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债务一直是经济学讨论中的热点话题。从个人角度来说,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但政府债务的运作逻辑却大不相同。这种差异源于政府与个人在经济体系中的根本性区别:个人的生命有限,而政府机构具有永续性特征。
在中国,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支出需求的增加,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到近年来疫情期间的财政刺激措施,政府债务的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理解政府债务的经济学原理,对于认识现代财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债务不同于家庭债务的关键在于:政府可以通过发行新债券来偿还旧债务,这种"借新还旧"的模式在理论上可以永续进行下去。
中国政府债务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重要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债务规模相对较小,主要依靠财政收入来支撑政府支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增加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政府债务开始快速增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这一政策直接推动了政府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从那时起,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从约5万亿元增长到目前的20多万亿元。
债务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债务与GDP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能够更好地反映债务的可持续性。当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超过债务增长速度时,债务负担实际上是在减轻的。
政府债务规模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债务所带来的利息支付压力。利息支付占GDP的比重直接影响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也影响其他公共支出项目的资金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债务利息负担相对较轻。这主要得益于较低的融资成本和相对较短的债务期限结构。大部分政府债券都是以相对较低的利率发行,这为政府节省了大量的利息支出。
政府债务的持有者构成对于理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债务主要由国内机构持有,风险相对较小;如果大量债务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则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
现代政府债务体系涵盖了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各类工具在筹资方式、投资人群、风险收益特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差异。政府通常会根据经济环境和财政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债务工具的结构,以达到优化财务管理、降低融资成本和分散风险的目的。
常见的政府债务工具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特别国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长期基础设施债券等。国债作为最主要的政府债券,又可以根据期限进一步细分:
此外,近年来政府债务结构中的创新工具也在不断涌现,例如绿色债券、项目收益债等,这些工具针对特定领域的融资需求,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也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合理配置债务期限结构是政府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再融资风险、利率变动风险和财政灵活性。结构过度短期化虽然有利于降低利息支出,但会在债券到期集中时推高再融资压力。如若财政状况或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可能面临短时间内无法顺利发行新债的风险,甚至引发偿债危机。而若过度依赖长期债务,虽然能锁定当前利率、降低再融资频率,但往往要承担更高的长期融资成本。
在制定债务管理策略时,需要充分考虑利率波动、投资者结构、财政支出安排及经济周期等多方面因素,动态优化短中长期债务比例,实现债务的滚动管理和风险分散。许多国家会设立明确的“平均剩余期限”指标,将其作为衡量债务期限结构合理性与稳定性的核心参数。
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的平均剩余期限呈现出逐步延长的态势。这反映出政府在债务管理中更加注重风险控制和可持续性安排。较长的平均剩余期限可以大幅减轻短期资金到期的压力,降低因经济环境波动带来的再融资风险,提高财政的长期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同时,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投资者结构趋于多元化,也为政府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空间。

政府债务偿还有别于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偿还机制。当政府债券到期时,政府通常不是直接用财政收入来偿还本金,而是发行新的债券来替换即将到期的债券,这个过程被称为“续发”或“滚动”。
这种机制的可行性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政府具有永续经营的特性;第二,投资者对政府信用保持信心,愿意继续购买新发行的债券。只要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政府就可以通过不断发新债还旧债来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并非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增长。当债务规模过大或增长过快时,可能会引发投资者的担忧,推高融资成本,甚至引发债务危机。
虽然政府可以通过发新债还旧债,但利息支付必须用真实的财政收入来承担。这就产生了债务服务的税收负担问题。利息支付越高,用于其他公共服务的财政资源就越少。
计算债务税收负担的公式为:
当债务规模增长过快或利率水平过高时,这个比率会迅速上升,挤占其他公共支出的空间。
通胀对政府债务具有复杂的影响。从一个角度来说,通胀会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这相当于一种隐性的债务减免。但这种“好处”必须与发债时的利率水平相结合来分析。
如果发债时的利率已经充分反映了通胀预期,那么后续的通胀并不会给政府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只有当实际通胀水平超过发债时的通胀预期时,政府才能获得“意外收益”。
政府债务融资是否会给未来世代带来负担,这是财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如果政府通过发债而非征税来为当前支出融资,就会减少当期的私人储蓄和投资,从而减少留给未来世代的资本存量。
这个机制可以这样理解:假设社会资源总量固定,政府增加支出必然会挤占私人部门的资源。如果政府选择征税,当期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会下降;如果政府选择发债,私人部门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会减少,从而影响未来的生产能力。
中国的政府债务融资实践为理解代际负担转移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政府大量通过债务方式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期普遍较长,实现了成本与收益在时间上的匹配:即当前承担建设成本,未来世代则长期受益。
例如,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络与全国高速公路体系显著提升了区域连通性,促进了人员和货物流动,推动了经济协调发展。这类项目不仅带动了当期经济增长,还为后代奠定了持续发展基础。
为直观展示债务融资与经济增长、投资比重之间的关系,以下图表呈现了2010—2022年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过去十余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力支撑。这说明债务融资支持下的大规模基建投入,直接扩大了投资总量,提高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
进一步来看,债务融资模式的优势还在于能够分散代际负担。基础设施项目具有长期受益属性,利用债务工具能合理分配建设成本,让既有世代支付部分成本,未来世代在享受交通、物流等便利的同时,也合理分担了相应的财政支出。
此外,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政府通过扩大基建投资,还可形成逆周期调节效应,实现稳增长与保就业。只要投资项目的长期回报与代际公平得到平衡,债务融资不仅不会加重未来世代负担,反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人口结构呈现出多世代共存的特征,不同年龄层的人口在同一时期一同生活、生产与消费,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世代重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OLG)。这种模型为分析政府债务和代际负担转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与传统单一世代模型不同,世代重叠模型强调:即使资本形成没有发生改变,也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实现跨世代的转移支付。例如,当前的一代人(纳税人和投资者)可以通过政府发债为大型公共项目(如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融资。等到这些债务到期后,再由未来的世代通过税收偿还本金和利息,实现跨时间的财富和债务转移。这种安排不仅可以平滑不同时期的财政压力,更能让受益于公共项目的后代相应承担部分成本,使成本与收益在世代间更加匹配。
然而,这一机制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取决于两个关键要素:第一,所投资的公共项目是否具有持续且明显的正向外部性,也就是说,未来世代能否从中获得足够的经济社会效益;第二,政府是否能够建立公正透明的偿债和税收安排,避免出现两代甚至多代之间的不公平负担现象。
此外,世代重叠模型还揭示了政府债务行为可能对世代之间的分配格局产生的不同影响。例如,如果政府将债务主要用于消费性开支或低效项目,未来世代将面临“偿债无益”的困境,不仅要承担还本付息的直接财政压力,还可能由于当前资源错配而丧失获得更好生活条件的机会。只有将债务优先投入到能为后代带来持续回报和社会福利提升的领域,债务融资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世代共赢”。
总之,世代重叠模型提醒我们,在制定政府债务和财政政策时,既要关注代内的公平与效率,也要兼顾代际间的利益平衡,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利率的期限结构,这是现代财政金融管理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一般而言,长期利率高于短期利率,投资者要求更长的期限风险补偿,这种正向的收益率曲线反映了经济增长、通胀及不确定性的溢价需求。然而,现实中收益率曲线的形态常因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和市场预期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
当市场普遍预期未来利率将会上升时,长期债券的利率会上升,曲线变得陡峭,投资者此时偏好持有短期限资产,因为长时间持有的风险较大。反之,若预期未来经济衰退或利率下降,长期利率则可能低于短期利率,产生“倒挂收益率曲线”。此类现象,往往被认为是经济面临衰退的先行信号,因此政府在债务管理时必须密切关注收益率曲线的变化,将其作为调整债务结构的重要依据。
此外,利率期限结构还受到通胀预期、金融环境、流动性偏好等多元变量影响。例如,当央行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或量化宽松时,短期利率会快速下降,导致曲线局部趋平,影响财政政策与债务管理决策。在国际市场参与度提升的背景下,资本流入流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同样会对本币债券收益率曲线产生影响。
政府在制定债务期限结构时,既要追求融资成本最优,也要关注风险可控和市场稳定。短期债务融资成本通常较低,但再融资风险较大;长期债务虽然年化利息较高,但有利于锁定成本、降低流动性压力。两者权衡,是债务管理的核心难点之一。
为缓释单一风险,政府通常采取“梯度多元化”策略,即在不同期限均保持适量发行,将债务分散在短、中、长期不同区间。这种多样化部署,使财政在应对不同经济周期和金融冲击时更具弹性。例如,在全球大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适度增加长期债务比例,可以减少未来因市场动荡带来的展期与再融资风险。
此外,期限结构还要兼顾市场需求、投资者结构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政策制定者需跟踪市场交易活跃度和投资者配置偏好,合理调整各类债券的发行结构,以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并提升整体流动性。例如,全球许多国家会根据养老金、保险公司等长期资金需求,定期发行10年、20年乃至更长年期的国债,以支持长期资金池的构建和经济持续发展。
债务期限结构不仅关乎财政资金的安全和成本,还承担着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通过调整短期和长期债务的发行比例,政府能够有效参与逆周期操作,灵活应对经济环境变化。
在经济过热、通胀上行或资产泡沫风险加大时,政府可适当提高长期债券发行占比,通过稳定长期利率抑制过度投资及投机行为。与此相对,在经济衰退、需求疲软时,政府可更多发行短期债务,降低即期融资成本,灵活调配财政资源,以刺激经济增长,减轻债务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债务管理还要密切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联动,如配合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政策调整等。通过政策协同,既能稳妥应对外部冲击,又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现代债务管理不仅关注成本最小化,更重视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财政—金融—货币”政策三位一体的调控体系,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繁荣和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债务透明度、加强对期限结构和利率环境的动态分析,也是现代财政管理者的重要课题。

地方政府债务,在结构、用途与风险管理等方面,与中央政府债务存在诸多差异。首先,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依赖于税收分成、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财政自主性有限,抗风险能力不如中央政府。其次,地方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往往承担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任务,因而举债规模大、资金需求频繁。
地方政府为筹措资金,早期普遍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影子融资”方式进行间接举债,导致债务透明度较差、监管难度较大。2014年新《预算法》的出台,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律边界,规定地方政府只能依法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举债,促使地方债务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另外,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激烈的区域竞争,部分地区在经济下行期间容易通过加杠杆推动“土地财政”和基础设施扩张,造成债务风险累积。这些问题促使中央政府加强监管、实施“地方债限额”与分类管理,确保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地方债务风险的防控措施必须多维发力,核心在于三个层面:总量控制、结构优化与用途监管。
偿债能力的评估同样至关重要。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增长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偿债安全边界。因此,政府需要综合考量本地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人口趋势和发展潜力,建立完善的债务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近年来,有些高债务地区通过资产处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促进财税增加等多渠道提升偿债能力。
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是地方债务管理的核心使命之一。仅有充足的融资还不够,债务投资项目需要实现高效产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切实收益,才能保障债务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
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建立科学完整的项目论证机制,对拟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与成本效益分析。优先支持那些带动就业、改善民生、促进产业升级的高质量项目,严控“面子工程”“重复建设”等低效、虚耗型投资。同时,加强投资全流程动态管控,从项目审批、资金分配、工程建设到运营维护,实行全过程预算监督和绩效考核,确保每一分债务资金都能创造最大效益。
现实中,一些地方已探索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引入政府投资领域,推动PPP等合作模式,激励社会资本参与运营和管理,提升运营效率。此外,债务投资项目的后续维护、技术更新、环境影响、收益监测等环节同样不容忽视,这些管理措施有助于实现政府债务投资的长期正向收益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还需注意,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提升债务融资、使用过程的透明度,有利于增强市场和公众的信心,促使地方政府行为更加规范和高效。
政府债务不仅仅是财政资金的重要来源,还在现代经济治理中扮演着宏观调控和促进结构优化的重要工具。合理利用政府债务,有助于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政府债务的一个重要经济功能是帮助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当经济出现衰退时,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意愿减弱,企业减少扩张,失业率上升,整个社会需求不足。此时,政府可以适当加大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筹集资金,并加大对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与支出,有效拉动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这种“逆周期调节”作用,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期的冲击,缩小产出缺口,减轻社会矛盾。
反之,当经济接近或超过潜在产出、通胀压力明显上升时,政府则可减少债务融资、压缩赤字规模,通过减少投资和消费支出来为经济降温,防止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风险问题,实现经济的有序平稳运行。
以2020年新冠疫情为例,面对疫情强烈冲击,私人部门信心下降、消费投资骤减,中国政府果断增加债务发行,出台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推出包括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显著提升专项债额度及各类减税降费措施,为抗疫救助、企业纾困和就业保障提供了充足资金。这些举措有效支撑了经济稳定和社会民生,防止了经济的剧烈下滑,也展现了政府债务政策的积极作用。
此外,历史上发达国家——如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曾依靠扩张性债务政策推动经济复苏。这些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债务作为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有效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政府债务是重大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许多惠及国计民生和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项目,如交通、能源、水利、市政设施等,投资规模庞大、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但其直接收益周期远远超出年度财政预算安排,若仅依赖当年财政收入往往难以顺利推进。
通过政府债务融资,不仅能实现大规模、条件更好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具有投资拉动乘数效应,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增加就业,提升经济整体活力。这些基建项目通常带有明显的公共品属性,社会收益远大于项目自身的经济收益,容易引致私人投资不足,因此政府通过债务筹资成为必要选择。
中国近年来的高铁、高速公路、大型水利枢纽和城市轨道建设等,均高度依赖政府或政府主导的债务融资模式。例如,截至2023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约占全球高铁里程的七成。如此规模的高铁网络,不但极大便利了人员和货物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提升了中国制造、施工和科技水平,对整体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些离不开各级政府通过债券等融资手段提供的长期、稳定资本支持。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还可作为地区经济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债务融资用于新基建、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
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其社会收益往往超过直接的经济收益,这为政府债务融资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科学论证、透明监督和合理规划至关重要,只有防止“无效投资”和“政绩工程”,才能真正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保障的统一。
发达国家在政府债务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债务管理法律框架、实行债务透明化管理、发展多样化的债务工具、加强债务风险监测等。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发行国,其债务管理体系相对成熟。美国财政部定期发布债务发行计划,与市场保持良好沟通;建立了覆盖各个期限段的债券品种,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实行债务限额制度,虽然经常需要调整,但为债务规模控制提供了制度约束。
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样注重债务结构优化,强调可持续性,采取多元化融资工具和细致的风险控制机制。例如,欧洲部分国家实施中长期财政目标、追踪债务可持续性指标,将债务管理纳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体系中,有效防范债务危机发生。
新兴市场国家在债务管理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成功的经验包括:逐步建立本币债券市场、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基础、加强债务期限和币种结构管理等。失败的教训主要是过度依赖外债融资、忽视汇率风险管理、债务信息不透明等。
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历严重的债务危机,主要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元外债和浮动利率融资。经过多年调整,巴西逐步建立了以本币计价、固定利率为主的债务结构,显著降低了债务风险。
此外,阿根廷、土耳其等国的案例显示,如果财政约束软化、法规执行不到位,债务信息披露不足,政府不合理举债或大规模短期外债积累,极易引发主权债务危机、货币贬值和资本流动性风险。因此,债务信息透明、严格法制监管、动态风险预警和危机应对机制,已经成为各国债务管理改革的主流方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债务管理正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区块链技术有望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优化债务发行时机和期限结构选择;大数据分析能够提升债务风险预警的准确性。
中国在数字化债务管理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一些地方政府建立了债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债务信息的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这些实践为进一步提升债务管理水平奠定了基础。
未来,伴随AI、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政府有望大幅度提升债务管理的自动化与科学决策水平。通过数据整合和智能分析,可以系统监控债务风险、提高债务发行效率,并提升政府与投资者、公众之间的信息互动和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与风险防控。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债券等创新债务工具快速发展。这些工具专门用于为环境友好型项目提供融资,体现了债务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结合。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长。这既为绿色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也为债务管理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未来中国绿色债务工具有望拓展到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更广领域,通过制度创新引导全社会金融资源向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修复、绿色交通等领域聚集。同时,加强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第三方认证及环境效益评估,也是提升我国绿色债务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对中国政府债务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要坚持债务规模的适度增长,避免债务过度膨胀带来的风险。这需要在支持经济发展和控制债务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发挥债务融资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又要确保债务规模在可控范围内。
要优化债务结构,提高债务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包括合理安排债务期限结构、加强债务资金使用监管、提高债务信息透明度等。
建议推动债务资金向高质量公共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和现代化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探索运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专项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分散风险,提升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要加强债务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特别是要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地方债务管理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提升基层财政、金融监管能力,强化外部监督,及时披露债务信息,普及财政金融知识,提高公众债务风险意识。
政府债务管理是一门科学,需要在理论指导下,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和管理实践,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时,创新债务管理工具和方法,顺应科技变革和绿色转型的时代要求,将使政府债务政策发挥更大效益。
政府债务经济学揭示了现代财政管理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原理,对于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继续深化对政府债务规律的认识,不断提升债务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水平,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风险防范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