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发展

发展中世界的概念界定

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展中世界主要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大部分地区、北非和中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其他岛屿国家，以及东欧的“转型”国家。这些国家与发达的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有时被称为“北方国家”，尽管其中也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位于南半球的国家。

过去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国家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经济发展进步。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仍然呈现出极端的对比。以2023年数据为例，美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约12倍，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60多倍。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单一经济体，其收入分配将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都更加不平等。

在其他社会福利指标方面也存在巨大差距。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8.2岁，印度为69.7岁，而乍得仅为54.2岁。在营养不良儿童比例方面，发达国家通常低于2%，而在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一比例可能超过30%。

这种巨大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在当今知识如此丰富、人员、信息、商品和服务流动如此迅速且成本相对较低的世界中，这些巨大差距是如何持续存在，甚至在许多国家还在扩大的？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缩小这些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而另一些国家的进步却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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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平均国民收入比较方法

最广为人知的收入比较体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所使用的分类系统。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体系中，人口至少为3万的216个经济体按其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进行排名，然后被分类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根据2024-2025年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135美元或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1136-446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466-1384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超过1384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分界线每年都会更新，以适应通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购买力平价调整的重要性

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时，仅仅使用官方汇率转换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果。这是因为各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非贸易品的价格差异更为明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们开始使用购买力平价来替代汇率作为转换因子。

购买力平价的基本思想是使用一套共同的国际价格来计算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一个直观但不够精确的理解方式是：外国货币需要多少单位才能在当地发展中国家市场购买到1美元在美国平均生活成本地区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数量。

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收入差距确实有所缩小，但仍然巨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平均实际人均收入仍是低收入国家的25倍以上，是中等收入国家的4倍以上。

其他重要的国家分类体系

除了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外，国际社会还使用其他几种重要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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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教育指标比较及人类发展指数

健康与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

要衡量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仅仅考虑平均收入是不够的，还必须评估一个国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平均成就，这些指标反映了核心能力。

从健康指标来看，出生时预期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营养不良发生率是三个基本指标。从教育指标来看，中学毛入学率和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是两个重要衡量标准。

以几个代表性国家为例：2023年，日本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84.8岁，中国为78.2岁，印度为69.7岁，而乍得仅为54.2岁。在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方面，发达国家通常低于每千名活产婴儿5例，而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可能超过100例。

这些数据显示，即使在主要收入分类中，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也是非常多样化的群体，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发展挑战。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健康和教育标准方面明显更接近高收入国家，而不是低收入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与意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地位衡量标准。自1990年启动以来，该指数经历了不断的完善，2010年推出了新的人类发展指数。

当前的人类发展指数基于发展的三个目标或最终产品，将每个国家在0（最低人类发展）到1（最高人类发展）的尺度上进行排名：长寿健康的生活（以出生时预期寿命衡量）；知识（以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适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的组合衡量）；体面的生活标准（以按购买力平价调整的实际人均国内总收入衡量，并考虑收入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与收入排名的差异

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性在于收入对国家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表现预测能力相对较弱。一些国家在人类发展指数上的表现比其收入水平预期的要差，而另一些国家则表现更好。

例如，卡塔尔和文莱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虽然人均收入很高，但在教育和健康指标上的表现并不突出。相反，古巴、斯里兰卡、越南等国家虽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在人类发展指数上的表现远超其收入水平的预期。

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68，在全球排名第79位，这一表现基本符合其收入水平的预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健康指标（预期寿命78.2岁）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许多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而在教育指标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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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相似性与差异性

收入和生产率水平

正如本章开头所指出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差距，但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很大。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2700美元，印度约为2750美元，而最不发达国家如阿富汗仅为370美元左右。

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对应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在极低收入水平下，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即低收入导致教育、健康以及厂房设备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进而导致低生产率和经济停滞。

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摆脱低收入是可能的——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在这样做。一些现在的高收入经济体明星表现者，如韩国和新加坡，几十年前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从1978年的极低收入水平快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力资本成就

人力资本包括健康、教育和技能，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也是人类发展的关键方面。过去二十五年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健康方面，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低收入国家约为高收入国家的15倍，但自1990年以来，各收入层次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例如，中国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90年的每千名活产婴儿45例下降到2023年的7例，这一成就令人瞩目。

在教育方面，小学入学率近年来大幅提高，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然而，学生出勤率、完成率以及基本技能掌握如功能性识字仍然是问题。从让儿童入学转向入学后提供优质教育成为新的挑战。

人口增长与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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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趋同问题

大分化的历史背景

在工业时代黎明时期，大约18世纪中叶，最富裕国家的平均实际生活水平最多只比最贫穷国家高约3倍。而今天，这一比例接近100比1。这种两个世纪的指数增长使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大幅提高，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对停滞，导致了“大分化”。

约250年前，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通过蒸汽动力、水力和其他技术进步的逐步应用，生产力得到提升。早期工业化的国家——西欧和北美——开始了将导致生活水平前所未有提高的转变。

期待趋同的两个主要理由

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相似，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期待发展中国家通过平均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来“追赶”。

第一个原因是技术转移。许多公司和政府积极寻求吸收新技术；实际上，发展援助经常试图促进这一目标，特别是在公共健康等领域。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不必"重新发明轮子"；例如，它们不必在使用半导体之前先使用真空管。

这应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跨越式发展”，越过技术发展的一些早期阶段，迅速转向高生产率的生产技术。因此，它们应该能够比今天的发达国家现在或过去能够增长得更快。

第二个原因基于要素积累的收益递减。今天的发达国家具有高水平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分析中，这将解释它们的高人均产出水平。但在传统的新古典分析中，在已经拥有大量资本的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产品和投资的盈利能力将较低。

收入趋同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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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展的长期成因分析

是什么解释了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成就的极端差异？在考虑具体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过程之前，我们需要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理解造成当今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

地理因素的作用

很少有经济学家怀疑，从长远来看，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地理对经济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理因素曾经是真正外生的，即使人类活动现在可以改变它。但地理因素（如热带气候）今天所起的经济作用就不那么清楚了。

一些研究表明，当考虑到其他因素，特别是不平等和制度时，自然地理对我们理解当前发展水平的贡献很小。然而，一些证据表明地理仍有独立影响，例如疟疾的影响和内陆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迹象。

当今潜在最具挑战性的不利地理形式是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气候变化影响，而相关国家应对这些巨大影响的资源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预计将受到全球变暖最大的负面影响。

制度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经济制度在比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将经济制度定义为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制度通过建立产权和合同执行规则、限制强制性、欺诈性和反竞争行为、解决潜在的协调失败、为广泛人口提供机会、约束精英权力和管理冲突，为市场经济（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合作）提供基础。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曾经是殖民地。地理因素影响了建立的殖民地类型，其中一个现在最著名的地理特征是定居者死亡率。当潜在定居者面临较高死亡率时，他们更经常进行远程统治并避免大规模长期定居。他们的利益可以概括为“快速掠夺并离开”或“让当地人为你掠夺”。因此建立了不利的制度，偏向于提取而非生产激励。

殖民遗产的持久影响

殖民历史对许多原因都很重要，包括资源掠夺。但其一些最持久的影响来自殖民大国关于殖民地法律和其他制度的选择——是鼓励广大人口的投资，还是促进对人力和其他资源的剥削以使殖民精英受益，创造或加强极端不平等。

以印度为例，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对独立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地区实施的不同制度（如孟加拉的柴明达里制度与南印度的莱特瓦里制度）至今仍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到差异。

中国虽然从未完全被殖民，但也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不平等条约、租界制度、外国势力控制等都对中国的制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制度创新逐步建立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制度质量对发展的影响

后殖民制度质量对私营、公共和民间社会部门的有效性产生强烈影响。民主治理、法治和对精英的约束将鼓励更多更好质量的公共产品。更好的产权保护和对普通公民的合同执行以及对经济机会的广泛准入将刺激私人投资。制度还将影响民间社会作为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力量组织和有效行动的能力。

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不同，但通过渐进式改革，中国建立了相对有效的经济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市场竞争、开放贸易等。这表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存在多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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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性思考

历史很重要。我们了解到，欧洲殖民主义开始时一个社会的普遍条件对该国不平等和制度发展的后续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要么促进要么阻碍了工业革命到来后参与现代经济增长。糟糕的制度通常对改革努力非常顽固。

但新的观点并没有表明具有糟糕制度的国家不可能成功发展！大多数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相反，它们有助于澄清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的性质。

发展不足现象最好在国家和国际背景下来看待。贫困、不平等、低生产率、人口增长、失业、初级产品出口依赖和国际脆弱性等问题既有国内根源也有全球根源，也有潜在的解决方案。

应该记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都成功地大幅提高了收入。实际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在降低婴儿死亡率、改善教育机会和缩小性别差距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功。通过在国内外追求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也确实有办法实现其发展愿望。

从根本上说，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自己可行政策选择的约束和其他特殊情况，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自己通往有效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道路。发达国家早期经验和制度以及发展中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的例子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见解。具体政策将取决于正确识别对一个国家在该阶段的包容性增长具有约束性的限制因素。

虽然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更接近效率，但所有国家都有进一步提高效率的制度创新空间。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加额外调查就假设按照发达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模式会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提供最快路径；过渡性制度可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初期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