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设计究竟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无数建筑师、学者与学习者。有人主张,优秀的建筑作品来源于设计师的直觉、灵感与情感表达,建筑的创造和欣赏应该像绘画与音乐一样自由、感性且富有个性;而另一些人则强调建筑设计应以理性分析为基础,依靠逻辑推理、科学数据和技术手段来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认为,建筑既要满足功能、安全和舒适等需求,也要尊重环境、优化资源配置,因此设计过程理应具备科学精神。
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揭示了建筑设计的不同侧面。在创作的过程中,建筑师经常需要在感性与理性之间不断切换和调和:既要善于捕捉偶然的启发与瞬间的灵光,也要具备系统思考和严密分析的能力。建筑设计的复杂性,正源于它融合了艺术与科学的特质。无论是著名的历史建筑,还是先锋的现代作品,几乎都可以看到感性直觉和理性方法的共同作用。
在本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建筑设计领域内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方法论。内容将涵盖从超现实主义强调偶然性的灵感激发方法,到通过严格逻辑与数据分析进行推导的理性设计路径;从历史类型学在现代转译中的应用,到建筑先例的批判性吸收与创新转换。这些方法不仅反映了设计师不同的思考视角,也为我们理解和拓展建筑设计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在20世纪的建筑实践中,有一种特别的设计思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种方法不追求整体的统一性,也不强求所有元素都服从同一个组织原则,而是允许不同的空间、形式和材料各自保持独立的特征,最终通过某种松散的联系组织在一起。理论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异托邦”。
如果你走进一座建筑,发现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性格:有的房间方正规整,有的房间曲线优美;有的空间明亮开阔,有的空间幽暗私密。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并没有制造混乱,反而让建筑变得丰富而有趣。这就是异托邦设计的核心理念。
在中国当代建筑实践中,建筑师王澍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异托邦理念的典型代表。整个校区并没有采用统一的建筑风格,而是将传统民居的瓦片屋顶、现代的混凝土墙体、回收的旧砖石等不同材料和形式组合在一起。每一栋建筑都有自己的形态特征,但它们通过蜿蜒的道路和庭院空间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既多样又统一的整体。
在异托邦设计理念下,建筑空间根据其功能的重要性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关键的公共空间通常被赋予更具辨识度和独特感的形式,而一些辅助或次要的空间则采用简洁、重复的布局。
这种策略使各类空间之间既具有独立性,也相互关联,从而丰富了整体的空间层次。通过对不同区域进行差异化处理,建筑师突出了空间的主次关系,使使用者能够清晰地感知各自的重要性与特征。
异托邦设计并不意味着随意堆砌,而是在看似无序的表象下,通过功能逻辑、动线组织或空间体验建立起内在的秩序。
异托邦设计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建筑师会将同一个形式母题在不同尺度上反复使用。比如,一个扇形的图案可能同时出现在家具的细节、天花板的造型、建筑的平面,甚至整个场地的规划中。这种跨尺度的重复使用,让建筑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共鸣。
在王澍的宁波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手法。从小型的砖石拼接肌理,到中等尺度的墙体构成,再到大尺度的建筑体量关系,都运用了破碎与重组的主题。这种在不同尺度上的呼应,让建筑具有了丰富的层次感。
当理性思维主导设计的时候,建筑往往会变得程式化和可预测。而超现实主义为建筑设计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通过偶然性、无意识和随机技术来激发创造力,打破常规思维的束缚。
偶然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泼墨山水画就充分利用了墨汁在纸上的随机扩散效果,画家会根据偶然形成的墨迹来完善画面。这种“有意为之的偶然”实际上是让创作者跳出惯性思维的一种方法。
在西方艺术史中,18世纪的英国画家亚历山大·科曾斯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偶然性创作方法。他会在纸上随意泼洒墨水,形成抽象的斑点,然后从这些偶然的形状中寻找灵感,发展出风景画的构图。这个方法的核心在于:偶然形成的图案会绕过我们大脑中固有的构图模式,让我们看到新的可能性。
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发展出了一整套利用偶然性和无意识的创作技法。下表总结了主要的技法及其特点:
在当代中国建筑实践中,MAD建筑事务所的哈尔滨大剧院体现了类似超现实主义的设计思路。虽然建筑师可能并非直接使用自动绘图的方法,但建筑的有机流动形态确实突破了常规的几何逻辑。整个建筑如同冰雪覆盖的山丘,曲线柔和而连续,这种形态很难用传统的几何规则来推导,反而更像是从自然形态中提取的灵感。
建筑表皮采用了白色铝板,在不同光照下呈现出微妙的变化。这种追求氛围感和感性体验的设计态度,与超现实主义强调的“绕过理性直达感知”的理念有着内在的联系。
需要注意的是,偶然性技法只是设计的起点,而非终点。建筑师仍然需要通过专业判断来筛选和发展这些偶然产生的形态,使其符合功能、结构和场地的要求。
有些建筑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路,他们使用算法和参数化设计来生成意外的形态。虽然这看起来是理性的计算过程,但当算法足够复杂,或者引入随机参数时,结果同样可能是不可预测的。
张雷联合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虽然不是纯粹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但在设计中也运用了某种“控制下的随机性”。建筑的混凝土表面保留了木模板的自然纹理,这些纹理的具体形态是无法完全控制的,正是这种材料本身的不确定性为建筑增添了独特的质感。

与追求偶然性和直觉的设计方法相对,建筑史上还有一条强调理性、科学和系统分析的脉络。这种方法认为建筑设计不应该依赖建筑师的个人喜好或艺术灵感,而应该基于客观的数据分析和科学的推导过程。
20世纪初,有一批建筑师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建筑的形式应该完全由功能和性能要求推导出来,而不应该预先设定任何美学偏好。这种被称为“性能形态”的设计方法,试图建立一套客观的、可验证的设计流程。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收集所有相关的客观数据,包括场地的日照条件、风向、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以及使用者的行为模式、空间需求等功能信息。然后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让建筑的形式“自动计算”出来。
让我们通过一个住宅设计的简化案例来理解这个过程。假设我们要设计一个两居室住宅,需要考虑不同房间在一天中对日照的需求:
从图中可以看出,卧室在早晨对日照的需求最高,因为人们需要晨光来调节生物钟;而客厅在下午和傍晚对日照的需求更高,因为这是家庭活动的主要时间。基于这个分析,理性的设计推导应该是:将卧室布置在建筑的东侧,将客厅布置在西侧或南侧,这样才能满足不同时段的日照需求。
性能形态的核心思想是让建筑的形式成为功能需求的直接结果,而不是先有一个形式概念再往里填充功能。
在性能导向的设计中,人的行为路径也是重要的分析对象。早期的工业管理学家通过摄影技术记录工人的动作轨迹,找出最高效的工作方式。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建筑设计中。
在中国的住宅设计实践中,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曾经进行过大量的住宅标准化研究。他们分析了居民在家中的日常动线,包括从入口到各个房间的路径、厨房内的操作流程、卫生间的使用习惯等。基于这些数据,他们优化了房间的布局和尺寸,力求在有限的面积内实现最高的空间效率。
比如,厨房的设计需要考虑从冰箱取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到上菜的整个流程。如果能把这些操作点按照合理的顺序排列,就能大大减少不必要的移动,提高使用效率。这就是性能形态在具体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然而,性能形态的方法也面临一些根本性的挑战。首先,大多数建筑空间都需要承担多种功能,而不同功能的性能要求往往是矛盾的。比如,一个房间既要用于工作,又要用于休息,还要用于会客,那么它的"最优形态"究竟是什么?
其次,即使功能要求非常明确,从功能推导到形式的过程也不是唯一的。同样的功能需求可能对应多种不同的空间形式,选择哪一种仍然需要建筑师的主观判断。
最后,这种方法往往忽视了建筑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一个完全基于性能优化的建筑可能在功能上无可挑剔,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显得冷漠和机械。
进入计算机时代后,理性主义的设计方法获得了新的工具。建筑师可以利用计算机来生成、评估和优化设计方案,甚至可以让计算机自动生成符合特定规则的建筑形式。
20世纪60年代,建筑理论家开始探索用计算机来辅助或主导设计过程。其中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是“形状语法”。研究者分析了历史上的经典建筑,提取出其中的几何规则,然后编写程序让计算机按照这些规则生成新的设计。
比如,通过分析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帕拉迪奥的别墅设计,研究者发现这些建筑都遵循某些共同的比例关系和组合规则。将这些规则写成计算机程序后,就可以生成无数个新的“帕拉迪奥风格”的平面方案。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计算机可以生成成千上万个方案,我们如何从中挑选出好的设计?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评判标准,那么是否可以直接用这些标准来推导设计,而不需要经历生成和筛选的过程?
另一种理性化的设计研究方法是“空间句法”,这个方法专注于分析建筑和城市空间的拓扑关系。它的基本假设是:空间的连接关系决定了人的行为模式,进而影响社会交往。
空间句法引入了“空间深度”的概念。从入口到达某个房间需要经过的空间数量,就是这个房间的深度。深度越大,空间越私密,使用者的地位越高。下面的图表展示了不同空间布局的深度差异:
从图中可以看出,线性布局的深度随着距离入口越远而线性增加,最深处的空间非常私密;树形布局通过分支结构,可以让多个空间保持相同的深度;而环形布局通过多个连接路径,降低了整体的深度值,使空间更加开放和易达。
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帮助建筑师理解空间组织对使用行为的影响,从而做出更合理的设计决策。
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提出了“模式语言”的概念,这是一种介于完全理性推导和完全自由创作之间的设计方法。他收集了253个“模式”,每个模式描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设计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亚历山大认为,优秀的建筑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品质,这种品质来自于15个基本特征的组合,包括:尺度层次、强中心、边界、韵律重复、正空间、良好形状、局部对称、深度交织、对比、渐变、粗糙感、回声、空白、朴素与内在平静、以及整体性。
亚历山大的方法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在于:他既不完全依赖直觉,也不完全依赖计算,而是试图将经验智慧系统化,让非专业人士也能参与到设计决策中来。
模式语言的精髓在于:它提供的不是固定的解决方案,而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的设计原则。同一个模式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具体形式。
在建筑设计中,还有一种重要的方法是从历史建筑中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理解先例背后的原理,然后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类型学是一种通过分类和比较来理解建筑的方法。它认为建筑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类型”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19世纪的理论家提出了类型和模型的区别:模型是一个具体的对象,应该被精确复制;而类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产生无数个具体的变体。
比如,“巴西利卡式教堂”是一个类型。它的特征是:线性平面、中央高大的中厅、两侧较低的侧廊、中厅通过高侧窗采光。符合这些特征的教堂就属于巴西利卡类型,但它们的具体形式可以千差万别,长度可以不同,宽度可以不同,装饰风格可以不同,建造材料也可以不同。
在中国建筑传统中,也存在着清晰的类型系统。四合院就是一个典型的建筑类型。它的基本特征是:四面围合的院落、南北中轴对称、主要房屋朝南、北房为正房地位最高。但具体到每一个四合院,规模可以大小不同,装饰可以繁简不同,房间数量可以多少不同。
建筑师张永和在进行四合院改造时,既保持了类型的基本特征(围合、院落、层级关系),又根据当代生活需求进行了创新(引入现代材料、调整房间功能、改善采光通风)。这就是类型学方法的运用:在类型的稳定框架内进行变化和创新。
更有趣的是,建筑师可以将不同的类型组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可能性。何镜堂设计的中国馆(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体现了这种思路。建筑的整体形态借鉴了中国传统的斗拱结构,这是一个类型;但在平面组织上,它又采用了现代大跨度展览建筑的类型;在空间序列上,它参考了中国古代宫殿层层递进的类型。这三个类型的组合创造出了一个既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功能要求的建筑。
让我们通过一个图表来理解空间深度在不同类型中的表现:
以中心为核心,强调聚合、引导和焦点。空间深度以核心为最高,向外递减。
空间沿一条轴线有序展开,强调方向性和层级推进。深度随着线性序列递增,便于引导流动与分区。
环绕式结构,强调包裹、循环。空间深度较低但流动性强。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央式类型空间以中心为核心,深度向外递减,强调聚合与焦点;线性类型空间沿轴线递进,深度随序列推进有序增加,突出流动与分区感;环形类型空间则环绕包裹,深度变化较小,空间更加流通与开放。
类型学的价值在于:它为建筑师提供了一个经过历史检验的起点,而不需要每次都从零开始。但类型必须根据新的条件进行调整和转化,而不能僵化地套用。
除了运用抽象的类型,建筑师还可以从具体的历史建筑中获取灵感。但关键在于“转换”而不是“复制”。
从先例中学习有多种方式。最直接的方法是提取几何关系。例如,某些经典建筑采用了黄金分割比例,其数学表达如下:
新的设计可以借用这一比例关系,将其应用在不同的元素上。
更深层的转换是理解先例的空间组织逻辑。比如,中国传统园林的空间组织讲究“移步换景”,通过曲折的路径、视线的遮挡与开启、空间的收放节奏来创造丰富的体验。这个原理可以应用到当代的博物馆设计中,即使具体的形式完全不同。
让我们通过一个简化的例子来理解几何转换。假设我们从一个传统建筑中提取了黄金分割的比例关系,并将其应用到新设计的立面划分中:
在上方的立面比例动态图中,你可以通过滑动条交互直观地调整分割比例。左侧的3D立面中,红色描边部分为标准单元(边长为1的正方形),蓝色区域展示了依据黄金分割比例()叠加后的长方形分区,绿色虚线则指示了黄金分割点的实际位置。下方的数值区实时显示长边与短边的比例,与黄金分割的接近程度会以不同颜色的提示直观反馈。这种比例不仅适用于立面模块,还可灵活用于门窗尺寸、柱距、整体造型等多种建筑元素,实现古典美学在现代设计中的量化转译。

建筑师王澍在设计宁波博物馆时,从江南传统建筑中提取了“瓦爿墙”这个元素。瓦爿墙是用废弃的瓦片和砖石混合砌筑的墙体,原本是普通民居的经济做法。王澍将这个传统构造方法转译到大型公共建筑上,但做了重要的调整:墙体的结构由现代混凝土承担,瓦片和砖石成为表层的装饰和文化表达;墙体的尺度被放大,以匹配博物馆的体量;砖石的排列不再是随机的,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形成有节奏的图案。
这就是先例转换的精髓:提取传统的材料记忆和文化意义,但用当代的技术和尺度重新演绎。建筑既让人感到熟悉(因为材料和肌理唤起了集体记忆),又让人感到新鲜(因为组织方式和尺度关系是当代的)。
成功的先例转换不是表面的形式模仿,而是理解先例的深层逻辑,然后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诠释这个逻辑。
另一个例子是崔恺设计的某些项目,他经常从中国传统建筑中提取“大屋顶”的意象,但不是简单地把传统屋顶放在现代建筑上,而是将屋顶的轮廓线、出檐的姿态、构件的韵律等抽象出来,用现代材料和结构重新表达。这种转换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同时又具有当代性。
先例不一定局限于本土传统。建筑师也可以从其他文化的建筑中学习,但同样需要经过转换。重要的是理解先例在其原有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和作用,然后思考在新的语境中如何建立类似的意义和作用。
比如,从希腊神庙的柱廊中,我们可以学到的不是柱子的具体样式,而是通过柱廊创造明暗对比、形成过渡空间、强化建筑入口感的方法。这些原理可以用完全不同的形式和材料来实现。
在实际的建筑实践中,建筑师很少只使用一种方法。更常见的情况是将不同的方法综合起来,在设计过程的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
下表总结了我们讨论的各种设计方法及其特点:
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建筑师可能需要发散性思维,这时超现实主义的偶然性技法或异托邦的多元并置可以帮助打开思路;在概念形成阶段,类型学和先例转换可以提供有文化深度的框架;在方案深化阶段,性能分析和参数化方法可以帮助优化设计;而在整个过程中,模式语言提供的经验智慧都可以作为参考。
在中国的建筑实践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完全抛弃传统会导致文化断裂,简单复古又会陷入形式主义。比较成熟的做法是通过先例转换和类型学的方法,从传统中提取深层的空间逻辑和文化意涵,然后用当代的技术和形式重新表达。
王澍、崔恺、张永和、何镜堂等建筑师的实践都体现了这种综合的方法论。他们既不排斥理性分析和性能优化,也不放弃文化表达和情感体验;既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也勇于创新和实验。
优秀的建筑师不会拘泥于某一种方法,而是根据项目的特点、场地的条件、使用者的需求以及文化的语境,灵活地综合运用各种设计方法,最终创造出既满足功能要求、又具有文化深度和情感感染力的建筑作品。
建筑设计的方法论是多元的。从追求偶然性的超现实主义,到强调理性推导的性能形态;从自由并置的异托邦,到系统化的模式语言;从历史类型的运用,到先例的创造性转换,每一种方法都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建筑、思考设计的独特视角。
对于初学者而言,理解这些不同的方法论有助于拓展设计思维。在实际项目中,不必拘泥于某一种方法,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甚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设计方法。建筑设计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既需要理性的分析,也需要感性的直觉;既要尊重传统,也要勇于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方法论是工具而非目的,最终的目标是创造出真正服务于人、尊重环境、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空间。