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做各种预测和判断。银行要预测贷款申请人是否会违约,企业要判断哪些求职者会成为优秀员工,投资者要预测哪些资产会升值。传统上,我们总是依赖专家的经验和直觉来做这些重要决策。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正在改变这种做法。
经济学家保罗·米尔在1954年发现了一个颠覆性的现象:简单的数学公式在预测准确性上consistently超越了训练有素的专家。这一发现被称为“米尔模式”,至今已经在200多项研究中得到验证。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你是一家公司的HR主管,需要从众多应聘者中选出最优秀的销售代表。传统的做法是让经验丰富的面试官与每位候选人深入交谈,然后凭借多年的经验和直觉做出判断。但研究表明,如果你只是简单地将几个客观指标(比如过往销售成绩、教育背景、工作稳定性)按照固定权重相加,这个“笨拙”的公式往往比资深面试官的判断更准确。
从经济学角度看,算法之所以优于人类判断,根本原因在于信息处理的一致性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人类专家虽然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但他们的判断会受到各种随机因素的影响。
考虑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的医学影像诊断。研究发现,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在重新阅读同一张X光片时,有20%的概率会给出不同的诊断结果。这种不一致性的经济成本是巨大的——误诊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治疗费用,或者延误治疗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基于机器学习的影像识别算法,虽然可能不具备医生的全部知识,但它每次看到相同的图像都会给出完全相同的结果。
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最简单的算法也往往表现优异。经济学家罗宾·道斯发现了“等权重公式”的奇妙效应:即使你不知道每个因素的最优权重,只要简单地将相关因素等权重相加,效果也常常不错。
以婚姻稳定性预测为例,道斯提出了一个看似荒谬但实际有效的公式:
婚姻稳定指数 = 性生活频率 - 争吵频率
这个简单得近乎粗暴的公式,竟然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婚姻关系的长久性。从经济学视角看,这反映了一个重要原理:在复杂系统中,抓住主要矛盾往往比精雕细琢更有效率。
让我们来看一个特别有趣的经济学案例。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费尔特想要预测波尔多名酒的未来价格。传统上,这依赖于品酒师的专业品鉴和市场经验。但阿申费尔特发现,只需要三个简单的天气数据——夏季平均温度、收获时的降雨量、前一年冬天的总降雨量——就能构建一个预测公式,其准确性远超专业品酒师的判断。
波尔多酒价格预测对比(2018-2022)
注:实际市场价格为粗体显示
这个案例在经济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挑战了市场有效性理论。按照有效市场理论,价格应该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包括天气数据。但阿申费尔特的公式表明,市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公开信息,存在着可以被简单算法发现的套利机会。
在中国的互联网金融领域,这一原理得到了广泛应用。支付宝的蚂蚁花呗、微信的微粒贷等产品,都依赖算法来评估用户的信用风险。这些算法不需要传统银行那样的人工审核环节,而是通过分析用户的消费行为、社交网络、支付习惯等数据,快速做出放贷决策。
蚂蚁金服的风控系统能够在几秒钟内完成信贷审批,这在传统银行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时间。这种效率提升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也使得小额信贷服务能够覆盖传统银行难以触及的长尾用户群体。
尽管算法在预测准确性上表现优异,人们却普遍对其存在抗拒心理。这种抗拒在经济学上可以理解为“情感价值”与“理性价值”之间的权衡。
当我们听说一个孩子因为算法错误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时,我们会感到愤怒和同情。但当同样的悲剧因人为错误发生时,我们的情绪反应相对温和。这种差异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过程和“人工”过程的不同价值评判。
对算法的抗拒也部分源于既得利益的保护。当简单的算法可以替代专家判断时,专家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地位都会受到威胁。这解释了为什么医生对诊断算法、基金经理对量化投资、品酒师对价格预测算法都表现出强烈的抗拒。
法国葡萄酒界对阿申费尔特公式的反应就是典型例子。法国酒商称其发现“荒谬可笑”,有人甚至说“这就像不看电影就评判电影一样”。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反应是理性的——如果消费者开始依赖算法而不是专家意见来购买葡萄酒,整个品酒师和葡萄酒评论行业的商业模式都会受到冲击。
基于这些研究发现,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更有效的经济决策框架。以招聘为例,理想的做法不是完全抛弃人类判断,而是让人类和算法各司其职。
首先,确定几个能够客观衡量的关键指标:技术能力、工作经验、教育背景、过往业绩等。为每个指标设计标准化的评分方式,避免主观印象的干扰。然后将这些分数按照预设公式合成最终评分。
关键在于要抗拒“修正”算法结果的冲动。研究表明,即使给人类专家提供算法的建议分数,他们仍然经常会因为“额外信息”而偏离算法建议,结果反而降低了决策准确性。
在个人投资领域,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与其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个股、听取各种专家建议,不如采用简单的指数化投资策略。巴菲特曾经与对冲基金经理打赌: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的十年回报将超过精心挑选的对冲基金组合。结果巴菲特获胜,简单的指数策略大幅跑赢了复杂的主动投资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算法在经济决策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我们已经习惯了让算法推荐书籍、音乐和电影,接受算法决定我们的信用额度。在体育领域,球队越来越依赖数据分析来选择球员和制定战术。
这种趋势的经济意义深远:它将重新定义专业知识的价值。那些能够被算法替代的专业技能将贬值,而那些需要创造性思维、情感理解和复杂沟通的技能将变得更加珍贵。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判断将完全消失。正如作者在以色列军队改革面试系统的经历所示,最佳的方案往往是“结构化的直觉”——在系统化收集客观信息的基础上,再加入人类的综合判断。这种方法既保持了算法的一致性优势,又利用了人类处理复杂情境的能力。
在具体的经济决策中,我们应该遵循几个基本原则。当面临重要的预测或选择时,首先要问自己:这个决策能否被分解为几个可以客观衡量的维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构建一个简单的评分公式往往比依赖综合印象更可靠。
其次,要认识到直觉的适用边界。对于短期的、你有丰富经验的情况,直觉可能很有价值。但对于长期预测、罕见事件或者你缺乏经验的领域,还是应该更多依赖算法和数据。
最后,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承认算法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比人类判断更准确,这并不是贬低人类智慧,而是更好地发挥人类的独特优势。在算法处理标准化任务的同时,人类可以专注于那些需要创造力、同理心和复杂推理的工作。
这种算法与人类智慧的协同,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理解并善用这一趋势,既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和社会提高效率、减少偏见、做出更好决策的必然选择。
当你面临重要的选择时,比如招聘员工、选择投资标的,或者做出其他经济决策,不妨尝试构建一个简单的评分系统。选择三到六个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为每个标准设计客观的评分方法,然后简单相加得出总分。
记住,这个过程的价值不在于找到完美的公式,而在于强迫自己明确决策标准,减少随意性和不一致性。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方法,也很可能比你凭直觉做出的选择更准确、更理性。
在这个越来越依赖数据和算法的时代,学会与机器协作,而不是对抗它们,将成为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这不是科技对人性的胜利,而是理性与直觉的完美结合。
经济学告诉我们,效率和准确性是有价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放弃人类的判断和情感。相反,通过理解算法的优势和局限性,我们可以更好地运用两者的长处。
在那些可以标准化、客观化的决策领域,让算法发挥作用。在那些需要创造力、同理心、道德判断的领域,依然需要人类的智慧。这种分工不是妥协,而是效率的最优化。
未来的经济世界,将属于那些既能理解算法逻辑,又不失人性温度的决策者。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相信数据,什么时候该倾听内心;什么时候需要标准化的流程,什么时候需要灵活的应变。这种平衡,正是现代经济学最深刻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