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你正在使用导航软件,它建议你右转,但你决定继续直行。导航软件不会抱怨,它只是重新计算路线。这就是助推的本质——它引导你做出选择,但不会强迫你。然而,这种看似温和的引导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助推理论自提出以来,就面临着来自各个领域的批评。有人认为它侵犯了个人自由,有人认为它过于温和,还有人担心它会被滥用。这些争议反映了我们对自由、选择和政府干预的深层思考。理解这些争议,对于我们正确运用选择架构工具至关重要。
助推不是万能的,也不是邪恶的。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和使用它,以及如何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福利。
在中国,助推理念的引入同样引发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例如,在公共健康领域,政府通过在超市收银台附近摆放健康食品、在学校食堂设置营养餐推荐等方式,引导居民和学生选择更健康的饮食。然而,这些举措也引发了一些质疑。有学者认为,这种“温和干预”可能会影响个人的自主选择权,甚至被误解为政府对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
在养老保险自动登记政策的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声音。部分市民担心,自动登记会让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纳入某些政策,质疑政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对此,政策制定者加强了信息公开,确保每一位参保人都能清楚知晓自己的权利和选择退出的方式。
部分公众和媒体将助推等同于“隐性操控”或“软性强制”,担心其背后隐藏着利益驱动。例如,绿色出行积分、垃圾分类激励等政策,有人认为是对个人行为的引导,甚至是变相的约束。实际上,大多数助推措施都强调公开透明,市民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与。例如,垃圾分类积分奖励政策明确告知居民参与方式和退出渠道,避免了“被动参与”的误解。
在中国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助推已成为常见的政策工具。无论是健康码的推广、疫苗接种的预约提醒,还是交通文明行为的引导,助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即使有人反对某些具体措施,但助推作为一种选择架构,已经深深嵌入到现代社会的管理之中。与其一味反对,不如关注其设计是否科学、是否尊重个人意愿,以及是否为公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福祉。
众所周知,有些人有一些相当愚蠢的恐惧,其中许多都有名字。例如,有恐影症,即对阴影的恐惧,甚至还有花生酱粘在上颚的恐惧。有一种特别模糊的恐惧,奇怪的是在自由意志主义法律学者中特别常见:恐坡症。这是对从斜坡或楼梯上摔下来的恐惧。我们怀疑这种恐惧症会产生对滑坡的痴迷。
滑坡论证的方式是,如果我们做某事,称之为X,那么就有严重风险它会开始一个趋势,这将导致其他事情如Y和Z,虽然X本身是好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但Y和Z是相当可怕的。结论是,除非你愿意接受Z,否则你不应该做X。
滑坡预测在政治领域的记录并不完全出色。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保守派担心市场经济改革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甚至担心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样,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也有人担心全面二孩政策会导致人口爆炸,但实际数据显示,政策调整后出生率并没有出现大幅上升。
在中国,一些批评者担心助推政策会逐步演变为强制措施。例如,在垃圾分类政策实施初期,有人担心从“鼓励分类”会演变为“强制分类”,最终可能对不分类者进行处罚。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垃圾分类政策始终坚持“引导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通过教育宣传、设施完善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度,而不是简单的强制。
有趣的是,这种担忧往往基于人们对“中间选项”的偏好。例如,在养老金投资选择中,当系统提供保守、平衡、激进三种投资组合时,大多数参与者会选择平衡型投资组合,这反映了人们对极端选项的回避心理。
以中国养老金自动参保政策为例,近年来,许多地区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推行了自动参保和默认缴费机制。政府通过大数据筛查,将符合条件的居民自动纳入参保范围,并设定合理的默认缴费档次。居民如果有特殊情况或个人意愿,可以随时选择退出或调整缴费金额。这一政策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参保率,同时也保障了个人的选择权。
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4年间,自动参保率持续上升,而选择退出的比例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这说明,虽然助推政策在扩大覆盖面方面成效显著,但并未出现“滑坡”到强制或取消选择权的趋势。相反,政策设计始终强调透明和自愿,确保了公民的自主权利。这证明了中国在政策设计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提高了政策效果,又保护了个人选择权。

在中国,一些学者和公众对助推政策持谨慎态度,他们更关心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权。这些观点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充分的信息,让公民自主做出选择,而不是通过默认设置来影响他们的决策。这种观点体现了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但也需要平衡政策效果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
主动选择确实是一种重要的选择架构形式。在中国的一些政策实践中,政府会主动要求公民做出选择,比如在器官捐献登记中,系统会明确询问是否愿意捐献器官,而不是默认设置。这种做法尊重了个人意愿,但也面临参与率较低的问题。因此,需要在简单选择和复杂选择之间找到平衡点。
主动选择虽然尊重个人意愿,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局限性。在中国的一些政策实践中,过度依赖主动选择可能导致参与率低下。例如,在器官捐献登记中,如果完全依赖主动选择,登记率往往很低。因此,需要在尊重个人意愿和提高参与率之间找到平衡。
除了对自由的考虑,要求的主动选择在许多环境中根本不实用。例如,在餐厅用餐时,消费者不需要选择每道菜的所有成分;在购买新车时,消费者希望制造商设置合理的默认配置,如自动大灯、空调温度等。这些默认设置既提高了效率,又改善了用户体验。
这种关于选择自由的讨论具有特殊的意义。随着数字化政府的推进,许多公共服务都采用了默认设置。例如,在个人所得税申报中,系统会提供默认的扣除项目,但纳税人可以自由修改。这种设计既提高了效率,又保护了个人选择权。
同样,在医疗保险选择中,政府提供了默认的基本医疗保险计划,但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更高级别的保险。这种“默认+选择”的模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既保证了基本覆盖,又尊重了个人偏好。

在中国,一些教育专家和学者更倾向于通过教育来提升公民的能力,而不是依赖助推政策。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投资于教育,提高公民的金融素养、健康意识等,让公民能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种观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公民的理性决策能力。
实际上,教育和助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在中国的一些政策实践中,政府既重视教育投入,也运用助推策略。例如,在金融教育方面,政府不仅在学校开设理财课程,还通过手机银行APP提供投资建议和风险提示。在健康政策方面,政府既开展健康教育宣传,也通过医院挂号系统默认选择健康体检项目。
这种结合方式体现了中国政策制定的综合性思维,既注重提升公民能力,也通过合理的选择架构来帮助公民做出更好的决策。
金融教育正在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校开设了理财课程,教授学生基本的金融知识,如复利计算、投资风险、信用卡使用等。这些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念和理财意识。
然而,研究表明,仅仅通过教育来提高金融素养的效果是有限的。许多学生在毕业后很快就忘记了课堂上学到的金融知识,在实际生活中仍然难以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这提醒我们,教育虽然重要,但还需要其他方式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基于对金融教育局限性的认识,中国正在探索“教育+助推”的综合模式。例如,在企业年金投资选择中,系统会为参与者提供默认的投资组合,同时通过在线课程、宣传材料等方式进行金融教育。这种结合方式既保护了不熟悉投资的参与者,又提高了他们的金融素养。
在个人理财方面,一些银行APP会提供智能投资建议,同时附有详细的风险说明和教育内容。用户可以选择接受建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调整。这种方式既发挥了助推的作用,又保持了教育的功能。

在中国,一些学者和公众对助推的透明度和可能的操纵性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助推政策可能会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影响他们的选择,这构成了对个人自主权的侵犯。例如,在电商平台的推荐算法中,一些用户担心平台会利用他们的行为数据来“操纵”他们的购买决策。
然而,大多数助推措施实际上都是透明的。例如,在健康政策中,政府会明确告知公众健康食品的推荐理由;在环保政策中,会清楚说明垃圾分类的好处和参与方式。这种透明度不仅不会降低助推的效果,反而可能增强公众的信任和参与度。
助推政策的透明度原则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政府认识到,透明的助推政策更容易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例如,在制定新的环保标准时,环保部门会详细说明标准的科学依据和预期效果,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在实施垃圾分类政策时,政府会明确告知居民分类的标准、方法和意义。
这种透明度不仅提高了政策的公信力,也让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参与政策实施。当人们知道助推的目的和方式时,他们更愿意配合,而不是产生抵触情绪。
公开性原则在政策制定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政府部门在制定涉及公众利益的政策时,都会公开征求意见,解释政策的目的和依据。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政策的透明度,也体现了政府对公众的尊重。
例如,在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标准时,相关部门会详细说明标准的科学依据和预期效果,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在实施新的交通管理措施时,会提前公布实施计划,让公众了解政策的目的和影响。这种公开性不仅增强了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也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效果。
中国在政策制定透明度方面的实践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通过多种渠道征求公众意见。例如,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国家发改委通过网上征求意见、专家座谈会、实地调研等方式,广泛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在制定新的环保法规时,环保部门会提前公布草案,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这种透明度的提高不仅增强了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也体现了政府对公众的尊重。通过公开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理由,政府可以更好地获得公众的信任和配合,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
如果我们(或任何人)认为世界上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轻触干预完全解决,那么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担忧。谋杀、强奸、攻击和盗窃是刑事犯罪,应该用强制来应对。一些问题,如污染,是因为人们将伤害强加给他人而产生的。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助推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充分方法。
助推可能被认为是瑞士军刀类型的工具。这些刀设计为多功能,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非常有效,例如当必须打开罐头或拧紧螺丝时。在正确的情况下,助推也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完成很多工作。但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税收、补贴、命令和禁令也有它们的位置。
图形警告并不能完成减少吸烟应该做的所有事情。改变默认值并不能消除移植器官的短缺。当涉及到气候变化时,我们花了整整一个部分强调为什么我们需要大锤和推土机,小刀在它们能帮助的地方提供帮助。
我们非常怀疑使用助推可能会阻止官员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一个国家可能征收严厉的酒精税,助推人们不要酒后驾车,并通过给被抓住酒后驾车的违法者严厉罚款来完成。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做这三件事。一个国家可能助推人们购买节能汽车,例如使用燃油经济标签——同时也征收高汽油税或补贴电动汽车。
在中国,“冷静期”制度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我控制能力。例如,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享有不少于三天的购房冷静期。在此期间,购房者可以无理由解除购房合同,开发商不得收取违约金。这一规定旨在防止消费者在冲动之下做出重大经济决策,保障其合法权益。
此外,在互联网金融领域,部分保险产品和理财产品也引入了冷静期制度。以人身保险为例,消费者在签订保险合同后有10天的犹豫期,在此期间可以无条件解除合同并全额退还已交保费。这些冷静期措施有效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或一时冲动导致的不理性决策,体现了政策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视和保护。
政策制定者正在探索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例如,在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中国采用了多种政策工具:
首先,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经济激励措施,降低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成本。其次,通过设置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默认配置,助推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第三,通过教育宣传,提高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最后,通过制定排放标准等强制措施,限制传统燃油车的使用。
这种“经济激励+助推+教育+强制”的组合策略,体现了中国在政策工具选择上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助推的核心伦理原则是尊重个人的自主权。好的助推应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替他们做选择。这要求助推设计者必须考虑人们的真实偏好和价值观,而不是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人。
在中国,这种尊重个人自主权的原则体现在许多政策设计中。例如,在器官捐献登记中,政府提供了便捷的登记渠道,但不会强制任何人登记。在养老金投资选择中,系统会提供默认的投资组合,但参与者可以自由选择其他选项。
助推不应该涉及操纵或欺骗。透明的助推是好的助推。如果人们知道他们正在被助推,并且可以轻松选择退出,那么这种助推就是可接受的。相反,如果助推是隐蔽的,或者选择退出的成本很高,那么它就可能构成操纵。
针对老年人,政策制定者在推广智能手机应用和数字服务时,会提供线下人工窗口、简化操作流程,防止因“数字鸿沟”导致老年人被边缘化。在健康政策领域,助推措施也会兼顾农村和低收入群体,例如在疫苗接种、慢性病管理等方面,政府通过上门服务、健康宣教等方式,确保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受益,避免健康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在政策设计中特别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例如,在扶贫政策中,政府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还通过助推帮助贫困家庭做出更好的选择,如教育投资、健康管理等。在老年人服务中,政府通过简化程序、提供默认选项等方式,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享受公共服务。
助推的争议反映了我们对自由、选择和政府干预的深层思考。这些争议不是要否定助推的价值,而是要确保我们正确使用这个工具。
好的助推应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替他们做选择。关键在于透明度、尊重和平衡。
通过理解这些争议,我们可以更好地设计和使用助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同时,促进社会福祉。在中国,这种平衡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又要尊重市场和个人选择。
最终,助推不是万能的,也不是邪恶的。它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通过透明、尊重和平衡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助推成为促进人类福祉的有力工具,帮助每个人在复杂的世界中做出更好的选择。
正如我们所说,让事情变得容易仍然是我们 mantra,让事情变得容易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让它变得自动化。在助推的世界里,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生活的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