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想要了解一座建筑的历史时,就像侦探破案一样,需要从各种线索中寻找答案。这些线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资料来源”。无论是研究故宫太和殿的建造过程,还是探寻一座江南民居的年代,我们都离不开对各类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中,资料来源呈现出独特的面貌。从宋代李诫编纂的《营造法式》,到清代样式房留下的精美图纸,从地方县志中零星的记载,到老工匠口口相传的营造技艺,每一种资料都承载着不同的信息。理解这些资料的特点、知道去哪里寻找它们、学会如何解读和交叉验证,是每一位建筑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获取的资料类型也在不断变化。古代的研究者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实地观察,近代有了照片和测绘图纸,而当代研究则可以利用数字档案、卫星影像等新技术手段。了解不同历史时期可用的资料类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指明方向。
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从宋代到当代,中国建筑史研究中主要资料类型的出现和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推移,可用的资料类型越来越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资料就不重要——恰恰相反,像《营造法式》这样的古代文献,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从这张图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现代研究者拥有比古代学者更多样的资料来源。但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会处理和整合更复杂的信息。接下来,我们将系统地了解如何开展建筑史资料研究。
开始研究一座建筑之前,我们需要明确几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是一张地图,指引着我们的研究方向。单独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够,只有将这些问题的答案综合起来,才能完整地理解一座建筑的历史面貌。
下表列出了建筑史研究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以及它们在实际研究中的体现:
这些问题相互关联。例如,如果我们研究一座祠堂,发现它的建造时间是清代中期,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查阅清代的地方志、族谱;如果知道了建造者是某个家族,就可以去寻找该家族的文献记载;如果了解了当时的建造成本,就能推断出这个家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往往无法获得所有问题的答案。重要的是保持严谨的态度,明确哪些信息是确定的,哪些是推测的,并在研究中注明证据来源。
弄清楚这些核心问题后,我们就需要知道从哪里去寻找答案。不同类型的资料能够提供不同方面的信息,而理解资料的分类是有效开展研究的第一步。
在建筑史研究中,我们将资料分为两大类:一手资料(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研究性资料)。这种区分看似简单,实际上对研究工作有着重要影响。
一手资料,是指与建筑或其所处时代同时期产生的材料。比如研究故宫,那么清代样式房绘制的建筑图纸就是一手资料;清代官员的奏折中提到故宫修缮的内容,也是一手资料;民国时期拍摄的故宫照片,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故宫状况来说,同样是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与研究对象处于同一时代,能够提供最直接的历史信息。
二手资料,则是后人对建筑或历史时期的研究和解释。当代学者撰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典型的二手资料。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是二手资料,但如果我们研究的是20世纪建筑史学的发展,那么这本书又成为了一手资料。所以资料的性质,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目标。
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理解这种区分。假如我们要研究北京天坛祈年殿。明代建造时的工程账目、清代绘制的建筑图纸、乾隆皇帝的祭天诗文,这些都是一手资料。而梁思成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对祈年殿的测绘报告和分析文章,则是二手资料。如果我们的研究目标是了解明清时期天坛的形制,那么梁思成的文章是参考;但如果研究目标是了解民国时期建筑学者如何看待传统建筑,那么梁思成的文章就成了一手资料。
判断资料性质的关键,不在于资料本身的年代久远,而在于它与研究对象的时代关系。与研究对象同时代的是一手资料,后世的研究和解释是二手资料。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既需要一手资料,也需要二手资料。二手资料能够帮助我们快速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避免重复劳动;而一手资料则是我们得出新结论、提出新观点的基础。理想的研究过程是:先查阅二手资料了解现状,再深入一手资料进行原创研究,最后将新发现与已有研究对话。
不同类型的资料在可靠性和可获取性上存在差异。下图展示了几种主要资料来源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表现:
从图中可以看出,建筑实物本身是最可靠的资料来源,因为它直接呈现历史信息,但并非所有建筑都能保存至今或方便考察。档案文献的可靠性很高,但往往分散在各地档案馆,查找较为困难。相反,网络资料虽然获取方便,但可靠性较低,需要仔细甄别。口述史介于两者之间,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记忆,但受访者的记忆可能有偏差,需要与其他资料交叉验证。
在使用任何资料时,都要保持批判性思维。即使是一手资料,也可能存在记录错误、立场偏见或信息缺失的问题。交叉验证是确保研究可靠性的关键。
了解了资料的基本分类后,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各类资料的具体特点,知道它们能告诉我们什么,以及在哪里能找到它们。

建筑物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一座真实存在的建筑,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从木构件上的斧凿痕迹,到墙面上的彩画层次;从屋顶的瓦作形式,到地基的夯土层次,每一个细节都在讲述着历史。
实地考察是建筑史研究不可替代的环节。有些信息只有亲临现场才能获得。比如,建筑的空间感受、光影变化、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这些都无法从图纸和文字中完全体会。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被发现之前,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正是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的实地考察,通过观察建筑的斗栱形制、柱子的侧脚和升起等特征,并结合梁架上的题记,才确认了它的唐代身份。
测绘是记录建筑实物信息的重要手段。传统测绘使用皮尺、水准仪等工具,绘制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大样图。这项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中国营造学社在20世纪30年代测绘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时,详细记录了每一个斗栱构件的尺寸和位置,这些图纸成为后世研究辽代建筑的珍贵资料。
当代技术为建筑测绘带来了新手段。三维激光扫描可以快速获取建筑的精确三维模型,无人机航拍能够记录建筑的整体环境和屋顶细节,红外热成像可以探测墙体内部的结构问题。这些技术在故宫、长城等大型古建筑群的保护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传统的手工测绘仍然有其价值,因为测绘的过程本身就是深入观察和理解建筑的过程。
在考察建筑实物时,要特别注意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墙体上的修补痕迹、构件上的墨线和编号、不同材料的交接处等。这些往往能揭示建筑的建造和改建历史。
但并非所有建筑都能完整保存到今天。许多重要建筑因战乱、自然灾害或人为拆除而消失,这时我们就必须依靠其他类型的资料来重建历史。圆明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今天我们只能看到残垣断壁,要了解它当年的盛况,就要依靠清代的档案、图纸、诗文和西方传教士的记述。
即使建筑尚存,也可能经历了多次改建。北京故宫的很多建筑都经过了明清两代以及民国、新中国的多次修缮,如何区分不同时期的构件和做法,需要结合档案记载和科学检测手段。木材的碳十四测年、彩画颜料的成分分析等科技手段,能够为年代判定提供客观依据。
对于那些已经消失或大幅改建的建筑,以及难以现场考察的情况,我们就需要转向文献档案来寻找信息。档案文献虽然不如实物直观,却往往能提供实物无法告诉我们的信息,比如建造的具体时间、参与人员、工程费用等。
档案文献是建筑史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资料类型。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字记录传统,从官方文书到私人笔记,从正式史书到地方志乘,各类文献中都保存着关于建筑的信息。
官方档案是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来源。清代内务府档案和样式房档案,详细记录了皇家建筑的建造和修缮过程。这些档案包括工程奏折、预算清单、用料账目、工匠名册等,信息极为详细。研究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内务府档案是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些档案现在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
地方志是另一类重要文献。几乎每个州府县都编纂有地方志,其中的“建置志”或“舆地志”部分会记载当地的重要建筑,包括城墙、衙署、寺庙、书院、桥梁等。虽然这些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对于研究地方性建筑非常有价值。比如研究某个县城的文庙何时建造,就可以从历代县志中寻找线索。需要注意的是,地方志的编纂年代不同,记载的详细程度也有差异,使用时要注意版本和可靠性。
族谱家谱中也包含建筑信息。许多宗族在建造祠堂、宗祠时会在族谱中记载,包括建造年代、出资人、建筑规模等。一些大家族的私家园林,在家谱和家族文献中也会有记载。研究徽州古建筑,当地保存的族谱是重要参考资料。
碑刻题记直接镌刻在建筑上或附近,是非常可靠的一手资料。寺庙的建寺碑、桥梁的修桥碑、府县衙门的重修碑等,往往会记载建造或修缮的年代、经过、参与人员等。这些碑刻分散在各地,有些保存在建筑原址,有些收藏在博物馆。阅读碑刻需要一定的古文字和文言文功底,因为很多碑刻使用较为艰深的文体。
诗文集中的建筑信息往往被忽视,但其实很有价值。文人的诗文中经常描写建筑,留下了许多建筑形象和使用情况的记录。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描写了江州(今九江)的江边建筑,王安石的诗文中多次提到金陵(南京)的园林。这些文学作品虽然不是专门的建筑记录,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建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功能。
下表列出了主要的档案文献类型及其收藏机构:
使用档案文献时,需要注意几点。首先,要核实文献的版本和成书年代,因为后世翻刻可能有错误。其次,要理解文献写作的目的和立场,官方文书可能有粉饰,私人笔记可能有偏见。再次,古代文献中的建筑名称、地名可能与今天不同,需要考证对应关系。最后,很多档案文献使用文言文,还可能涉及古代的度量衡、建筑术语,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才能正确理解。
图纸和图像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建筑的视觉证据。相比文字描述,图像更加直观,能够展现建筑的形态、比例和细节。
中国古代的建筑图纸与西方不同。清代样式房的建筑图纸被称为“烫样”或“画样”。烫样是立体的建筑模型,用纸板、木材制作,精确反映建筑的形制和尺寸。现存最著名的烫样是圆明园的建筑烫样,保存在法国和中国。画样则是平面图纸,使用传统的界画技法绘制,标注尺寸和材料。这些图纸现在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中包含了大量的建筑图样,展示了各种构件的形制和做法。清代的《工程做法》也配有图解。这些技术图纸对于理解传统建筑的构造原理至关重要。
历史照片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图像资料。摄影术传入中国后,许多西方人和中国摄影师拍摄了大量建筑照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京城、上海租界的照片,为我们保存了这些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像。中国营造学社在1930年代的考察中拍摄了大量古建筑照片,其中有些建筑后来毁于战火,这些照片成为孤本。使用历史照片时要注意拍摄角度可能造成的视觉变形,也要考虑照片可能经过修版或后期处理。
古代绘画中的建筑图像同样有研究价值。《清明上河图》详细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各类建筑,虽然是艺术作品,但在建筑史研究中有重要参考价值。明代仇英的《汉宫春晓图》、清代的《乾隆南巡图》等,都包含了丰富的建筑信息。需要注意的是,绘画毕竟是艺术创作,可能有夸张和想象成分,不能完全作为建筑的真实记录,需要结合其他资料来验证。
当代的卫星影像和航拍照片为大尺度的建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卫星影像可以观察城市格局、大型建筑群的空间关系。一些消失的历史建筑,通过卫星影像仍能看到地面痕迹。结合不同年代的航拍照片,还可以研究建筑和城市的历史变迁。
图像资料虽然直观,但也有其局限性。照片只能显示可见的外观,无法展现内部结构和使用情况。图纸可能是设计方案而非实际建造情况。因此,图像资料最好与文献记载和实物考察相结合使用。
中国古代有系统的建筑技术文献传统,这些文献不仅是历史资料,更是理解传统建筑技术的钥匙。
《营造法式》是宋代李诫编纂的官方建筑规范,成书于1103年。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宋代的建筑技术,包括各种构件的尺度、比例、做法,是研究宋代及其之后建筑的基本文献。全书分为总例、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五部分,内容极为详尽。阅读《营造法式》需要建筑学和古汉语的双重知识,因为其中使用了大量的专业术语。
《营造法式》不仅是技术手册,更反映了宋代建筑的美学观念和社会等级制度。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宋代建筑呈现出特定的形态特征。
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简称《工程做法》)是清代官式建筑的技术规范,分为多个版本,其中以乾隆时期的版本最为完备。这部著作规定了清代官式建筑各部分的尺寸、材料和做法,是研究清代建筑必读的文献。与《营造法式》相比,《工程做法》更加注重实用性,对具体工程的指导性更强。
除了这两部最重要的官方文献,还有许多地方性的工匠手册。比如江南地区流传的《鲁班经》《鲁班营造正式》等,记录了民间匠人的技术经验。这些文献往往以口诀、歌谣的形式流传,通俗易懂,但系统性不如官方文献。福建、广东、山西等地都有各自的地方工匠传统和相关文献。
建筑技术还记录在更广泛的技术类书籍中。《天工开物》等著作中包含了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的内容。一些地方志的“物产志”部分会记载当地的建筑材料。
阅读技术文献的难点在于术语的理解。古代建筑术语与现代不同,同一个构件在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称呼。比如斗栱,在不同文献中可能称为“铺作”“斗栱”“斗科”。需要通过图文对照、实物比对来准确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

地图为建筑研究提供了空间维度的信息。通过地图,我们可以了解建筑的选址、周边环境、城市格局的变迁。
中国古代就有绘制城市地图的传统。明清时期的府城图、县城图,详细绘制了城墙、街道、主要建筑的位置。这些地图有些绘制在绢本上,有些刻印在地方志中。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乾隆京城全图》等大型城市地图,详细标注了清代北京城的建筑分布。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测绘技术的传入,中国开始绘制现代意义上的测绘地图。清末民初的城市地图,精度大大提高。上海、天津、广州等通商口岸城市,都有外国人测绘的详细地图,这些地图记录了这些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过程。
使用历史地图时需要注意比例尺和测绘精度。古代地图往往不是严格按比例绘制,而是示意性的。街道宽度、建筑大小可能有夸张或变形。对比不同时期的地图,可以发现有些建筑的位置在不同地图上有差异,这可能是测绘误差,也可能确实反映了变化。
现代遥感技术为建筑研究提供了新的地图资源。通过对比不同年代的卫星影像,可以观察城市扩张、建筑拆建的过程。一些考古遗址通过卫星影像的地貌分析得以发现。激光雷达(LiDAR)技术能够穿透植被,发现隐藏在森林中的古代建筑遗迹。
地图不仅告诉我们建筑在哪里,还能揭示更深层的信息。通过分析古代城市地图,可以理解中轴线、坊市制度等城市规划理念。通过标注建筑密度、功能分区,可以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
口述史是指通过访谈当事人获得的历史信息。对于近现代建筑的研究,口述史能够提供文献档案无法记载的生动细节。
老工匠的口述是传统营造技艺研究的宝贵资料。许多传统建筑技术依靠师徒口传心授,并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访谈老木工、老瓦匠,能够了解传统工艺的具体操作方法、工具使用、材料处理等知识。比如研究斗栱的安装顺序、榫卯的凿制技巧,往往需要向老工匠请教。山西、安徽等地还保存有传统营造技艺,及时记录这些老工匠的知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建筑使用者的记忆同样重要。一座老宅子原来的格局如何、哪个房间作何用途、院子里种什么树,这些信息往往只有住过的人才知道。研究传统民居、四合院,访谈原住民能够获得建筑使用史的第一手资料。老北京人对四合院生活的回忆,不仅涉及建筑本身,还包括邻里关系、生活习俗等社会文化信息。
建筑师和建设者的口述能够补充工程档案的不足。许多20世纪建筑的设计意图、建造过程,通过访谈参与者可以获得更生动的了解。一些设计方案的变更、施工中的技术难题及其解决办法,往往没有写入正式报告,但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保存着。
口述史虽然生动,但也有其局限性。人的记忆会随时间而模糊,可能出现记错、记混的情况。访谈者的提问方式也可能影响受访者的回答。因此,口述史料需要与其他资料交叉验证,不宜单独作为结论的依据。
进行口述史访谈需要一定的技巧。要事先了解研究对象,准备好访谈提纲,但也要灵活调整,跟随受访者的思路。要使用录音、录像设备,完整保存访谈内容。访谈结束后要及时整理成文字,并请受访者确认。对于专业性很强的技术问题,最好能够实地观察和记录,配合照片、视频资料。
当代也有一些大学和文化机构在开展建筑口述史项目,系统地访谈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这些项目的成果为研究20世纪中国建筑史提供了宝贵资源。
掌握了各类资料的特点后,我们需要了解如何有序地开展资料检索工作。建筑史研究不是盲目地搜集材料,而是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下图展示了建筑史研究资料检索的标准流程:
从图中可以看出,研究工作是逐步推进的过程。初期的准备工作虽然时间投入不多,但非常重要,它决定了后续研究的方向。中期的档案检索和实地考察是工作量最大的阶段。到了交叉验证和资料整理阶段,研究成果开始显现。最后形成结论时,虽然主要工作已经完成,但仍需要反复推敲和修改。
研究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几个常见陷阱。一是过度依赖单一资料来源,要注意资料的多样性。二是忽视资料的时代背景和立场,要批判性地阅读。三是受既有结论的影响,先入为主,要保持开放态度。四是资料搜集不够系统,遗漏重要信息,要有检索清单。五是没有及时整理记录,事后难以追溯,要养成良好的笔记习惯。
建立自己的研究档案系统非常重要。可以使用卡片、笔记本或电子文档,记录每一条资料的出处、内容要点、研究价值等。这不仅便于当前研究,也为将来的学习工作积累知识库。

理论讲了很多,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看看如何综合运用各类资料。这是安徽黟县某村一座王姓宗祠的研究案例。
这座祠堂位于村子中心,坐北朝南,三进院落格局,砖木结构,马头墙,保存基本完整。但村民们对它的建造年代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明代,有的说是清代。我们的任务就是确定它的准确年代。
综合以上证据,我们得出结论:这座王氏宗祠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主体木构架保存了明代原貌;清康熙、乾隆年间进行过重大修缮,改建了部分墙体和屋顶;20世纪曾受破坏后简单修复。
这个案例说明了几个重要原则。第一,不同类型的资料具有不同的证据效力,实物证据(题记)和文献证据(族谱、地方志)的结合最有说服力。第二,单一证据可能存在疑问,需要多种证据相互印证。第三,要区分原建和改建,一座建筑可能包含不同时期的构件。第四,技术分析和风格比较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第五,口述史虽然证据强度较弱,但能提供背景信息和研究线索。
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建筑史研究的方式。传统的资料检索和使用方法仍然重要,但数字技术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档案数字化使资料获取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档案馆、图书馆将藏品数字化,提供在线访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都建立了数字资源平台。研究者不必亲临现场,就可以查阅部分档案文献。不过,并非所有资料都已数字化,核心的原始档案仍需要实地查阅。
数字数据库整合了海量资料。中国知网、读秀学术搜索等平台,可以快速检索学术论文、古籍善本。地方志数据库集合了全国各地的历代方志。这些数据库的全文检索功能,大大提高了资料查找效率。过去需要几个月翻阅书籍才能找到的信息,现在可能几分钟就能定位。
三维建模技术为建筑记录和研究提供了新手段。通过激光扫描和摄影测量,可以快速建立建筑的精确三维模型。这些数字模型不仅可以用于保护和展示,还能进行虚拟测量和分析。故宫、敦煌等文化遗产地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数字化保护工程。
虚拟复原成为研究和展示历史建筑的重要方式。对于已经消失的建筑,可以根据文献、图纸、考古资料进行数字复原。圆明园的虚拟复原就是典型例子,通过整合清代档案、西方传教士的记述、考古发掘成果,在电脑中重现了圆明园的盛景。这种复原既是研究成果的呈现,也是研究过程本身,因为复原过程会发现资料中的矛盾和空白。
地理信息系统(GIS)为空间分析提供了强大工具。可以将历史地图数字化,叠加不同时期的地图,分析城市格局的演变。可以标注历史建筑的位置,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可以结合地形、水系等自然要素,研究建筑选址的规律。
社交媒体和众包平台也在发挥作用。一些老照片通过网络征集得以发现。热心市民在网上分享的老建筑记忆和照片,有时能为研究提供意外的线索。不过,网络信息良莠不齐,需要仔细甄别。
数字技术是工具,不是目的。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建筑史研究的核心仍然是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技术帮助我们更好地获取和分析资料,但不能替代研究者的思考和判断。
数字技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数字资料的长期保存是一个挑战,因为存储介质和文件格式不断更新。数字化过程可能造成信息损失,比如古籍扫描可能遗漏边注、钤印等细节。过度依赖数字资源可能忽视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因此,数字方法应该与传统方法相结合,而不是相互替代。
建筑史研究是一门严谨而富有探索性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既具备扎实的史学和建筑理论基础,又能在复杂多变的资料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资料来源的广泛与多样,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也带来了甄别与整合的挑战。建筑史研究涉及实物、文献、图像、口述、技术报告等多种类型的资料,如何判别其真实性、关联性与独特价值,是每一位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要系统而深入地推进研究,除了掌握多种资料类型,还需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够对证据进行科学分析和合理推断。现代数字技术为资料的获取、整理和展示带来了便利,但传统文献、田野调查和现场测绘依然不可替代。两者结合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发现资料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此同时,基础训练、批判思维、科学记录、严密论证和学术伦理始终是建筑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支柱。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不断学习和吸收相关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例如,跨学科协作能够引入社会学、地理学、信息科学等视角,使建筑史研究更加立体和深入。国际交流与前沿课题的关注,则有助于把握学科动态,拓展研究主题。
虽然建筑史研究之路充满挑战,但坚持探索与持续积累终会带来丰硕成果。每一次田野调查、每一项史料发掘、每一次逻辑推演,都是对专业素养和学术精神的考验与提升。建筑史不仅关乎事实的考证,更承载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文化的传承和对社会责任感的践行。它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要纽带,也是保护和弘扬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
愿每个人都能在研究中体会到历史的魅力,在探索中磨炼学术能力,在交流中拓宽视野,在挑战和困惑中坚持初心。期待你们在建筑史的学术旅途中,不仅获得知识的积累,更收获思想的成长与人生的启发。
掌握资料来源是建筑史研究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历史意识与研究能力。勇于思考,敢于质疑,不被表象所惑,才能在纷繁的资料中理清脉络,做出独到判断。愿你在这场旅程中收获成长与启发,在守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道路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