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疾病始终是影响人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中国自古以来就面临着各种传染病的威胁,从明清时期肆虐的天花,到南方湿热地区流行的疟疾,再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营养不良问题,这些疾病不仅夺去了无数生命,也推动了中国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疾病防治的演进过程,以及科学认知如何改变了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
天花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痘疮”,是一种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明清时期,天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据史料记载,清代初期天花的死亡率一度高达每10万人中有300人以上因此丧生,这个数字在儿童群体中更是触目惊心。
面对天花的威胁,中国医学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种独特的预防方法——人痘接种术。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将天花患者痘疱中的脓液或痘痂研磨成粉末,通过鼻腔吸入或皮肤接种的方式,使健康人感染轻微的天花,从而获得对疾病的免疫力。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安徽宁国府太平县的医生最早开始尝试这种方法。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人痘接种术已经在民间广泛传播。
人痘接种的过程需要精心准备。医生会选择症状较轻的天花患者的痘痂,将其密封保存七天以降低毒性。接种时,医生使用特制的银管将痘痂粉末吹入受种者的鼻孔,男性接种左鼻孔,女性接种右鼻孔。这种做法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相比直接感染天花,其死亡率要低得多,通常只有1-2%的接种者会出现严重反应。
人痘接种术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方法之一,比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早了近一个世纪。这项技术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俄罗斯和土耳其,对世界免疫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朝康熙皇帝本人就是天花的幸存者。他在幼年时期感染了天花,虽然侥幸存活,但脸上留下了永久的麻点痕迹。这段经历使康熙深刻认识到天花的危害性。在他执政期间,康熙积极推动人痘接种术的普及,并在皇宫内设立了专门的种痘机构,要求皇室子弟都要接种人痘。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政府正式将人痘接种纳入医疗体系,在各地设立种痘局,培训专业的种痘医生。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人痘接种从民间偏方变为官方认可的医疗手段。统计数据显示,从1680年到1800年的120年间,中国因天花死亡的人数持续下降,这与人痘接种的推广有着直接关系。
19世纪初,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术传入中国。与人痘接种相比,牛痘接种使用的是牛痘病毒,这种病毒对人类的致病性极低,但同样能够产生对天花的免疫力。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皮尔逊将牛痘苗带到澳门,随后传入广州。
牛痘接种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它不仅更加安全,而且操作更为简便。医生只需在受种者的上臂皮肤上划一个小口,将牛痘浆液涂抹在伤口上即可。这种方法的成功率接近100%,而且几乎不会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到了清朝末年,牛痘接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人痘接种,成为预防天花的主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牛痘接种技术更为先进,但其在中国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许多民众对这种来自西方的新技术持怀疑态度,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抵制牛痘接种的现象。直到清政府派遣医学官员深入各地进行宣传教育,并通过成功案例消除民众疑虑,牛痘接种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
疟疾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瘴气”或“疟疾”,是南方湿热地区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两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由于气候温暖潮湿,蚊虫滋生,成为疟疾的高发区域。每年夏秋之际,疟疾患者会出现周期性的高热、寒战、出汗等症状,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在古代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岭南一带被视为“瘴气之地”。所谓瘴气,实际上是人们对包括疟疾在内的多种热带疾病的统称。明清时期,凡是被贬谪到南方偏远地区的官员,往往谈瘴色变,因为这些地区的疟疾发病率极高。据统计,清代广东、广西两省的疟疾发病率在夏秋季节可达每10万人中有5000人以上,远高于北方地区。
当时的医学认为,瘴气是由山林沼泽中的腐烂物质产生的有毒气体。这种认识虽然不够准确,但也反映出人们已经注意到疟疾与环境的关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疟疾的记载,将其归因于“风寒湿热”等外邪入侵人体。治疗方法主要依赖中药,如常山、青蒿等具有退热作用的药物。
17世纪,西方传教士将一种来自南美洲的药物——金鸡纳霜(奎宁的前身)带入中国。这种药物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取,对治疗疟疾有显著疗效。最初,金鸡纳霜只在少数传教士和外国商人中流传,被称为“耶稣会士的粉末”。
到了清朝中期,金鸡纳霜逐渐在沿海城市的医疗机构中使用。医生们发现,服用这种药物的疟疾患者症状能够迅速缓解,发热周期明显缩短。与传统中药相比,金鸡纳霜的疗效更加确切和快速。然而,由于这种药物需要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普通民众难以承受,主要在富裕阶层和外国侨民中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中医药中的青蒿素后来被证明同样具有卓越的抗疟效果。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传统中药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这一发现为全球疟疾防治做出了重大贡献,屠呦呦也因此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880年,法国军医拉韦朗在阿尔及利亚发现了疟疾的真正病因——疟原虫。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疟疾的认识。随后,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在1897年证实,按蚊是疟原虫的传播媒介。这些科学发现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为中国的疟疾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建立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疟疾防治成为重点工作之一。政府在疟疾高发地区开展灭蚊运动,清理积水,喷洒杀虫剂,同时加强疟疾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这些措施使得中国南方地区的疟疾发病率逐步下降。
下表展示了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不同地区疟疾发病情况的对比:
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南方湿热地区的疟疾发病率远高于北方,这与气候条件和蚊虫分布密切相关。
佝偻病是一种主要影响儿童骨骼发育的疾病,患者会出现骨骼软化、变形,典型症状包括方颅、鸡胸、O型腿或X型腿等。这种疾病在古代中国被称为“鸡胸”、“龟背”等,但人们并不清楚其真正的病因。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谋生。城市贫民区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房屋密集、采光不足、通风不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儿童长期得不到充足的阳光照射,加上营养不良,佝偻病的发病率大幅上升。
1900年前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儿童佝偻病发病率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据当时医疗机构的统计,城市贫民区3岁以下儿童的佝偻病患病率超过40%,而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这种巨大的差异引起了医学界的关注,但当时人们并不理解其中的原因。
传统中医将佝偻病归因于“先天不足”或“脾肾虚弱”,治疗上主要使用补益脾肾的中药。然而,这些治疗方法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一些医生注意到,将患儿带到户外晒太阳似乎对病情有所改善,但这种观察还没有上升到科学认识的层面。
20世纪初,西方现代医学和营养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1914年,英国医生梅尔比在中国创办的协和医学院开始系统研究佝偻病。他们发现,佝偻病患儿的骨骼中钙含量明显偏低,而补充鱼肝油和钙剂可以有效改善症状。
这一发现在中国医学界引起了震动。随后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佝偻病的根本原因是维生素D缺乏。维生素D是一种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素,它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维持血液中钙磷的正常水平。缺乏维生素D会导致骨骼矿化不良,从而引发佝偻病。
民国时期,中国的医学教育开始重视营养学知识的传播。医学院校在课程中增加了营养学的内容,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医生。这些医生在临床实践中积极推广佝偻病的科学防治方法,使得佝偻病的认识和治疗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阳光与维生素D之间的关系。原来,人体皮肤在接受紫外线照射时,能够将皮肤中的7-脱氢胆固醇转化为维生素D3。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户外活动和日光照射对预防佝偻病如此重要。城市贫民区的儿童由于缺乏阳光照射,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D,因此更容易患上佝偻病。
这种认识促使公共卫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政府和慈善机构在城市贫民区建立了儿童保健站,免费为儿童提供鱼肝油补充剂。学校增加了户外活动的时间,确保儿童每天都能接受一定时间的阳光照射。营养学家还编写科普读物,向家长宣传合理膳食和晒太阳的重要性。
现代研究表明,维生素D不仅对骨骼健康重要,还参与免疫调节、心血管健康等多个生理过程。因此,保证充足的维生素D摄入对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具有重要意义。

伤寒是由伤寒沙门菌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污染的水源和食物传播。患者会出现持续高热、腹痛、腹泻、皮疹等症状,严重者可导致肠穿孔、肠出血甚至死亡。在清末民初时期,伤寒是中国城市地区的主要传染病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然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极为简陋。许多城市居民直接从江河中取水饮用,而生活污水和粪便也往往直接排入同一水源。这种状况为伤寒等肠道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1894年,上海爆发了严重的伤寒疫情,数千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500人。调查发现,疫情的源头是一口被粪便污染的水井。类似的疫情在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也时有发生。伤寒成为威胁城市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当时的中医将伤寒与其他发热性疾病统称为“伤寒”,治疗上主要参考张仲景的《伤寒论》。然而,《伤寒论》中的“伤寒”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多种外感热病,与现代医学所说的伤寒(由伤寒沙门菌引起)并不完全对应。这种认识上的混淆影响了疾病的准确诊断和有效治疗。
1880年,德国病理学家卡尔·约瑟夫·埃伯特在伤寒患者的脾脏和肠系膜淋巴结中发现了伤寒杆菌(现称伤寒沙门菌)。1884年,德国微生物学家格奥尔格·加夫基成功分离并培养了这种细菌,确认它就是伤寒的病原体。这些发现标志着人类对伤寒认识的重大突破。
20世纪初,这些科学知识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院和医学院校开始培养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医生。他们不仅能够准确诊断伤寒,还能够区分伤寒与其他类似疾病,如副伤寒、疟疾等。显微镜检查、血液培养等实验室诊断技术的引入,大大提高了伤寒诊断的准确性。
在治疗方面,虽然当时还没有有效的抗生素(青霉素直到1940年代才开始应用),但对症支持治疗的方法逐渐完善。医生强调卧床休息、补充水分和营养、降温退热等措施,并特别注意防止肠穿孔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这些治疗措施使得伤寒的死亡率从30%以上降低到10%左右。
伤寒的频繁流行促使中国开始重视公共卫生建设。民国政府认识到,单纯依靠医疗手段无法根除伤寒,必须从源头上改善环境卫生条件。1920年代,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开始实施公共卫生改革。
上海于1928年成立了卫生局,负责城市的环境卫生管理和传染病防控。卫生局的工作包括:建设自来水供水系统,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修建下水道系统,实现雨污分流;加强粪便和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的卫生意识。
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数据显示,实施公共卫生改革的城市,伤寒发病率在10年内下降了50%以上。这一经验证明,预防胜于治疗,改善环境卫生是控制传染病的根本途径。
伤寒的防控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传染病的控制不仅需要医疗技术的进步,更需要完善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全社会的参与。今天,虽然伤寒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环境卫生仍然是预防肠道传染病的重要措施。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性传播疾病。这种疾病在明朝后期传入中国,到清朝时已经相当普遍。梅毒的症状复杂多样,可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会侵犯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导致严重的残疾甚至死亡。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沿海通商口岸迅速发展,外国商人和水手频繁往来,带来了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梅毒的传播。同时,由于战乱和贫困,卖淫现象在一些城市泛滥,进一步加剧了梅毒的蔓延。到清朝末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梅毒感染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当时社会对梅毒存在强烈的耻辱感,患者往往羞于就医,导致疾病延误治疗。由于缺乏有效的诊断手段,早期梅毒容易被误诊为其他皮肤病。而到了晚期,患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时,很多人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在中医理论中,梅毒被归为“杨梅疮”或“霉疮”,认为是由湿热毒邪引起的。治疗上主要使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中药,如土茯苓、金银花、皂角刺等。这些药物对缓解症状有一定作用,但无法彻底清除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患者往往反复发作。
西方医学在16世纪就开始使用汞制剂治疗梅毒。虽然汞有一定的抗梅毒作用,但毒性很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汞中毒症状。19世纪末,德国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发明了一种有机砷化合物——洒尔佛散(又称六〇六),这是第一个真正有效的抗梅毒药物。
20世纪初,洒尔佛散传入中国,在一些西医院所使用。治疗需要进行多次静脉注射,疗程长达数月,但效果明显优于传统方法。然而,这种药物价格昂贵,且有一定的副作用,普及程度有限。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到1940年代,青霉素开始应用于梅毒治疗,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青霉素对梅毒螺旋体有强大的杀灭作用,疗程短、疗效好、副作用小,使梅毒从一种不治之症变成了可以治愈的疾病。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综合性的梅毒防治措施,包括取缔卖淫、免费为患者提供治疗、开展性病防治宣传教育等。到1960年代,中国基本消灭了梅毒等性传播疾病,这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下表总结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疾病的防治历程: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疾病防治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从经验医学向科学医学的转变是疾病防治取得突破的关键。无论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还是对疟疾、伤寒等疾病病原体的认识,都体现了科学认知的进步如何改变了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疾病防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伤寒的控制经验表明,仅靠医疗手段无法彻底解决传染病问题,必须从改善环境卫生、保障饮水安全、加强卫生教育等多方面入手,才能从源头上切断疾病的传播途径。
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参与是疾病防治成功的保障。从康熙帝推广种痘,到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改革,再到新中国的性病防治运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得许多曾经肆虐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结合展现出独特的价值。青蒿素的发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源于中医古籍的记载,经过现代科学方法的提取和验证,最终成为全球抗疟的重要武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为疾病防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今天,虽然天花、疟疾、伤寒等疾病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或基本消灭,但新的健康挑战仍然存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