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会被问题彻底难住。当然,偶尔会遇到像“168×47等于多少”这样需要时间计算的问题,但这种完全没有头绪的时刻相当罕见。我们的心智常态是对几乎所有遇到的事情都有直觉感受和看法。你会在深入了解一个人之前就产生好恶,会在不知道具体原因的情况下信任或怀疑陌生人,会在没有详细分析的前提下觉得某个项目必然成功。无论是否明确表达,你经常对那些并不完全理解的问题给出答案,依赖的是既无法解释也难以辩护的证据。
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人类认知的一个重要机制。当我们面对复杂问题时,大脑并不会因为困难而停止工作,而是会巧妙地寻找替代方案,让我们能够快速给出看似合理的答案。这种机制虽然有时会导致偏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帮助我们有效应对复杂的现实世界。
当直觉思维无法快速找到复杂问题的满意答案时,它会寻找一个相关但更容易回答的问题来替代。这个过程被称为“问题替换”。在这个机制中,我们需要区分两个关键概念:目标问题是你本来想要评估的问题,而启发式问题则是你实际回答的那个更简单的问题。
启发式的技术定义是一种简单程序,帮助我们找到困难问题的充分答案,尽管这些答案往往并不完美。这个词与“尤里卡”(我找到了)来自同一词根,体现了发现和顿悟的本质。
这种替换策略实际上是解决困难问题的有效方法。著名数学家波利亚在其经典著作《怎样解题》中就提到:“如果你不能解决一个问题,那么一定有个更简单的问题你能解决:找到它。”不过,波利亚所说的启发式是理性思维有意实施的策略性程序,而我们这里讨论的启发式并非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心理散弹枪”效应的结果,反映了我们对问题反应缺乏精确控制。
考虑以下几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及其可能的替换问题:
心理散弹枪效应使得我们很容易快速回答困难问题,而无需让懒惰的理性思维承受过多负担。每个目标问题右侧对应的启发式问题都很容易被唤起和回答。你对大熊猫和网络骗子的感受、当前的心情、对候选人政治技能的印象,或者对市长当前地位的看法都会轻易浮现在脑海中,为每个困难的目标问题提供了现成的答案。
然而,这个过程还缺少一个关键环节:答案需要与原始问题相匹配。例如,我对大熊猫濒危的感受必须转换为具体的捐款金额。直觉思维的另一项能力——强度匹配——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感受和捐款金额都属于强度标度,我对大熊猫的感受越强烈,相应的捐款数额就会越高。浮现在我脑海中的金额正是与我感受强度相匹配的数额。
让我们通过一个视觉实例来深入理解替换过程。下面这个图形展示了著名的走廊错觉,两个人物实际上大小完全相同,但看起来右边的人物明显更大。
这个错觉完美地说明了替换过程的工作机制。走廊以透视法绘制,看起来延伸到深度平面。你的感知系统自动将图片解释为三维场景,而不是印在平面纸张上的图像。在三维解释中,右侧的人物既更远又更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三维大小的印象是压倒性的,只有视觉艺术家和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才具备将图画视为页面上物体的技能。
这里发生的是真正的错觉,而不是对问题的误解。你知道问题询问的是图片中人物在页面上打印时的大小,但你仍然受到了另一个你并未被问及的问题的影响:“这两个人在现实中有多高?”
让我们通过一个关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研究来进一步理解替换机制。这项针对中国某高校学生的调查包含了以下两个问题:
“你最近的生活幸福感如何?” “你上个月参加了多少次社交活动?”
当这两个问题按照上述顺序提出时,研究人员发现两个答案之间的相关性几乎为零。显然,社交活动并不是学生在评估自己幸福感时首先想到的内容。
但是,当另一组学生看到相同的两个问题以相反的顺序呈现时,结果完全不同:
“你上个月参加了多少次社交活动?” “你最近的生活幸福感如何?”
这次,社交活动数量与报告的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达到了心理学测量中的高水平。
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直接,它很好地说明了替换的工作原理。社交活动显然不是这些学生生活的中心(在第一次调查中,幸福感和社交活动不相关),但当他们被要求思考自己的社交生活时,肯定会产生情感反应。那些社交活动丰富的学生会想起生活中快乐的一面,而那些缺乏社交的学生则会想起孤独和被拒绝的感受。
当关于总体幸福感的问题出现时,由社交活动问题引起的情感仍然占据着每个人的心理。发生的心理过程与前面的大小错觉完全相似。“最近的幸福感”不是一个自然或容易的评估,准确回答需要相当多的思考。然而,刚刚被问及社交活动的学生不需要努力思考,因为他们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相关问题的答案:他们对自己社交生活的满意度如何。他们用这个现成答案替代了被问及的问题。
这种模式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如果关于学生与父母关系或经济状况的问题紧接在总体幸福感问题之前,特定领域的满意度同样会主导幸福感报告。任何改变人情绪的情感上重要的问题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当前的心理状态在人们评估自己的幸福感时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所见即所有”原则所展示的那样。
当涉及情感时,结论对论证的主导地位最为明显。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提出了一种情感启发式,认为人们让自己的好恶决定他们对世界的信念。你的政治偏好决定了你认为有说服力的论据。如果你喜欢当前的教育政策,你就会相信其好处是实质性的,成本比替代方案的成本更容易管理。如果你在对待其他国家的态度上倾向于强硬,你可能认为它们相对弱小,很可能屈服于你国家的意志。如果你倾向于温和,你可能认为它们强大,不会轻易被胁迫。
你对转基因食品、新能源汽车、核电、网络直播或共享单车等事物的情感态度驱动着你对其好处和风险的信念。如果你不喜欢其中任何一样东西,你很可能认为它的风险很高而好处微不足道。
结论的首要地位并不意味着你的思维完全封闭,你的观点完全不受信息和合理推理的影响。当你了解到你不喜欢的某项活动的风险比你想象的要小时,你的信念甚至情感态度可能会改变(至少一点点)。然而,关于较低风险的信息也会改变你对好处的看法(向好的方向),即使你收到的信息中根本没有提到好处。
通过情感启发式,我们看到了理性思维“性格”的新一面。到目前为止,我主要将其描述为一个或多或少顺从的监督者,给直觉思维相当大的自由度。我也将理性思维呈现为在刻意的记忆搜索、复杂计算、比较、规划和选择中的积极角色。在蝙蝠球问题和许多其他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的例子中,理性思维似乎最终负责,有能力抵制直觉思维的建议,放慢速度,并施加逻辑分析。
自我批评是理性思维的功能之一。然而,在态度的背景下,理性思维更多的是直觉思维情感的辩护者而不是批评者——一个认可者而不是执行者。它对信息和论据的搜索主要限于与现有信念一致的信息,而不是打算审查这些信念。一个积极的、寻求连贯性的直觉思维向一个要求不高的理性思维提出解决方案。
理解问题替换机制对我们的日常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当面对复杂判断时,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否还记得试图回答的问题,还是已经用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替代了它?
比如,当评估一位候选人是否能够胜任某个职位时,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是这个人是否具备成功所需的能力和品质。但我们似乎回答的问题往往是这个人在面试中表现如何,或者这个人看起来是否像个成功者。认识到这种替换的存在,有助于我们避免被表面现象误导。
同样,在商业决策中,我们经常用过去的表现作为预测未来价值的启发式。虽然历史表现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我们需要问自己:这种启发式足够好吗?我们还需要什么其他信息?
情感启发式虽然可能导致偏见,但也有其积极作用。当某个人喜欢一个项目时,他往往会认为其成本较低而收益较高,这正是情感启发式的典型例子。虽然这种判断可能存在偏差,但它也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优先级,在团队决策中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和直觉输入。
关键在于认识到这些启发式的存在,在需要客观分析时有意识地激活理性思维的审慎思考,而在需要快速决策或价值判断时,合理利用直觉思维提供的直觉洞察。这种平衡需要我们不断练习和反思,逐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和适切性。
通过理解问题替换和各种启发式机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思维过程,也能够更加智慧地应对复杂世界中的各种挑战。
最终,简化思维的机制提醒我们,人类的认知既强大又脆弱。我们能够在复杂的世界中快速导航,但也容易被自己的认知捷径所误导。通过深入理解这些机制,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直觉思维的优势,同时避免其潜在的陷阱,在直觉与理性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