡数量从100杯下降到90杯。因为在新均衡中销售者卖得更少、买者买得更少,税收减少了奶茶市场的规模。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税收归宿的问题:谁支付了税收?虽然销售者将全部税收上缴给政府,但买卖双方分担了负担。
这个分析得出了两个经验:
如果你曾经收到过工资单,你可能注意到各种税费从你的收入中扣除。其中一项是社会保险费,政府用这些收入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提供资金。 社会保险费是工资税的一个例子,即对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征收的税。在中国,社会保险费的总费率通常在30-40%左右。你认为谁承担了这种工资税的负担——企业还是工人?
当立法者制定这项法律时,他们试图规定税收负担的分配。根据法律,一半的税由企业缴纳,一半由工人缴纳。也就是说,一半的税从企业收入中支付,一半从工人工资中扣除。出现在你工资单上作为扣除项的金额就是工人缴费部分。
然而,我们对税收归宿的分析表明,立法者不能如此轻易地规定税收负担的分配。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工资税分析为对商品的税收,其中商品是劳动力,价格是工资。 当实施工资税时:
这种工人和企业之间税收负担的分配与立法规定的分配无关:负担的分配不一定是50-50,如果法律将全部税收征收给工人或全部征收给企业,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
这个例子表明,税收归宿的最基本经验在公共辩论中经常被忽视。立法者可以决定税收是来自买方的口袋还是来自销售者的口袋,但他们无法通过立法决定税收的真正负担。相反,税收归宿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因此:
当商品被征税时,买卖双方都会分担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究竟如何分配?很少会是平均分担。要了解负担如何分配,我们需要考虑弹性在税收中的影响。 让我们通过两个不同的市场来理解这个机制。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有初始的需求曲线、供给曲线,以及一个在买方支付金额和卖方收到金额之间创造楔子的税收。两个市场的差异在于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弹性。
案例一:供给富有弹性,需求缺乏弹性
考虑手机维修服务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供给非常富有弹性,而需求相对缺乏弹性。也就是说,维修店对价格变化反应很强烈(供给曲线相对平坦),而手机用户对价格变化反应不强烈(需求曲线相对陡峭)。
当手机坏了需要维修时,消费者通常没有太多选择——要么修,要么换新手机。但换新手机的成本通常远高于维修成本,所以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维修,即使维修费用上涨一些。这表明需求缺乏弹性。 相比之下,维修店相对容易转换业务。如果手机维修不赚钱了,店主可以改做电脑维修、家电维修或其他服务。这种灵活性使得供给富有弹性。
当政府对手机维修服务征税时会发生什么?由于维修店很容易转换业务,他们对价格下降非常敏感,所以卖方收到的价格不会下降太多。相反,由于消费者缺乏好的替代选择,买方支付的价格会大幅上升。结果是消费者承担了税收的大部分负担。
案例二:供给缺乏弹性,需求富有弹性
现在考虑高档餐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供给相对缺乏弹性,而需求非常富有弹性。餐厅对价格变化反应不强烈(供给曲线较陡峭),而消费者对价格变化反应很强烈(需求曲线较平坦)。
高档餐厅通常有专门的装修、设备和训练有素的厨师团队,很难快速转换到其他用途。即使利润下降,餐厅老板也不太可能立即关门或改行,因为转换成本很高。这使得供给缺乏弹性。 相反,消费者在选择用餐场所时有很多替代选择。如果某家高档餐厅涨价,顾客可以选择其他餐厅、在家做饭,或者减少外出用餐的频率。这种多样化的选择使得需求富有弹性。
当政府对高档餐厅征税时,由于顾客有很多替代选择,买方支付的价格不会上涨太多。但由于餐厅难以转换业务,卖方收到的价格会大幅下降。因此,餐厅老板承担了税收的大部分负担。
这两个案例展示了税收负担分配的一般规律: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在市场中弹性较小的一方。
这个规律背后的逻辑很直观。弹性衡量的是当条件变得不利时,买方或卖方离开市场的意愿。需求弹性小意味着买方没有很好的替代选择来消费这种特定商品。供给弹性小意味着卖方没有很好的替代选择来生产这种特定商品。当商品被征税时,市场中缺乏良好替代选择的一方不太愿意离开市场,因此必须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
我们可以将这个逻辑应用到前面讨论的工资税案例。大多数劳动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供给的弹性远小于劳动力需求的弹性。这意味着工人而不是企业承担了工资税的大部分负担。换句话说,税收负担的分配远非立法者预期的50-50分割。
为什么会这样?工人通常需要工作来维持生活,即使工资下降,他们也不太可能立即退出劳动力市场。相比之下,企业在面对劳动成本上升时,可以更容易地调整生产方式,比如减少雇佣、采用自动化设备或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地区。 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工人承担了更多的税收负担。

让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历史案例来深入理解弹性如何影响税收归宿。如果政府决定对奢侈品征收特别税,比如高档手表、珠宝、豪华汽车等。 这项政策的目标是从那些最有能力支付的人那里筹集收入。由于只有富人才能购买这些奢侈品,对奢侈品征税似乎是向富人征税的合理方式。 然而,当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发挥作用时,结果与政府预期的截然不同。
考虑豪华汽车市场。对豪华汽车的需求相当富有弹性。一个富有的企业家可以很容易地选择不买豪华汽车,他可以用这笔钱购买更大的房子、投资股票,或者进行海外旅行。富人有很多消费选择,豪华汽车只是其中之一。
政策设计者原本的想法很简单:富人购买奢侈品,对奢侈品征税就是向富人征税,从而实现收入再分配。 然而市场现实却截然不同:富人对奢侈品的需求富有弹性,豪华汽车对他们来说只是众多消费选择中的一种,很容易被替代。 相反,制造豪华汽车的工人和企业却缺乏弹性,他们难以快速转行或调整业务。结果是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公平反而受到损害。 制造业工人因为难以转行而承担了更多的税收负担,而富有的消费者却因为容易改变消费选择而承担了较少的负担。这种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中国的税收政策实践中,这种考虑同样重要。比如,对高档消费品征税时,需要评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弹性差异。如果生产者更难调整,他们可能承担更多负担,这可能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
理解弹性与税收归宿的关系,对于设计更有效的税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政策目标是让富人承担更多税收,那么应该选择富人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 比如,高档住宅的需求可能比豪华汽车更缺乏弹性,因为住房具有位置固定性和投资属性。如果政策目标是保护某个产业,那么需要考虑该产业供给和需求的弹性特征,避免不当的税收设计损害产业发展。
这种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奢侈品税,也适用于环境税、消费税、所得税等各种税收政策的设计和评估。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就能更准确地预测政策效果,设计出更符合政策目标的税收制度。
这种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奢侈品税,也适用于环境税、消费税、所得税等各种税收政策的设计和评估。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就能更准确地预测政策效果,设计出更符合政策目标的税收制度。
经济受到两种法则的支配:供给与需求的市场法则,以及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在本节中,我们开始了解这两种法则如何相互作用。 价格控制和税收在经济的各个市场中都很常见,它们的效果经常在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中引发辩论。即使是一点点经济学知识,也能大大有助于理解和评估这些政策。
通过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现象:政府的善意政策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租金管制本意是帮助租客,却可能加剧住房短缺;最低工资法本意是帮助低收入工人,却可能增加失业;奢侈品税本意是向富人征税,却可能让中产阶级工人承担更多负担。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仅凭直觉和善意是不够的。要真正理解政策的影响,我们需要运用供给与需求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这套工具能帮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预测政策的真实效果。
掌握了供需分析,你现在能够以更加专业的眼光看待各种经济政策新闻:
当你看到某地出台房价调控政策时,不再只是简单地支持或反对,而是会思考这项政策会如何影响房屋供需,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市场反应,不同群体会如何受到影响。
当你听说政府要调整税收政策时,你会分析相关市场的供需弹性,判断税收负担最终会如何分配,政策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当你遇到各种价格管制措施时,你能够预测可能出现的短缺或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配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